著名传播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新科技的影响和冲击经常被当做社会的一个“既定现象”（given）。也就是说，新技术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至于科技对社会产生的冲击不需要大惊小怪。威廉斯据此指出，这种取向意味着其他关于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被掩盖了。因为如果检视科技与社会使用之间的联系，就要考察一些机构如何对这些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影响。只有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揭露科技对一个社会日常生活的真正冲击。要想全面了解科技如何影响社会，就必须指出在特殊的文化脉络下科技如何实际地应用。他说，“很明显地，符合那些真正决策团体意志优先权的需求，将更迅速吸引各种资源的投资，和官方的允许、批准或鼓励，而科技要能真正发展和具有影响力，都得依赖这些条件”。
新技术的发生经常与社会中的富有者和有权力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只有科技促进了社会中那些经济权力者的利益，科技才会迅速地发展，一些相当重要的科技发明比如网络，最初就是为了军事的需要才得以开发的。加汉姆进一步指出，20世纪80年代资讯科技的发展，与跨国公司和法人将劳动力密集制造业的工作散布到第三世界紧密相联，它直接导致了对于科技需求的增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的一部分。
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曾指出：“某种产品的更新与技术效能没有多少关系，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关系，而完全与实力有关。”这里所说的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科技的发展加剧了企业所有权的集中。正如电信的发展并不一定促使商务活动分散化，相反，而是使商务活动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在这种商务的空间聚合中，产生了经济权力的集中，而经济权力的集中必然带来政治权力的干预。依托传播技术的更新，不同的媒介在构建文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作用。伊尼斯将传播媒介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将帝国也分为倚重时间的帝国和倚重空间的帝国，即宗教帝国和政治帝国。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和石头，性质耐久，有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而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电报和广播，质地轻便“有利于集中化”，为政治帝国的空间扩张和远距离控制提供了便利。由此可以分析，现代社会中有线电视、卫星数字技术的运用更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战略铺平了道路。
二、作为制度安排的传播新技术
近代社会经历了从纸质传播到电子传播的发展，但对于传播技术而言，不能只看到媒介形态本身的变化，还要注意到它周围环境中制度系统的影响。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而考虑如何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正常地发挥功能，维护社会的健康运转乃至基本的人类价值。
技术因素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它的发生、发展其实是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合力的结果。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尽管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开辟着道路，但也是各种因素交换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把这种情形称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暞、‘一个总的合力暞。其中社会状况、意识（包括精神交往）等，每个力量都在合力之中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就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三大因素而言，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原因来解释社会的变化，但任何一个因素又摆脱不了其他两个因素的制约。”所以，传播新技术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推动的结果。对于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新技术的推广是经济至上哲学胜利的结果。
由于广播电视是社会的公器，广播电视频率是国家有限的资源财产，必须为全民造福，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广播电视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它应该以追求社会的公益为主要目标，而不应该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虽然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乃至数字电视的发展，广播电视频率资源短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是正如当初无线电频率的有限性不足以解释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建立一样，新技术的发展也不足以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新技术虽然是促进广播电视自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技术本身却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社会力量”。
支持解除管制的最有力主张之一就是，多频道的市场化竞争为受众提供了更多选择。表面上看，这个道理似乎不言而喻，尤其是数字电视的发展，使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是，批评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技术崇拜论掩盖下的不负责任的经济诡辩。尽管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受众提供了收看更加多样化节目的可能，但在媒介公共政策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普遍的接受原则被碎片化的市场瓦解；媒介的集中垄断而非多元化趋势加剧。事实上，商业电视的基础不是将节目卖给观众，而是将观众卖给广告商，为了争夺观众，节省成本，商业电视倾向于制作同质化的节目。也就是说，频道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许多新频道只是对传统节目的再包装和进一步分割市场罢了。市场的分割为再出售既有节目产品提供了更多空间，也为商业电视提供了更多获利的机会，创造了更多剩余价值。
