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末，随田汉赴湘赣两省出席文代会，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周贻白和田汉一道返回长沙，受到省、市两级文艺界的热烈欢迎。据当时在市文化局工作的黄曾甫老人回忆说：“周贻白谈到长沙的老郎庙、湘春园、同春园、新舞台等处的往事，历历如数家珍。”
周贻白在文中指出，中国喜剧都有个严肃的主题，这是有它的战斗传统的。他说，“至于来自农村‘三小戏’的一类地方剧种则就传奇或杂剧改编者极少，虽抑或有全本以男女主人公悲惨结局者，但多数为短小精悍的单出，而且联系现实生活，以漫画方式来描绘人物，或于夸张中寓以嘲讽，或于谤笑中致以讥讽，或以俗谚作为借譬，或用成语作为反衬。”他在该文中多方面指出民间戏曲常以喜剧风格出之的这一特点。虽然其中也不免有失之庸俗的闹剧，然大多是主题鲜明、形式活泼的小喜剧。其中包括一部分较好的闹剧。闹剧是喜剧的异校，在民间小戏中，喜剧和闹剧是很难断然分开的。庸俗的闹剧固然没有价值，但闹剧并不一定都庸俗。
在上海这段时间，周贻白还整理编写了《戏曲演唱论著集释》一书，第二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962年（六十二岁）：
当选北京市第三届政协委员，列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全会，在人民大会堂青海厅第16组开会，对学院教学“以名洋古”提出意见。
年初，应杭州文化局之邀与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苏堃和党委副书记费瑛同往杭州观摩了杭剧《李慧娘》、《银瓶女》，并为杭州戏剧界作了关于“浙江对中国戏剧的贡献”的报告。
创作五幕话剧《杜甫》。
1962年11月20日至12月4日，湖南省举行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湖南省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很重视这次大会，派曹靖华、赵树理、田汉、安娥、郑君里、周贻白、江定仙等前往长沙参加会议，并表示祝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候补书记金明，在长沙接见了全体代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礼代表省委致祝词，并作了形势报告。周立波受省委委托，在大会上作了《当前的形势和文艺的任务》的报告。
之后周又赴南昌参加了“江西省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同时搜集有关戏剧史的资料，年底回到北京。
1963年（六十三岁）：
晚春，患动脉硬化，危及心脏，停止教学。暑期跟随剧协组织到戴河休假三周。回院后，病情稍好转，应中国戏曲学校邀约，讲授中国戏剧史一学期。
12月，黎之彦诗作《听周贻白教授说画赛事》：“万绿丛中一点红，诗体作画考学童。樱桃小嘴选佳作，博学多才周史公。”并作注释：周贻白是中国著名剧史学家，著有《中国戏剧史》，为人慈祥、博学。1963年冬，在访井冈山路上，周教授讲一教师出题“万绿丛中一点红”，有学生画一片树林，林中出红日，另一个画绿林中有一红猴，再一个画绿林中一少女，脸上小嘴画两片红唇。结果，画红唇的学生获得第一名。
1964年（六十四岁）：
春，苏联派索罗金来华学习中国戏剧史元代杂剧部分，由周贻白为其讲授，丁扬忠做助教，为期四个月。
6月5日至7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剧团参加，共演出大、中、小型剧目30余个。周贻白被分在大会研究组，全程观摩了这些演出，他感到京剧如果不向现代发展，必然僵死。有些京剧现代戏与工农兵的生活结合得很好，而且唱、念、做、打也发挥得恰到好处，可以突破京剧只演历史题材的误解。
1965年（六十五岁）：
戏剧文学系未招生，周唯一工作是审阅毕业生论文。他分阅秦学人的《论欧阳予倩的创作路线》一文，前后改两次，最后定为四分；石丁看后改为五分。此时，系内沙新与石丁互为攻诋延及同事。
酝酿“横向研究戏剧历史”的计划。所谓横向，即在比较中研究同一历史阶段，剧场演出与民间演出的差异；同一题材在剧场演出中和民间演出中内容与形式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剧种表演艺术特征的差异等等。
1966年（六十六岁）：
春，戏剧文学系招收了一个编剧班，学生来自于各个艺术单位，他们或者已有作品，或者做过编导工作。按教研室的安排，周贻白没有课，任务是以《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为材料做课程准备。当时社会上已开展对1961年田汉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编的京剧《谢瑶环》的批判。在批判运动中，周贻白被教研组勒令执笔，初稿为《谢剧教育意义何在？》在系内讨论时被认为战斗性不强。周贻白在会上直言田汉并未反党。他说：“谢剧反党，找不到切实根据，你们看戴什么帽子合适，拿来给他戴上就是。”在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周贻白又表现出了“长沙老几由来硬”的风骨。
6月，周贻白被编入文化部“集训班”，离开学院，到社会教育学院集中培训三个星期，以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此时，社会上“红卫兵”兴起并蔓延到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周贻白随即被中戏的“红卫兵”组织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参加劳动。
七八月间，周家的图书、文物被中戏的“红卫兵”查封，贴上了封条，周的收入和工资也被冻结，每月仅发生活费30元。
1967年（六十七岁）：
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周贻白每天去学校接受批判、交代问题、写外单位的调查材料、打扫公共卫生和楼道厕所，甚至被隔离，关入牛棚。这一切使他受到了很大刺激，从此很少说话。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贻白在“自我检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初写三卷本《中国戏剧史》，认为只要把一些现象的经过说明，就可以算是历史，没有作原因和实质的分析。因此，我后来把此书改作《长编》时，便想到必须重新写过。以后编写讲义便另名《纲要》，……以民间艺术为主流，并且广泛地联系到京剧、梆子以外的各地方剧种。”这是周对自己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思想改造的真实记录。
