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烈
我所看到的先进文化
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温里德·温斯洛·泰勒在20世纪初期提出了所谓科学管理学说，认为员工都是自私的、消极的、愚蠢的和必须被加以严格控制的。
20世纪50年代，道格拉斯·麦克格利格提出了一种与泰勒的科学管理完全不同的管理理论，认为员工是积极的、争取精神满足和实现价值的、能够自我指导的、需要尊重的。20世纪80年代，彼得·德鲁克认为，在新的环境中，中层管理者将被自治的自我管理团队所取代。信息社会涌现出许多自我管理的基层组织。20世纪70年代后，盖洛普公司用了25年的时间，对各国先进企业的100万名员工和8万多名管理者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强调尊重员工本性对于管理的首要意义。
工业社会对于发展的测量历来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 21世纪初，英国的蒂姆·杰克逊教授提出了以国内发展指标(MDP)作为新的指标测量发展。前者凸显的是物质主义片面发展趋向，后者凸显的是全面和谐发展的新的趋向。MDP概念的提出是一次关于发展观念的历史性转折，为建构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个整体性方案。
20世纪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富裕了，大大增加了消费和工作的选择权，自尊的要求凸显；现代社会发展越来越快，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独裁的作风很可能招致失败，领导人越来越依靠集体的智慧，特别是基层的主动性，权威主义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废弃；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取代了许多原本由管理者从事的工作。知识和技术的爆炸及不断淘汰，经济发展转移到了以知识投入为主的轨道上来，人的素质和积极性取代了物质的力量，成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比尔·盖茨说，他们的唯一资本就是员工的创造性。还有的企业家说，他的财富就存在于员工的两耳之间(头脑)。许多先进企业都有类似的发展观念，于是，各种善待员工的投资，与员工的沟通，以及惠及社会的各种社会资本的投放，都成为先进企业发展的策略选择。这些伟大变革目前虽然还不成熟，但是它却标志着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开辟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民族矛盾的扩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人类生存环境面临毁灭的危险，于是，建构和谐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人类十分紧迫的目标。
这种社会的巨大变革反映在政治上是出现了后自由主义探索。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自上而下一次性完成的，但是后来自由损害了平等，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信息社会的到来日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后自由主义主张从基层社区开始，通过协商的途径逐步建设兼顾平等与自由平衡发展的新的民主制度，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20世纪实际的历史进展是一个新文化与旧文化犬牙交错的复杂过程，新的文化绝没有取代旧的文化，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确实正在发生根本的革命。什么是当代世界先进的发展理念？在我看来，这种先进的发展理念的关键词是：以人为本、改良渐进、对话和谐。这就是我所发现的、中央最近若干年一直在强调的先进文化以及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目标是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反映这种先进文化的发展观。这种先进文化的另一个侧面是合理性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中国被形象地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这种先进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主要是20世纪所取得的空前伟大的成就，并展示着相对光明的未来。
在我看来，我们讨论传统文化的时候必须以先进文化作为参照系和依归进行。
我所理解的传统文化
马克思曾经广泛地研究过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共同体现象。对于亚细亚式共同体的研究是以古代印度村社为个案的，对于古代印度村社，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强大的异质文化的外来入侵才能“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像英国入侵印度那样。除此之外，无论是“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村社共同体及其关系的长期、普遍而牢固的存在无疑造成了亚细亚社会的停滞状态并为东方国家专制主义提供了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亚细亚式村社共同体及其残余势力的长期存在对东方社会造成了更为严重、更为根本的影响，那就是它阻滞了亚细亚国家人民的自由发展和文明进步。虽然亚细亚式村社共同体后来在资本主义侵蚀下逐渐解体，但是它的氏族宗法关系、血缘关系仍然十分强大，长期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仍然束缚着东方国家人民的创造力，使得他们既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也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这正是村社共同体残余势力对东方国家人民自由发展阻滞作用的一种体现，只是到了二战之后它们的创造精神才被激发出来。
这些“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的印度村社小单位在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着，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式共同体。马克思对于印度村社共同体的这些研究，大致说来也适合于古代中国社会。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梁漱溟、费孝通都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根据的伦理社会，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亲情为纽带结成的熟人社会、圈子社会，中国的乡土文明以土为本，世代厮守田园，难于流动。梁漱溟认为，儒学是从中国古代这样的社会结构概括出来的伦理学说，又用自己的伦理道德学说加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性。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古代印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社会是以村社为单位的，而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顶峰地位，而印度并没有这样辉煌过，其原因是什么，我还没有看到阐释这个问题的论述。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和印度一样，传统文化中的封闭自守，甚至麻木不仁也同样存在。当我们读到马克思批评印度村社的居民看着别人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的时候，不仅想到鲁迅描述过在他那个时代中国人围观日本人砍中国人的头麻木不仁的现象，还会经常看到当代的中国报纸报道中国人围观杀人或有人落水见死不救的现象。更有甚者，有些中国人甚至在有人要跳楼自杀的时候，不仅见死不救，而且大喊大叫讽刺挖苦推波助澜，唯恐企图自杀者不快些跳楼自杀。我感到很悲哀。中国与印度一样，没有凭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近代以来才在西方的打击推动下开始走出原来的文化怪圈，也不能说表现出历史的创造精神。
