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和威廉斯等人一样，最初都是从事文学研究的。汤普森的《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1955）是研究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诗人威廉·莫里斯的专著。1963年，伟大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问世。在这部著作中，汤普森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作为考察对象，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考察了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并重新界定了“阶级”这一概念。这部著作与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和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一起被称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汤普森其他重要的著作还包括：《辉格党与猎人》（Whigs and Hunters，1975）、《共有的习惯》（Customs in common，1992），以及去世后出版的《历史的形成：关于历史和文化的研究》（Making History：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1994）等。
与威廉斯和霍加特等人相比，汤普森的著作不多，但他的学术影响“远不可用数字来衡量”，尤其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典范。作者大量引用历史材料和事实，详细描述了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传统，向我们再现了工业革命初期工人所遭受的压迫以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形成过程，并阐述了19世纪最初30年间工人阶级民主激进运动的演变过程。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是一部“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著作，即“从日益无产阶级化和政治化的工人阶级这个视角书写历史……它寻求‘将贫困的织袜工从子孙后代的巨大屈辱中解救出来’，并提供了一种工人阶级在其自身‘形成’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历史学”。
汤普森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开篇就表达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提名的原因和宗旨：这本书的书名长一点，但能够很好地表达本书的宗旨。
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在这部著作中，汤普森选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作为考察对象，以再现的方式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并阐述了自己对“阶级”这一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工人阶级及其形成过程的看法。该书共分为“自由之树”、“受诅咒的亚当”和“工人阶级的存在”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18世纪流传下来的人民传统，即宗教传统、暴动传统、崇尚自由和平等的传统：劳动人民由于深受宗教的迫害和政治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企图通过暴动的形式，表达自己崇尚自由、渴望平等的信念以及为争取权利而斗争的决心。第二部分描述了近代工业革命期间农民、工匠等劳动人民的生活经历，谴责了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思想上的控制、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
剥削。第三部分阐明了在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劳动人民逐渐形成了阶级意识和群体意识这一观点。汤普森以动态的眼光、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正如汤普森本人所说，这部著作可以视为“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
汤普森把阶级视为一种“历史现象”，“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发生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一个“结构”或“范畴”：
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绝不会有完全的方式。在这段话里，汤普森明确表达了自己对阶级、阶级经历和阶级觉悟的理解，并对阶级形成的过程、原因、方式做了言简意赅的论述。
历史上关于对工人阶级的理解以及对什么能够代表工人阶级这一问题存在着几种观点，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前言中对此进行批评。费边社把工人看成“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牺牲品”，经济史学家把工人看成“劳动力”和“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还有一种观点企图通过在历史时期中搜索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在汤普森看来，前两种观点忽视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这种观点把阶级理解为一个“东西”，即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的事物。汤普森认为其错误之处就在于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动态的阶级，“靠一个奇妙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
与此相比，汤普森更愿意把阶级看做一种“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生产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人们必须进入其中，无法逃避；在生产关系中，某些有共同利益的人们形成一个群体，这就是阶级。因此，阶级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那种把阶级的形成看成某些“先行者”功劳的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用后人的眼光”看待历史，没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观点的片面性还表现在只记录了成功者而遗忘了失败者。汤普森在著作中弥补了这一缺憾，把“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手织工人”、“手艺人”、“鞋匠”、“裁缝”等统统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清楚地揭示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的生活、思想和观念，为我们了解真实的历史提供了材料和证据。
汤普森在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政治和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得到了约翰·斯道雷的高度评价：
首先，它重建了18世纪末英国激进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宗教上的分歧，民众的不满情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其次，他着重分析了不同劳动阶层，如纺织工人、牧场农工、纺纱工和工匠等在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和文化经验。最后，它分析工人阶级觉悟是随着政治、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增加而提高的。约翰·斯道雷认为英国社会在1790年到1830年的这段时间里，“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事情，同时这也意味着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因为文化本身就是“整个的生活方式”。这部著作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记录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汤普森的历史不是抽象的政治和经济过程，也不是只记录伟人和高贵者的所作所为。这本书写的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们，写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欲望。汤普森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清楚地表明了上述观点：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都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
