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这些现代传媒囿于资金、人员素质、集团利益、社会利益的限制，他们在现代媒体上所提供的，只能是一些晃动的信息和部分知识生产的索引。按道理来说，这样的一种传媒消费是可以推动更多的知识性和思想性的阅读、建设和生产的，但问题是，现代传媒并不满足于作为知识生产索引的角色，他要通过斑驳陆离的信息马赛克的提供，赚取商人的眼球以赚钱的同时（这一点还好理解一些），还要通过篇幅和版面的扩大，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媾和来将受众牢牢地吸引在现代传媒周围，以至于现代传媒给社会和受众提供了这样一种假象：读报就是现代文明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读报就可以了解世界；反之，不读报就是不了解世界，是无知。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前沿角色被现代传媒所取代，媒体（media）由以前知识生产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转变为知识生产的推动者、组织者。
这样，现代传媒就在受众面前构筑了一个信息的巴别塔，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透明茶色玻璃的知识的壁垒——传统媒体时代中心化的信息提供与生产方式，吸引几乎所有的人都来攀登这个似乎永无穷尽的塔，里面的人很清晰地看到外面并把握着信息提供的量和度，但外面的人看到的只是琳琅满目的信息和光怪陆离的碎片化的社会，看不到壁垒里面的机制——深入的思考，社会的批判，乃至最基础的历史知识的学习都被传媒所引导，成为传媒的附庸，新闻的奴隶。诸多对美国人的描述——大男孩，长不大，地理知识匮乏，历史贫乏等等，归根结底，可以找到服务于美国现代工业，美国强大梦想的现代传媒体制的根源。
但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让横亘在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透明茶色玻璃壁垒瓦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互联网上重新获得生机——全民参与实时更新的网络百科全书释放了生产力，无远弗届无所不能的搜索引擎让读者把握知识的缰绳，不断延伸的超级链接像毛细血管连缀知识的角落并构建虚拟空间知识的“有机体”，日新月异的传播终端比如平板电脑、手机与互联网创新传播模式比如微博客相结合，将现实的人际关系带进虚拟空间，同时又借助虚拟空间强化和延伸现实关系网络，使得人与人的接触、知识的传播以空前广大的范围、空前壮大的规模和空前快捷的速度改造着社会有机体。
——传播生态发生变化，传播科技的革命启动社会变革的齿轮；
——主体发生了变化，由以前被动接受的“受众”（audience）变为主动借助信息提供和知识生产，集传播者、创造者和“消费者”（user）于一身的Pro-sumer。
——内容改变了。广博的知识内容、便捷的获得渠道，使得单位时间内个体所能接触的信息量和知识的储备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必然性地引发思维方式、思维角度乃至思想态度的转变。美国基于传统媒体所打造的强大的美国形象，通过散布于互联网上的庞大的网民群体（类似群蚁）被逐步解构掉，一个真实的、彻底失去神话色彩的世界开始呈现在互联网上，于是，真实的历史就成为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硬通货。
——空间改变了，“数字客厅”（digital living room）再造文化生成的空间。
知识的边界被彻底打破，其革命性不亚于当年印刷术对基督教改革的意义——人手一本《圣经》最终推动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而此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就获得了在虚拟空间重生和传播的机会。万千的链接可以便捷地提供相关历史知识的学习，轻松地突破现代传媒版面和编辑的桎梏，使得中国这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在网络传播中占有先天的内容优势，将对传统媒体时期构建的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对中国的想象发生真正的冲击，有可能彻底扭转局势，并在网络上建构和整合新的文化社区，实现在网络上文化认同的社区下，虚拟建构，现实落地，成就中国梦。
（3）网络是以社区、人气为基础的，而中国网络最不缺的就是人气，中国人学习新东西很快，这似乎是一个不难理解的道理
从网络使用主体来看，信息覆盖人群数目呈现几何级数增长。
1995年，中国开始向社会各界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中国的互联网由此进入市场化的高速发展阶段。1998年起，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又一新兴的大众传媒的概念被提出，于是从传播的角度，互联网有了“第四媒体”之称。而进入2000年之后，“网络媒体”的称谓开始普遍使用。国内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纷纷在网上建立网站。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达7800万，2004年底已达8000多万，2007年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已达到2.1亿人。2007年底尼尔森（nielsen）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互联网用户为2.16亿。到2008年11月，中国网民总数已达2.9亿，居于世界第一位。宽带网民数已达到2.14亿人。截至2008年6月，中国手机用户数达到6.01亿户。随着3G牌照的发放，手机上网也成为网络接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手机作为一个新型媒体，将成为另外一个信息终端，从以往的人际传播的工具，发挥着某种大众传播的功能。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人，其中，29岁以下网民占61.5%，约2.36亿人，19岁以下网民占32.9%，约1.26亿人，特别是低龄网民所占比重在上升，10岁以下网民群体增至1.1%（2008年占0.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0，1）。总体来看，“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网民从2250万人增长到4.57亿人，增长了约20倍……中国手机用户在2010年突破8亿户，2011年3月底达到8.9亿户，是美国3.03亿用户的近3倍，在用户规模上是名副其实的新媒体第一大国”（尹韵公＆刘瑞生，2011，p.3）。
从某种程度来看（尤其是经过下文的分析），互联网管理是真正的人海战术，呈现出一个“以好抵次或者以次充好”的简单博弈——谁在内容和人气上占据绝对的量，谁几乎就拥有了话语权。相对美国来说，中国略逊一筹的是在内容建设上，互联网上90%以上的内容都是英语，近些年中文的内容才开始上升，由以前不足5%已经达到8%，但还远远不够。但在人气上，美国则比不上中国。所以，下一步该如何建设和管理互联网，如何运用新媒体加快中国文化的建设，似乎不言而喻。
