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文化工业固定的框架结构，人们看到电影的开始就能猜到故事的结局，听到几个流行音乐的音符就能猜到后面的旋律。文化借此取得了一致性：
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资本垄断下，文化产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已经合二为一，从而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化，极具个性的文化创造沦为不断重复的机械生产。
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永无休止的复制使其失去了本来的“光韵”和“风格”。瓦尔特·本雅明从时空角度对“光韵”做出了解释。
他认为光韵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光韵的形成需要时间、地点等特定的条件，一旦失去了形成条件，光韵也会随之消失。文化产品的“风格”本是特有的、不可替代的，然而在“文化工业”的大生产中产品被成批地生产和复制，文化产品的光韵和风格等一切因素都消失殆尽：
所谓文化工业的风格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抑制无法驾驭的物质冲动来检验自身了，它本身就是对风格的否定。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调和，规范与特定的需求之间的调和以及唯独能够为风格提供本质的、有意义的内容的成就，都是无效的，因为他们连所有对立两极之间最微弱的紧张状态都消除掉了：这些相互和谐的极端状态软弱无力地统一了起来；普遍替代了特殊，或者相反。
（二）文化工业的娱乐性和欺骗性
娱乐是文化产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工业文化时代也不例外。
文化标准化和商品属性的形成都离不开它的娱乐本质和娱乐功能。
为了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制作专家在娱乐产品中精心设计的暴力场景、刺激镜头以及充满欲望的场面在满足受众感官享受的同时，也给受众带来了“快感”体验。爱情罗曼史为观众营造了一个个“愉悦的乌托邦”，许诺了一个个完美的梦幻世界，使观众在享受感官刺激的同时，可以躲进这个梦幻世界，借以逃避日常生活的烦恼，寻求暂时的精神慰藉。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是人的本能。大众传媒为观众提供了宣泄的渠道和工具，使观众在笑声和感官刺激中缓解了情绪，忘记了孤独，得到了精神的解脱，从而满足了生命中最基本的“快乐原则”。文化工业的产品把严肃的作品改编为讽刺的闹剧，彰显了媒体的娱乐功能，“用幽默来庆贺对美的征服，是所有剥削所带来的幸灾乐祸式的快乐”。这种娱乐是对现实的逃避，是短暂的。在文化工业时代，文化产品脱离了赤裸裸的叫嚣与宣传，披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越会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甚至会将娱乐全部剥夺掉：这样一种文化进程势不可挡。不过，这种倾向却内在于娱乐本身的原则之中，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娱乐已经被启蒙了。文化工业中的娱乐性和欺骗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文化工业通过对文化产品进行精心设计和包装，蒙蔽了人们的视线，以实现为统治阶层服务、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目的。统治阶层利用文化产品这个宣传工具，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不平等的社会唱赞歌”。
（三）文化受众的被动性
文化工业的商品性使文化产品失去了特有的风格，文化工业的娱乐性使大众丧失了反思能力：
商业与娱乐之间原本就有的亲和性，却表明了娱乐的特殊内涵，即防范社会。快乐意味着点头称是。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与总体的社会进程隔离开来，需要使自己变得麻木不仁，需要无情地抛弃对所有作品，甚至是那些索然无味的作品的必要苛求，从而在作品的界限之内来反思整体。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其实，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面对文化产品的狂轰滥炸和强大的诱惑力，人们感到束手无策。
“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电视、电影、广播等占领了人们的闲暇时间和私人空间，使人们满足于表面上富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打开电视机，看到的电视节目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人们翻开报纸和杂志，也找不出有风格独特的作品。一切都是复制品。人们长期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逐渐丧失了主动性和个性。
在这个马尔库塞称之为“新型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人们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受到压制，从而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领域的一体化确保了社会的稳定与和平，话语领域的封闭状态和话语传播的特权性使社会实现了对语言的清洗，从而实现了对人们大脑和思维方式的清洗。于是，人们丧失了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和创造性，成为“单向度的人”。
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发达的“单向度的”、“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由于统治阶层控制的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极其先进，因此他们凭借技术力量使不合理的变为合理的、错误的成为正确的，一切皆有可能被颠倒：
如果已确立的社会控制着所有的正常的传播工具，并根据社会需求来使之有效或失效，那么与这些需求相反的价值除了不正常的幻想的传播工具，也许就不会有其他传播工具了。统治阶层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决定哪些问题是社会的主要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从而实现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成功地控制了大众的认知，实现了对大众洗脑的目的。
在大众传播媒介所描绘的虚伪的、美丽的光环中，人们对文化产品中梦幻的世界充满了遐想和向往，对看似五花八门的文化产品俯首称臣并欣然接受。身处困境中的人们没有了迷茫，没有了怀疑，只剩下随波逐流和满心欢喜。这种幸福意识使人们更加温顺：幸福意识，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的信念，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已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
它之所以是新型的顺从主义，是因为其合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的幸福感使人们丧失了理性的思维能力，丧失了否定能力和批判能力，从而成为被动的消费者。
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极权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提出的“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两个概念，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广为引用的术语。
二、大众文化与“驯服”的受众
伯明翰学派早期的传媒文化研究主要从宏观方面对大众传媒给工人阶级生活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同时对传播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传播体制做出了综合阐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措施，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得到了保障。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和文化的需求日益明显。在这种状况下，国家大力发展教育，尤其重视成人教育，使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逐渐提高。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广播、电影、电视等技术不断更新，特别是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电视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主要的娱乐产品。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以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为载体的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化产品。因此，英国工人阶级通过电视、广播、书籍、报刊等媒体方式，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此外，在国际上，美国文化产品大量输入英国，逐渐使英国沦为美国文化产品的“殖民地”。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也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一）大众文化的堕落
