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来源：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霸权理论
（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自从进入英国以来，就对文化研究、社会研究和传播研究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霍尔为中心的伯明翰学派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展开了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使该学派在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得以确立。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约翰生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曾经强调“意识”和“主体性”在文化研究中的价值：“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用一句危险的压缩或还原的话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伯明翰学派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及其理论成果就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适用性的有力证据。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论集于一身，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及其论述一经出现就备受关注，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以及各自在社会中的功能做出了明确的解释：简单地说，经济基础就是所有制形式，上层建筑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经济基础的要求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同时，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永不休止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阿尔都塞对这种框架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补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
阿尔都塞用一座大厦作比喻，说明了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就像是一座大楼的地基，在上面矗立着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了整座大楼的风格。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套镇压机器，利用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剩余价值、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阶级统治。
阿尔都塞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认为这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提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个不同的概念：镇压性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过“暴力”发挥功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工会的、传播的、文化的等”，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然而，二者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阿尔都塞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三点：
（1）所有的国家机器同时运用镇压和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区别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主要用镇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
（2）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由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统一行使指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相对独立”的；
（3）镇压性国家机器由统一的组织来领导，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
因此，阿尔都塞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反映论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最终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是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不仅是经济基础的体现，更是一种实践。阿尔都塞通过对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区分，突出了传播机构、宣传机构和文化机构的功能，为伯明翰学派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于意识形态有何特征、如何发挥功能的问题，阿尔都塞如此回答：为了讨论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论点，我要先提出两个论点，一个是否定的，一个是肯定的；前者涉及以意识形态的想象形式所“表述”的对象，后者涉及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论点1：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论点2：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的两个论点，即“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关于怎样理解这种想象关系，阿尔都塞用推理的方式进行了说明：把意识形态等同于“世界观”——以批判的观点讨论意识形态——承认意识形态不“符合现实”——承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承认意识形态暗示现实——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进行“阐释”可以发现世界的现实，即意识形态等同于幻觉和暗示。对此，阿尔都塞进一步解释：
“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对自己表述”的并不是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他们的实在世界，相反，在那里首先对他们表述出来的是他们与这些生存条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处在对实在世界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即想象的）表述的中心。正是这种关系包含了必定可以解释对实在世界的意识形态表述带有想象性歪曲的“原因”……正是这种关系的想象性质才构成了我们在全部意识形态中（如果我们不相信它是真理的话）可以看到的一切想象性歪曲的基础。一方面，阿尔都塞承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体现于它的存在方式，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总是以一种物质的形态来体现，如宗教团体、传播机构、教育机构等，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以此实现自己的统一性。因此，意识形态存在于国家机器及其实践中。这种物质的存在方式决定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意识形态对个人和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功能和物质存在方式从表面上看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二者又是统一的，是矛盾的统一体。把意识形态看成一种想象关系可以使意识形态与个体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使这种关系具有了物质的载体，并通过这种载体维持社会的发展和平衡。因此，阿尔都塞从辩证的角度解释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否定了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反映论，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吸收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重点论述了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霍尔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通过编码过程，将主导符号内含其中，使其成为舆论的生产者和引导者；同时，霍尔认为大众传媒通过生产舆论，维持特定的优势意义，使受众对文化产品按照编码者的意图进行倾向性解读，以此形成社会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大众传媒通过这种方式塑造现实。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体现在“把个人传唤为主体”：主体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人生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动物”，意识形态具有把个人塑造为主体的功能。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个体被动地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等待意识形态发挥“传唤”功能；主体的存在以意识形态为前提。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个体才能成为主体，同时，意识形态存在于构建主体的过程中。但是意识形态从不会标榜自己为意识形态。因此，身处于意识形态之中的人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反而会对运用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功能加以否认。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及其对受众造成的“欺骗性”的功能。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意识形态可以随意地把个体“传唤”为主体。霍尔等人批判地吸收了阿尔都塞的“传唤”理论。霍尔认为，大众传媒在文本编码过程中，总是摆出一副公正、自由的面孔，以对事实和现实的忠实反映为口号。然而，霍尔指出：
陈述也许无意识地描绘出社会意识形态的框架和分类结构，并且在它们并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再造了它们——所以，它们以意识形态的“合乎语法的”面貌出现。意识形态使被统治阶层相信大众传媒传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合理的，而且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是完美的。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和“欺骗性”。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的论述就是通过考察大众传媒采用的话语策略来解释撒切尔主义成功的原因。他认为，霸权阶层通过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将各种政治势力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社会表面的稳定和繁荣。然而，在霍尔看来，阶级立场并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立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一定发生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同一个阶层内部也会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如何将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统一起来，霍尔接受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葛兰西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奠定了该学派传媒文化研究和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石。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石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葛兰西看来，社会中存在两个上层建筑阶层：
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驶的“直接统治”管辖职能。葛兰西提出的市民社会包括“工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还包括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看做一种政治组织，其目的在于通过各种传播手段，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社会”指的是国家的暴力机构，如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市民社会”和其他强制性国家机器共同发挥作用。国家政策的实施须得到“政治社会”的支持和“市民社会”的认可，同样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配合。
葛兰西分析了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状况后指出：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较晚，缺乏民主传统，因而阶级统治主要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执行来实现，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西方国家有悠久的民主传统，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国家机器在政治上压迫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剥削工人阶级，而且通过意识形态从思想上迷惑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从而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例如：
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的体系。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当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进行了批判和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