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媒介的异化和公共领域的衰落
一、媒介和公共利益的异化
哲学上的异化（alienation）是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本书中，异化是指“个体被其自身的创造物（它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这些个体）所支配的程度”。马克思把异化看作是他的理论机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他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有学者依据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认为媒介异化也可以分为“媒介产品的异化”、“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其他参照物之间的异化”，这些都是媒介批判的内容。
20世纪以后，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范畴转向更加普遍的文化力量对人的改造。在批判的传播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重要方面。现代传媒业已经消解了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界限，它们不断地制造时尚，以不露痕迹的巧妙形式控制着人的思维和情感，消除政治批判潜能，维护着资本市场的合法性。尤其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兴起带来的大众传播的繁荣，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了解外界，这种虚拟世界或者说仿真世界具有一种异化的力量，它使人们把媒介世界幻想成了真实生活，生存在这种媒介世界中的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了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甚而逃避或抗拒现实生活。这种异化的力量伴随着商业和消费文化的渗透而无处不在，使人们在娱乐中不知不觉经历着自我的异化———作为受众角色的“消费者”化。
在广播电视领域，伴随着西方广播电视的市场化改革，媒介被异化的同时，公共利益的概念也随之被重新定义。广播电视产品被视为一般商品，主张消费至上，市场竞争被看作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手段。里根政府1982年任命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马克·弗劳厄曾说：“公共利益就是公众感兴趣的东西”（The public interestis that which interest the public）。他在这里偷换了public（公共、公众）和interest（利益、兴趣）两个词的含义，公共利益的概念也随之被重新定义。这种对受众的迎合与传媒消费主义的逻辑相一致：一是将受众视为消费者而非一般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众，将新闻资讯视为普遍商品而非公共商品；二是受众的消费选择成了媒体的追逐目标；三是市场价值与商品拜物教成为新闻业的价值观。这些都符合了市场逻辑下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鼓励人们通过购买商品来寻找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法，迫使公众通过购买商品摆脱困境而不去要求社会变革。
公共广播电视系统与商业广播电视系统之间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在公共服务系统里，电视制作者为生产节目而获取资金，在商业广播电视系统中，他们为获取金钱而生产节目”。公共广播电视的宗旨，是将受众当作能够讨论政治议题和公共事务的公民，而商业广播电视则更多地把受众看作是商品的潜在消费者，为了高额广告利润而追逐收视率，为了收视率而制造更多的受众，如斯密塞所揭示的受众是媒介的主要商品。表现在对节目内容和结构的影响上，就是娱乐化的新闻充斥商业电视的荧屏，去政治化的议题代替了严肃的对公共事务的探讨。虽然市场化有促进民主的一面，但商业利益不等于公共利益，“传播市场上的‘一元一票暞消费至上原则与‘一人一票暞的民主原则有着根本的区别”。
与此同时，传媒领域中不断加速的私有化和传播渠道的增加，改变了原来的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广播电视双轨制的格局，它们都不得不全力以赴去争取有限的生产资源、创造性劳动力、知识产权以及忠实观众。对这种变化的回应之一就是将公民权利等同于消费者权利，结果，公共广播机构也不得不开始将他们选区里的选民当成顾客和消费者来为其提供服务。
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私营广播电视也可以表达公共利益原则。的确，私营广播电视也有服务公众的内容，否则，它与同一媒介环境下的公共广播电视的竞争可能缺少合法性。但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合理性在于它弥补了市场的缺陷，减少不断增加的市场机制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因为公共电视要以所有公民作为服务对象，不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它都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娱乐和教育，而市场领域的电视更多要满足那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群体的需要。市场使控制信息和文化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企业大为增加，导致了控制集团和市民、企业之间不平等关系，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深层次的不平等。
二、公共领域的衰落和社会资本的匮乏
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国家与市场之外属于公民运作的空间，是公民权的具体实践。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对于公共领域的想象和争取其存在所做的努力，往往成为媒介民主化的重要议题。因为公共广播电视体系主要是围绕着政治话语机制建立起来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分崩离析导致了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
作为实践公民传播权的重要载体，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是公共领域衰落的表现，而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带来公民社会资本的匮乏。
在欧洲，政府或议会实施的放松管制政策使原来徘徊于媒介外围的出版和投资商进入到广播电视市场内部，并对媒介的集中垄断形成实质性的影响。新的传播技术创造了新的市场和多样化可能，由于广告企业对财经类媒体的青睐，使媒介的市场结构趋于集中化；当国内利润已不能满足这些媒介公司的需要时，新的跨国媒介集团开始形成；此外，对国外所有权的限制也助长了国内媒介企业的集中和垄断趋势。在美国，对于控制全球媒介市场的国际巨头而言，他们“挣得越来越多，报道的越来越少”。尤其是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特别是数字电视技术的引入，使频道在细分中为媒介的经营者提供了更多的增值商机，被割裂的公众沉醉在各自的狭小空间中自娱自乐，全然不知有几个媒介巨头在操纵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公共领域在分化中更加支离破碎，所谓的公共空间被彻底颠覆。