20世纪50年代的广播、电影、电视、广告、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通过炮弹式的轰炸和攻击，深入工人阶级的内心深处，销蚀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因此，霍加特指出，50年代的文化充满了“腐败堕落”，对工人阶级造成了“不正当的诱惑”和“道德的沦丧”。
各种文化产品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广告也像空气一样充斥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威廉斯曾经就英国九大报纸在1961年和1965年四年间广告所占的份额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通过对英国从1961年到1965年间九大报纸的对比分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报纸的价格和页数稍有增加，发行量没有明显的变化，其中引人注意的是报纸在内容上的变化：除《卫报》中广告内容所占的比例稍有下降外，其他各大报纸中广告所占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一方面表明了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商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媒体这一传播媒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广告这种文化形式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大众文化的腐朽还体现在通过对文化产品中的色情和暴力内容的整合，进行了联袂演出。根据英国儿童福利委员会在一个样本周内的统计，在主要收视时间段内充斥暴力镜头的“西部片”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媒介中频繁出现的色情和暴力内容对工人阶级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英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媒介中的色情和暴力内容会诱使儿童进行直接的模仿，然而他们都同意这些内容会使未成年人相信现实社会中充斥着暴力活动，而解决冲突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以暴制暴。
上述分析表明，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随着色情、暴力节目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媒介产品的增加，英国朴实的工人阶级文化正在被具有美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取代，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的研究成果揭露了这种文化现象，并对其进行批判。
（二）工人阶级的两面性
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描述表明：由于广播、电影、电视的发展、广告的大量出现和漫画书的流行，年轻人对阅读失去了耐心和兴趣，对要思考与分析的视觉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偏爱，因而逐渐沦为“意志消沉的一族”和被大众传媒“驯服的奴隶”。
然而，与持精英主义文化观念的利维斯不同，霍加特与威廉斯等人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因此对工人阶级满怀信心，认为工人阶级能够抵制大众文化的控制和操纵：
这不仅仅是消极抵抗的能力，而是积极主动的能力，虽然不是很有力。工人阶级天生有强大的能力，通过适应或吸收新秩序的需要，忽视其他，在变化中生存下来。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第二部分中，主要讨论了文化的堕落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然而，当时的社会情况并非完全像他描述的那样糟糕，霍加特本人也承认，“我将重点关注这些社会变化中令人遗憾的一面，因为对于我所研究的领域来说，这一方面更重要、更有说服力”。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形成归结于工人阶级自身的奋斗和努力的结果，更加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自觉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从文化研究、传播研究和史学研究的角度，研究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人阶级的文化和工人阶级的观念，分别强调了文化的平民性和下层性以及工人阶级作为传播受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总体上的阐释和宏观分析的方法反映了伯明翰学派学派早期对社会问题和工人阶级受众的关注。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受众接触到愈来愈多的媒介产品，从而对文化产品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各媒体机构为了抓住受众，保持受众对频道、版面的“忠诚度”，开始进行受众对媒介产品的接受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伯明翰学派在霍尔、莫利等人的推动下，对受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进行了综合研究。
三、两种受众理论的比较研究
作为欧洲的两大批判学派，早期的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互相影响，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方面又存在着众多相似和不同之处。例如，两个学派都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渊源，都对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大众文化或工人阶级文化上，然而由于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双方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态度又不尽相同，因此，双方的受众观也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的渊源
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渊源的英国，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都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烙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在许多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这些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
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劳动异化、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和赫斯的经济异化观点的基础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新阐述了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马克思认为，异化是指主体在自己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反过来压制主体自身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者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间的异化。这种异化关系表现在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越有价值，工人得到的产品越少、劳动力价值越低。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力量和工具。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即工人为了得到工作，必须生产劳动产品才能维持生活，从而成为产品的奴隶。因此，劳动不再是一种自愿的需求而成为被迫的生活手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了个人生存的手段。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产品、劳动和人的本性的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即“人的自我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