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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委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国台办发言人、人事部发言人、教育部发言人等；
·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南京市；
·国外著名新闻发言人：美国白宫发言人、英国首相发言人、伊拉克战时发言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所谓新闻发言人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的新闻发布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随着中国新闻发言制度的逐步成熟，新闻发言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新闻发言人是一种制度，发言人表达的并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他们所代表的部门的立场。但是不同的发言人依据自身的经验和水平，也会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其不同的表达方式也会起到不同的效果。
第一节中央部委新闻发言人
1983年中国开始确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当时主要是出于外交需要，要对外国记者进行定期的信息发布，外交部因而成为最先实施这一制度的部门，也最为成功。实际上，外交部第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是在1982年3月26日，国务院前副总理、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后来，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里开篇就写到这场由他主持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出现在国内、国际媒体的视野中。自1983年中国在外交部设立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以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整整25周年。25年来，它经历了从被动发布新闻到主动发布新闻，从不许记者提问到邀请记者提问，从简单传达政府信息到重视信息新闻价值的转变过程。
一、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
在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钱其琛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声明。《外交十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钱其琛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二、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
在1985年到1990年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五年间，李肇星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当中，并一度以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身份兼任发言人。李肇星他在中外媒体记者中树立了非常好的口碑。香港资深记者陈建平曾这样评价李肇星：“在170多名国外和境外驻京记者面前，李肇星总是用一个让人理解和接受的形象出现，他跟你像朋友。”熟悉政策、反应敏捷、外语娴熟，这些都是发言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除此之外，李肇星的机智、坚定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李肇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有好几位西方记者就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不断地向这位初次登台的发言人发难。有位外国记者说：“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而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李肇星正色回答：“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李肇星认为“一个人的爱国感情、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是会得到大多数记者敬重的，尽管他不见得同意你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媒体、公众的关注，特别是一些西方记者，过一段时间就要“旧事重提”。1989年8月31日下午，国际俱乐部二楼，记者们团团围住李肇星。“邓小平先生的身体很好。最近有些报纸报道的情况与此相反，完全是无中生有。”也许考虑到记者们会纠缠不休，李肇星“快刀斩乱麻”，把话说在了前头。“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位德国记者追问。“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李肇星答，然后又是一个轻松、幽默的调侃：“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笑声。
李肇星曾对记者真诚地说：“发言人虽然上电视，但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发言人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不会可以‘蒙’。‘蒙’对了，白捞两分；‘蒙’错了，最多扣几分。发言人代表国家，应该字斟句酌，如履薄冰……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而他本人对外交部例行的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充满了自信。他认为，记者怎么提问都可以。提问题是记者的工作，怎么回答则是发言人的事。就个人而言，自己喜欢发布会上能有人提出既尖锐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对发言人的一种激励。
三、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
1959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后，吴建民分配到外交部。1961年，吴建民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做代表翻译，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65年，他回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中的不俗表现为他赢得了赞誉和机会。吴建民1971年10月25日，中国终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吴建民被选为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吴建民前后工作了近十年，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风云变幻，都是对他的陶冶和历练。1991年1月，52岁的吴建民踏上外交职业的新高地，正式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2005年3月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共主持了近170场新闻发布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在许多人眼中，吴建民能够做到批评了对方，还能让对方给他鼓掌。
1994年春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一位美国记者问道：“美方认为其外交官在国外可以随便、自由会见外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吴建民答道：“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人总是觉得美国那一套最好，其实不一定。本人在贵国待过10年，我看中国如果要100%地学美国，中国不会太平。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500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五倍。诸位想一想，如果2500万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游荡，中国还会太平吗？”又一美国记者问道：“现在距离6月3日已经不远了，中国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吴建民回答：“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急得很！你急什么？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美国有美国的计划，中国有中国的计划，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本人参加了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克林顿总统也说，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这很好嘛！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五千年了！”
2005年，吴建民首次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举办新闻发布会。他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出任政协新闻发言人，被国际观察家评论为是“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的具体表现”。在2008年3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大公报记者问：“前一段时间，南方雪灾的时候，广州火车站出现数十万旅客滞留现象，对此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对铁道部提出了一些意见质疑。随后铁道部的发言人也对此作出了一些回应，引起了一些争议，请问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另外一个问题，这一届港区的政协委员数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霍英东副主席去世以后，香港人还有没有机会出任这个职务？”吴建民回答：“你刚才讲到的这件事情，我看到了有关报道。这一段时间，很多媒体和网民都发表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种公开、理性的讨论多一些，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人民政协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有三大功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章程关于民主监督有着具体的规定。规定指出，政协委员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就是2006年2月8号发出的文件，也是关于政协工作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来的。这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倾听来自人民政协的批评和建议，自觉接受民主监督。至于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在会议开始时讲到本届大会的议程，其中一项就是选举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选举还没有进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