但是，走向高度垄断的经济自由所体现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和代表人类文明与理想的政治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在意识形态的假设上，“自由民主理论和极权主义有着许多相近的地方”。从本质上来说，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大众传播是民主性的传播手段，不过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它具有潜在的民主功能。欧美国家的历史表明，大众传播既能推动民主的发展，也能成为极权政治的帮凶。在极权政治下，对大众传媒的垄断成为实行极权统治的有力武器。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由于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存在于一个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必然要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历史上，高度垄断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极致代表就是纳粹德国及其法西斯宣传机器，而“一个民主国家在定义上不能对传播信息进行垄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为德国、日本这些战败国设计广播电视制度的同时，曾坚持认为现代民主国家需要一个非政治、非商业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却以自由化思潮为依托，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而在全球推行其媒介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理念，成为国际传媒业的一个新帝国。
公共领域的衰落意味着大多数人社会资本的缺失。社会资本是一种类似于道德的社会资源，它存在于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中，透过这些网络关系，可以促成个人目标的达成，社会资本包括义务、期望与信赖，信息渠道，规范和惩罚措施等。由于长期以来公民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演进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并恩恩相报的经济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从某种意义上，以交往为主的公共领域作为公民权的具体实践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资本。如果原来以普遍性、公正性、民主平等为基础的公共领域被市场力量所取代，整个社会都追逐与市场的联姻，那么公众的社会资本就会流向那些文化和经济资源更充足的人群，而那些文化和经济资源匮乏的人群会更加贫穷。一个良好的社会资本及社会环境应包括以下内容：*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平均研究水平的提高；
*儿童较少与电视相伴而更多地参与社会交往；
*认真负责的师资和经常性的教学革新；
*总体犯罪率尤其是暴力犯罪率低；
*较多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和清新的自然环境；
*财富分配的均衡和较高的生活水准；
*丰富的商品和高回报的资金投资；
*疾病的减少和健康的身心；
*有组织的社会团体；
*较高的处理问题和犯罪的应急机制；
*较高的参与政治民主的积极性和普遍性；
*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宽容与理解；
*积极的政治改革和较少的政治腐败。
由以上社会资本的构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能使一个社会保持健康活泼和富有朝气的政治民主，每个公民都有分享这些社会资本的权利。哈贝马斯通过分析媒体在民主制度构建中的作用认为，“大众媒体应该把自己理解为开明的公众代理人，同时，既以公众的学习意愿和批判能力为前提，又要求加强它；像法官一样，他们应该面对政治和社会压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应该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和建议做出反应，组织并公平地分配议题，引发批评，面对政治过程阐述合法性要求。媒体的权力应该是由此中立化，阻止行政和社会权力隐蔽地转变成政治影响力”。只有媒体保持批判性、独立性、公平性和中立性，使公共领域成为民主的实践平台，才能成为社会公众共享的资本。
第二节传播新技术的背后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新技术
针对欧洲媒介变革的格局，丹尼斯·麦奎尔认为有四种解释的理论模式：技术决定论模式；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自由市场及放开控制模式；信息社会论模式。其中，技术决定论模式把变革解释为通信技术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发明潜在地削弱了在短缺和高费用的情况下严格控制的理论，大量的低费用媒介被视为是使用新技术的成果，新技术的运用提高了传播的效率，因此制度的配置最终必须服从这个逻辑。
第二和第三种理论模式尽管价值观不同，但都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原则有关。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认为，如果随着新技术的开发运用，旧体系中某些保护软弱的文化和政治传播价值的要素遭到破坏，说明新技术主要服务于经济和市场的需要，并进一步形成私人媒介的商业化垄断，使社会中的阶级偏见增多。相反，自由市场和放开控制模式则欢迎新通信技术的商业开发，认为目前尚不存在一个开放社会必须遵从的逻辑。
第四种信息社会的解释模式建立在对计算机运用的过分期待上，认为通信打破了旧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改变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并能解决社会中阶级的冲突。但这种美好的愿望显然由于制度的约束而大打折扣，它和技术决定论一样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综合比较，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比较全面地解释了欧洲媒介变革的动因，它认为除了政治、经济策略和技术要素外，还要考虑严肃的文化要素。
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眼中，媒介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还是统治者用来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吉登斯曾评价说，马克思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分析家，他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具有以往任何一种社会都不具备的扩张本性，这种扩张本性不仅体现在空间意义上，而且对技术创新具有强烈的推动欲。赫伯特·席勒也认为，20世纪的新兴通信技术浪潮证实了公司管理人对新的商业手段创造利润的假设。因为技术创新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更多的剩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