正是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一旦形成，它又成为保护这种社会结构的经久的顽强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忠孝节义，封闭自守、等级森严、后不僭先，扼杀社会创造力。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这些，但这些是占有统治地位的价值观。
一般说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儒学传统。但是，具体分析之后，许多学者认为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一个以儒家为外表、以法家为内核的“儒外法里”体系。于是它便具有了儒家人道主义的外在色彩，而其实质上却是一个法家残酷地否认个人权利的虚假的整体主义体系。这是一个扼杀创造性的体系。正是这种文化维护了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儒家虽然有着迷人的人道主义色彩，但是它终究没有引渡我们到达工业化和现代化些微美好的彼岸。在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一书里这样引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观点：儒家哲学包括两个主要方面，政治哲学与个人伦理。政治哲学将以君王为至尊的阶级制度合理化了，个人伦理则规范了日常的言行举止，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写的，在中国“仁义道德”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满都是“吃人”二字。
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经典的各种论述，更要看到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
希腊的国土上分布着许多通向海边的山脉，这些山脉割断了不同山谷之间商贸活动的开展，古希腊人出海与各国做生意就成了必须的选择。古希腊经常发生外国入侵战争，在它不大的国土上还分布着很多城邦国家，相互征战。所有这些都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整合，古希腊成为同一时期世界历史上唯一产生自由民主制度和文化的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这种文化传统迅速形成了工具理性和自由主义，诞生了工业革命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价值观，推进了现代社会甚至信息社会的到来。
事物发展的道路可以以离散—整合模式加以描述。事物不断地分离出新的要素，这些离散后的要素同时又整合于一起互补发展，而离散首先必须开放。社会发展也是这样。封闭自守扼杀了离散过程，没有离散就不会有不同要素的产生，也就不可能有不同要素的整合发展；西方文化从不断的开放离散中得到了不断的整合发展。先进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中国虽然有着自己的辉煌历史，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在中世纪后期因为封闭自守扼杀了离散—整合发展的可能性，近几百年来终于落伍了，现在正在奋起直追。由于儒学的人道主义和整体观念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对立，在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梁漱溟以及季羡林等很多中国与西方学者，都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上。在本文的开头，我们讨论了先进文化的含义，它所体现的就是人道主义和整体观；但是，那不是儒学推动的结果，而是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形成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当吸收儒学的积极价值，并与先进文化相结合，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大一统和整体主义，是在没有离散的条件下虚假的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儒家思想连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都不能解决，何谈解决世界的未来问题呢？
“亚洲价值观”的大起大落
“亚洲价值观”的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东亚，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上升到了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的地步。其中从二战废墟里站起来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发展使得世界感到不解和可怕，其经济实力已经上升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并且大量收购美国的房地产，尤其是夏威夷的房地产，美国人惊呼，二战中日本的目的没有达到，现在正在实现。背负着东亚发展的辉煌， 90年代的头几年，东亚的一些政治家们提出了著名的“亚洲价值观”。首先是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和他的合作者连续写书，大喊“日本可以说‘不’”。
认为白人创造的现代文明实际上面临终结，世界文明实际上正在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逐渐向东方、向太平洋方向转移。1994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接受美国《外交》季刊总编辑扎克雷亚访谈，发表了《文化即命运》的谈话，正式提出了“亚洲价值”优越性的理论。李光耀首先承认，如果不是学习西方的优点，新加坡就摆脱不了落后。但是东方人不相信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政府代替家庭的制度；而东方人相信个人存在于家庭的网络之中，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他说：“我们利用家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他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符合亚洲价值。
东亚的金融危机与日本的长期不振从1997年7月开始，东亚发生了大规模严重的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是索罗斯对于泰铢的冲击，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内因是银行里的死账、呆账太多。而这种死账、呆账与许多国家的政府与企业过于紧密的财政关系有关。许多东亚国家，政府或明或暗地干预银行对于企业的贷款，其间透明度很低，滋长了官场的腐败和企业的死账、呆账大量增加。除中国和台湾地区以外，几乎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严重受挫。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亚洲地区股市市值损失了两万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