汤普森真实地再现了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阶级的真实经历和生活，对研究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把工人阶级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用动态的眼光和视角探讨工人阶级的演变，强调了工人阶级自我形成的力量，正如赵国新所言：《工人阶级的形成》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发掘出底层民众的政治文化，她对工人阶级主体经验的重视和正视社会现实给予早期文化研究以重要启发。汤普森的史学研究立足于工人阶级的平民立场，通过对普通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描述，重新定义了工人阶级在历史中的角色，强调了工人阶级文化在历史形成中的作用。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即立足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研究平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媒介信息的接受情况以及流行文化对平民的生活和思想产生的影响。这种研究方向和思路同时也促成了伯明翰学派早期受众研究的主要观点。20世纪50年代骤然兴起的流行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工人阶级生活、思想和观念，使工人阶级沉迷于其中，然而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进步力量，始终能够为反抗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而斗争。工人阶级在“沉默”中积蓄着力量，在“被动”中蕴涵着“主动”。
第五节“单向度”的受众与“驯服”的受众
作为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无疑对受众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的霍克海默、“辩证社会学”的主要代表阿多诺和本雅明，到“造反哲学”的创始人马尔库塞再到第二代领导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众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以其不朽的著作使该学派成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始作俑者。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当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都轰动一时，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地位。
作为批判学派的另一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伯明翰学派自出现以来，也一直专注于受众研究。本节首先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早期的大众文化理论和受众思想进行回顾和总结，进而对两个批判学派早期的受众理论进行对比与分析，从而探索两者思想的源流，揭示蕴涵于其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一、“文化工业”与“单向度的人”作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工作，霍克海默曾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他们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媒介如何成为被统治者操纵沦为统治者傀儡的事实。二战期间已经在德国普及的收音机成为纳粹宣传的主要工具。政府通过德语、英语等语言的广播节目宣传纳粹政策，以此控制德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正如希特勒政府的戈培尔所言：“电台是种手段，它使我们能够把民族社会主义的意志向人民灌输。”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也遭到了纳粹的迫害。因此霍克海默等人不得不将研究所迁往日内瓦，后又迁往巴黎，最后来到了美国纽约——他们心目中的净土。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快乐的“伊甸园”。
二战后的美国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将大量的流行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产品向人们灌输，宣传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德国法西斯赤裸裸的宣传不同的是，美国的文化产品以娱乐的方式向受众灌输已知形态，使人们暂时忘记了痛苦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因此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然而，不论是好莱坞明星迷人的微笑、多集联播的电视剧，还是深受儿童喜爱的卡通动画片，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消磨着人们的斗志。这一切令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非常失望。
（一）文化工业的商品性和一致性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和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理论成果对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和西方其他文化研究学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亲身经历了德国法西斯对人民赤裸裸的文化统治和精神压迫，对美国大众文化对人们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深有感触，因此他们对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有很深的了解。1947年，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他们把“文化工业”称作“大众欺骗的启蒙”，开始了对以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此外，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批判、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也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路线。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表达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深入反思。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其高雅品质和精神属性，沦为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文化产品不再是由少数人创造的高雅艺术，也不是产生于日常生活中的通俗文化或流行艺术，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批量生产出来的用以消磨大众时光、磨灭大众斗争意志的商品。文化从而具有了商品属性。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必然是标准化的大生产。这种商品表面上看起来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实际上只不过是同一样品的翻版而已。电视、广播、电影等娱乐形式都有“僵化不变的模式”。在这种模式的背后存在着资本主义对文化工业的垄断，貌似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实际只是一种“伪装”：
在文化工业的发展中不断由文化工业提供的新东西，仍然是永远雷同的伪装；时时处处，推陈出新的外衣套在一个骨架上，而这个骨架就像追求利润的动机本身一样自从它第一次赢得了对于文化的统治权以来就没有什么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