（4）Web1.0时代网络的管理，是传统媒体时代管理模式的延续；但Web2.0技术则在从技术上和理念上突破这种模式的同时，给中国的网络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中国居住模式的改变也带来“新社区”的概念。因此，新媒体、新社区带来新文化气象和建设成为一个顺畅的现实逻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传播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超级大国依靠其经济和科技优势，在“信息自由流通”的原则下，利用大众传媒，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而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则，又恰恰是美国针对当时英国路透社控制国际新闻的局面提出的，意在实现美国对国际新闻和信息流通的控制地位（关世杰，1996，p.409）。Web1.0时代门户网站的网络模式类似于传统的核心报纸、电视台，发挥着一个信息中心的作用；同时，搜索引擎作为一个便利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出入的门槛，如此，门户网站的版主和搜索引擎就在网络媒体上发挥着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作用。而且，从当前我们所掌握的最新传播科技来看，互联网技术基本上控制在那些原初的设计人手中，全球总共“13个根服务器中，10个在美国，通过商业合同仍然直接或间接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王东宾，2010），被直接地用作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为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服务；并且，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垄断优势面前，这样的工作不可谓不有效和成功。据《计算机世界》报1997年发布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中，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这两项指标都达到85%以上（沈伟光，1997）。
由此似乎让人气馁，网络无论是从技术的原创性、根服务器的管理和掌控、信息内容规模总量上，中国都不占有优势，又如何谈互联网能成就中国？
互联网已经从Web1.0时代快速地进入Web2.0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新社区、新网络的搭建，同时，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的建设上的发展潜力。
有学者提到：Web2.0时代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两种倾向是，网络信息消费的“个性化”与“社会化”。信息消费个性化的含义在于，为人们满足个性化信息需求提供更为便捷的途径、更多样化的渠道与终端，以及更为自由丰富的信息组合手段。作为门户网站主要支柱的浏览器这样一种单一的信息消费平台正在被多元化的平台所冲击，RSS、Widget、数字报纸、电子杂志等技术的普及和优化，可能使整个互联网信息消费模式呈现出“分裂”特征。与此同时，网络信息消费的社会化趋向也是明显的。它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传统媒体时代相对独立的个人信息消费行为，在网络中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能够与他人的行为集合形成强大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网民，其信息消费行为往往不是基于个体的自主判断与选择，而是在社会氛围作用下的复杂过程。但网络信息消费的个性化与社会化两种趋向并非一种“平行”关系，而是在交织中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Web2.0时代，网络信息消费的社会化的结果是，人实际上越来越没有个性，而网络信息消费的个性化和碎片化，不过是在加速人们信息消费的社会化，最终便是在加速人们的趋同过程。事实上，Web2.0所带来的信息消费方式的革命，是更意味深长的。它不仅改变了受众的信息消费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信息的生产模式，并且对整个信息传播的格局带来影响。而由信息消费模式变化带来的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变化、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思潮与社会格局的变化，则是更深远的（彭兰，2008）。
社会效应、个性消失、信息消费的社会化、碎片化、趋同过程的加速等等，共同朝向“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变化、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思潮与社会格局的变化”，正是本书所探讨的，新兴传播技术作用于一定文化模式、推动形成新的文化模式、重构文化的过程。但是，细究下去，这个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是如何反映在新媒介的使用、消费过程中的？
这需要先从文化视角看待中国互联网演化历程来发现这个轨迹。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如前文所述，最早是一种类似核心传统媒体的门户网站模式，甚至空间的区隔上都借用了传统媒体的术语，比如网站上不同的“频道”（体育、科技、生活、娱乐等等）、“栏目”等。当信息的提供和需求同样海量时代到来后，信息消费、文化生产逼迫着传播模式探寻在海量的信息提供和海量的信息需求张力中的切入口，此时，搜索引擎应运而生。搜索引擎从技术上可以满足信息的规范化提供和索取，滔滔江水，则之以堤，则“江河不能犯”。而那个“筑堤人”即等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把关人”。在这两个基本技术基础上，中国基本上处于劣势，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和文化的原因。可以说，如果数字技术的发展停留在这样的两个阶段，那么，互联网引进中国，也就真的和1976年佛古森所预言的那样，不仅会花费大量的国币，而且还会提高文化变迁的速率，加剧社会的动荡（Ferguson.S，1976）。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到来正在、并将彻底改变文化生态。这第三个阶段，就是社区发展模式的到来。
这样的一个“社区”概念，却是如此复杂：既有现实性的中国人际居住模式的社区化规划和改变，也有互联网所搭建的虚拟社区的形成；既有Web1.0模式下类似“频道”、“栏目”等规划出来的“论坛”、“博客”等“传统”社区概念，也有Web2.0模式下以话题、人（舆论领袖）为龙头的“微博”、RSS等新型社区概念。当然，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新闻组”、“电子邮件”等在“传统社区”时代也显露出人性化新型社区的痕迹，但只有到了“微博”、RSS、手机报等新社区逐渐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时候，它们彼时的潜力现在提及也才有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