1968年（六十八岁）：
10月中旬，周被抄家。北京市交道口军管会的“东城区查抄办公室”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收缴“文革”中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四旧”物资。周贻白的图书和文物被清点后，被悉数运往府学胡同“东城区文物管理处”和国子监“首都图书馆”。
书被劫走之后，周贻白一下子变得精神沮丧。本来“文革”开始后已沉默寡言的他，这时更加消瘦，更不肯说话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周贻白的言语功能开始关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一言不发。
棉花胡同在同一天被抄家的，还有甲5号袁永愈家和16号阿英家。袁家被抄走两大箱明清古董和字画，阿英家被洗劫一空，满满装走一卡车。
1970年（七十岁）：
5月，古稀之年的周贻白与在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妻子杨钰，随同中央戏剧学院“连锅端”的所有教职员工，下放到河北省玉田县张各庄装甲兵部队一处叫做“军粮城”的部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相当于“五七干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一业为主，兼学多样。是为“五七指示”。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庆安县柳河地区按“五七指示”精简机构而创办的“五七干校”经验，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引述毛泽东的相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随后，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单位纷纷创办“五七干校”，将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下放农村，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1973年，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曲学校、北京舞蹈学校等艺术院校合并组建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按部队体制，男女分住两村。周贻白70岁高龄还不得不随军出操、劳动，分配的工作是喂养鸡群和鸭子。两夫妻分隔住在两村时间将近一年。
1971年（七十一岁）：
年初，周贻白病情恶化，走动困难。
3月初，经军宣队批准，允许其单独回家。学校通知其在北京工作的次子华斌到张各庄把蹒跚的父亲接回京，杨钰仍然留在军粮城集体劳动，病中的周贻白由尚在读初中的女儿湘斌照顾。
5月20日，周贻白起床洗漱时跌倒在地，经诊断是中风所致，自此以后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1975年（七十五岁）：
春，周夫人杨钰女士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周贻白，到隔壁胡同里看望阿英。阿英与周贻白同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秘书长时，与周贻白同住在中央戏剧学院所在地——东城区棉花胡同，二人经常往来。阿英家也在“文革”中被抄了家，被赶到相邻的炒豆胡同，住在一个院子的门房里，有一个未曾上山下乡的男青年照料他的日常起居。两老相见，各有满腹心酸之言，但却不能再像往日那样侃侃而谈，只能双目相对各自珍重。
夏，经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准，周贻白被查抄的书籍陆续发还。三子周华斌将其藏书从东城区文物管理处和用作仓库的国子监孔庙大殿里取回时，还像查抄时那样，一扎扎地打着捆，草草地写着“周贻白”三个字的标记，只是积满了尘土，返回的很多珍本书上还盖有康生藏书的印章。杨钰把它们堆放在周贻白的身边说：“贻白，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看看吧，回来了。”周贻白只是连连摇头，闭着眼，木然无语。所有这些书，他再也没有碰过一个手指。
秋，周贻白病情剧发。由于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不得在大医院住院。只能在区级别的隆福寺医院暂留，在急诊病人的观察室做病情观察。小小的观察室内拥挤而混乱，只有几张临时的木板床，根本没有什么药，家属只能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一位首都医院的中医大夫，下班后偷偷地到这个观察室去开副中药。这次“观察”烧坏了周贻白的神经，自此卧床不起，不再说话。
1977年（七十七岁）：
12月3日晚七时半，周贻白因心力衰竭在北京首都医院（协和医院）观察室病逝，终年七十七岁。周贻白去世时，身份依然是“反动学术权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他身上还没有体现。但社会力量给予了他极大支持：茅盾尽管眼疾严重，坚持送上花圈悼念；工作尚未安排的周扬夫妇要求亲临追悼会现场；夏衍卧病在床，听到噩耗后沉痛地说：“我与贻白相识几十年，同庚年纪，他的身体原比我好，没想到让文化大革命给糟蹋了！”曹禺激动地说：“他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吴晓铃老泪纵横地给中央戏剧学院“革命委员会”写信，表示失去了学术挚友，并对未能及时通知他大为恼火；齐燕铭、林默涵、张庚、吴雪等坚持一定要参加追悼会，与周贻白最后告别。在文化界专家们的呼吁下，一周之内，文化部给周贻白落实了政策。经过复查，彻底推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对他一生的政治态度、学术贡献以及对年青一代的培养给予了积极评价。
12月16日，文艺界、戏剧界同仁及生前友好在八宝山排着长长的队伍，给周送行。周扬夫妇排队在第一个，然后是曹禺等人。梅兰芳家的许姬传、梅葆明也赶来。送花圈的有文化部教育司、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校、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文化部、戏剧界有关单位领导和各界同仁友好二百余人列队参加遗体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