赫伯特·席勒在论述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生时，分析了当代新技术所导致的商业化加剧趋势。他认为新技术是在私有制和商业化的框架内发挥作用，新技术所促进的当代信息生产与分配、当代国际信息交流仍然是以寻求利润为目标；在美国之外，尤其是在第三世界里，这些新技术具有广泛的压迫力，使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失去了信息拥有的自由和平等的机会。的确，如果说大众传媒意味着向大众广泛地传播信息，现在的技术发展已经破坏了这一基础。个人化的媒体使人们能搜索全球信息，满足独特的个人需求。其代价是共识和集体意识的丧失，不再有建立社区的基础，而这也是民主的基础。当节目以设密形式加以保护而不是免费向空中播放时，社会受到了损失，福利受到了削减，公众收益在此变成了私人收益。这样，传播手段的改进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发展问题，而带来了相应的社会“知沟”问题。正如加汉姆所言，与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相反，新技术的变革实际上加速了自由相对丧失的过程。
第三节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
一、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
“消费主义”是一个比消费社会、消费阶层或消费者更宽泛的词义，指在消费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态度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和服务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如果说经济意义上的消费无可置疑，文化意义上的消费却值得商榷。尤其是一旦命名为“主义”，显然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文化意义上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needs）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wants）的满足。大众传媒就是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建构与同谋者。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广告、消费资讯以华丽的被渲染的生活方式诱惑着世俗的受众，这些广告和资讯所制造的象征意义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和愉悦，使人们在消费中产生一种想象中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娱乐”受众的同时，越来越多地生产出符号化的意义产品供人们消费，符号逐渐走到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主宰一切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从媒介的阶级特性分析，不同的符号指向不同的意义，人们消费不同的“产品”就彰显出不同的身份、地位，通过对不同符号产品的消费能把自己和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区分开来。资本通过与消费主义倾向的大众传媒的共谋，不断地对大众进行广告轰炸，通过调动人们的感官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使大众成为无意识地、感性地盲目跟着广告走的“俘虏”同时，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到了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消解着社会生活中的人性化特征，人成了一群没有个性的同质化的人。
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得以流行有许多借口。有人说，媒体的消费主义倾向迎合了一部分受众的物质和娱乐生活需求，这也是媒介的经济功能体现。
而且，媒体消费主义释放了人的欲望，使人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世俗的生活，重视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确立感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是对社会现状和价值取向的体现。可以说，媒体的消费主义倾向是传媒议题的一种转移，由原来的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严肃议题转移到文化娱乐等软议题，增强了新闻的可视性与亲和力，大众传媒由教化型转向服务型，传媒的多样化得以开发和实现。
但是，传媒消费主义与商业逻辑紧密相连，在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商业逻辑支配下，传媒应有的公共性遭到挤兑，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遭到解构，传媒的受众主体从公民转变为消费者；由于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替代为感官的享受，大众传媒从专业的新闻传播转变为对明星娱乐事业的积极追捧者。尤其是商业电视在私有产权的约束下，热衷于以肤浅的娱乐节目替代严肃的新闻，大大刺激了炫耀性消费的发展，受众之所以收看节目并不是出于满足自主实践的需要，而是更多出于满足社会地位编码要素和即时享乐的愿望。
那么，媒体消费主义产生的根源在哪里？研究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是媒体消费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可以说，市场机制提供了媒体消费主义的制度性场所，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主张。在“自由放任”、“快乐等值”的功利主义逻辑下，文化、娱乐、炫耀甚至发展到极致的色情、暴力也成了快乐的源泉。《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曼以拉斯维加斯为例，提醒沉湎于狂欢泥潭中的人们：“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凌厉地指出了娱乐时代的警世危言，他认为电视的声画并茂以及操作的简易性消逝了人类的童年，任何人都可以在娱乐中理解电视所传达的意思，一切都成了娱乐化的文化。可以想象，面对美国市场上越来越丰盛的媒介产业，比如维亚康姆庞大的音乐电视制作———这种售卖流行文化的生意，孩子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与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论述电视及广告对后现代认同性的建构时认为，“电视可以体验成由表层图像所构成的一种废墟，平面而又单向度，充作既没有指涉也没有意义的纯粹噪音。人们也可以是要么被图像的泛滥、迅捷和强烈等所压倒，要么就无动于衷，因而电视的表意功能就可能失去了中心的地位，进而可能完全崩溃”。媒体过于展示物质享受的现实诱惑，以轻松化的娱乐、程式化的复制、无限度的媚俗，抚慰甚至麻木着受众的心灵，满足着非理性的大众意志和文化市场化的需求，会使受众的感性价值无边地膨胀，在欲望中耽于沉沦。
受之影响，人们放弃了对社会、未来的责任承诺，转向个人主义的自我迷恋。在当代社会以“占有”为主导的意识影响下，“虚假的需要使得苦楚、侵略行为、悲惨不幸与不公不义，成为永恒存在的事实”。正如马克斯·韦伯曾尖锐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初期的“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算盘”，到了今天的两只手里都拿着算盘，除了算盘之外没有任何规定人的行为基准。媒介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导致人性的异化同时，掩盖并加重了社会秩序的不和谐，引发出人类的道德危机。在媒体消费主义的引导下，传统的精英文化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文化的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