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经济滑坡不是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开始的，而是从1988年开始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乏力，长期低迷，据2005年的报道，从1995年以来，日本经济年增长率为1.3%， 2004年则下降到0.5%，而同期美国为3.3%。一个几年前还是挤兑得美国哇哇叫的日本，很快就又不断地落后于美国了。
新加坡的改革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小的要算是新加坡了。新加坡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政府指导型的发展模式，廉洁的政府，高效的指导，使银行呆账额比较低，从而避免了东亚金融危机。1997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大力进行改革，经济一直在不断地增长。总理吴作栋说：“我们别无选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新加坡未来要想在新经济、新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欣然接受世界文明。我们欢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我们知道，它们带来的机遇要高于我们付出的代价。”接着新加坡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向国外开放了金融、电信、电力等领域的市场。邀请美国人约翰·奥尔兹担任新加坡最大的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新加坡政府民主化改革也加大了力度，建立“电子政府”，提高政务的透明度。经过1997年以后的改革和发展，新加坡在世界上的实力大增。据美国《华盛顿时报》2001年1月9日报道，调查表明，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美联社2000年4月19日报道，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当天公布，研究报告表明，世界各国竞争力排行榜，美国第一，新加坡第二。
日本的困惑与改革日本十几年的经济滑坡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就有深层的文化原因。日本文化封闭自守，等级森严，严重危害竞争力的培养和发挥。日本报纸的文章写道，日本企业是一个内部一应俱全的封闭式社会，“妨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在于讨厌竞争的风气”。需要裁减项目和员工的时候采取了平均的办法，结果是一些有能力的人才被扫地出门，一些现在效益不太好而前景看好的项目也被裁减。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批评了日本的等级观念和终身雇佣制度等。这种文化另一种表现就是政府、银行与企业界关系过于密切，财政关系暗箱操作，于是腐败丛生，造成了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以至于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师曾经降低了日本银行信用等级。为了帮助银行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日本政府从1997年以来向金融机构注入了23万亿日元的资金。这几年日本在否定自己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问题上越走越远，引起亚洲和世界各国舆论的普遍谴责。学者们认为，日本封闭狭隘，只知道成败，不知道对错，表现得很是非理性。在2000年底，美国全国所有情报部门和智囊团进行长达一年的研究写出的《2015年全球趋势》中写道，在未来的15年中，日本将难以保持它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
最近若干年来，日本正在改造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运行模式。这些年来日本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制约了政府的权力，扩大了公民的权利。2005年3月10日，德国《时代》周刊报道说，其中《信息公开法》标志着决定性的转变：从前公开那些档案和财政流向由官员决定，而今天公民可以在大得多的范围内要求审阅档案，而且日本人正在这样做。政府还制定了新的审计制度并严格执行，迫使日本第五大银行理索纳银行破产。大企业之间开始了相互收购的商业行为。日本陈腐的公司体系和企业文化正在瓦解。根据美国《新闻周刊》2004年1月8日的文章《不再受冷遇》，和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4月1日的文章《日本公司终结的开始》的报道说，日本正在进行公司聘用制度大改革，员工揭发公司舞弊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2004年日本通过法律禁止企业解雇告密者。
日本年青一代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他们不仅不再忠于一个企业，纷纷跳槽，而且出现了大批“自由职业人”，据2005年的报道，“自由职业人”的人数已经达到400万。他们不在一个公司里工作，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寻找轻松而没有烦恼的工作，譬如干零活、在街头表演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管理层发生了两个影响极大的事件。一个是日本著名大企业西武集团掌门人堤义明2005年3月被捕，他涉嫌内部交易和伪造财务报表。堤义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掌管着西武集团，拥有绝对权力，专制独裁，飞扬跋扈，从来不开董事会。另一个是更加著名的日产公司，在负债21000亿日元的情况下， 1999年聘用法国人戈恩担任首席执行官，戈恩大刀阔斧地改革日产的企业文化，深入实际，与员工保持“零距离接触”， 3年内裁减员工21000人，公司迅速转亏为盈。报道认为，这两件事极大地冲击着日本的传统文化。东京证券交易所常务董事长友英资说：“日本企业的旧的管理风格随着堤义明一起垮掉了”。至于戈恩，竟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有的日本人还扬言要选举戈恩为下届日本首相。
日本的改革终于见到了成效。最近两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增长。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1月24日发表《“新”日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文章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企业巨头根据新的商业环境调整了战略，目前日本人的创新精神非常高涨。整整一代日本人不愿意像父辈那样老老实实为他人当雇员，有61%的人有意创办新企业，而美国人中这个比例只有48%； 68%的日本人希望他的企业具有朝气，而美国人的这个比例只有43%。文章引用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总经理马克·富勒的话说：“数百年来，日本不屈不挠地进行自我改造，征服了看似致命的挑战。该国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雇员吸取文化教训，在企业中反复加以运用。”“就脱胎换骨的能力而言，我认为日本是全球最了不起的经济体。”我们不能不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二战后的崛起以及目前改革的历史。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于日本某些领导人甚至某些日本平民不能正确对待日本战争罪行感到不满，但是，日本民族的这种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时至今日，各国竞争日趋激烈难道我们还有理由因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拒绝向别国学习吗？
李光耀180度的大转弯“亚洲价值观”提出之后，我冒着自己才疏学浅的风险，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在中国第一个对它正面提出了批评。1996年，我在《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一文里指出，东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走了一条西化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它并不能为“亚洲价值”论提供论据。2001年1月27日，李光耀在一次关于亚洲的讨论会上公开改变了1994年他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观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李光耀在会上断言，在全球经济的要求之下，“亚洲价值观”已经被证实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实际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时表现得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李光耀说，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儒家价值观“导致了过分的做法”，尤其是任人唯亲。李光耀还说，新加坡的恢复和发展是“因为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标准”，银行部门尤其如此，这一部门被迫采取了西方的财务公开制度。李光耀还批评了无条件地尊重老人(孝顺)的儒家价值观，认为“在信息时代里，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
在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和日本实际上都对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改革，不同的是李光耀把话说明白了，而日本却在悄悄地改。
两篇站不住脚的文章
2005年夏天，中国学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纪宝成在2005年6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重估国学的价值》。文章认为：“国学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直接关系着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意识自觉性，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又是“主体性”，又是“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纪先生对于国学价值之于今天中国的意义的强调并不亚于十多年前“亚洲价值”论的强调者们，但是远的姑且不说，“亚洲价值观”已经被近十来年的东亚历史所否定。而且我们看到，纪先生文章的内容却比当年“亚洲价值”论者们所论空泛了一些，论域也收窄了许多。
另一件事是刘少杰在2005年第2期《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的《中国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困境》。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可以通过引进新因素，产生新基质而向前发展，但是传统的根本特质不能发生根本改变。这种观点的现实依据是，在当前的中国，包括最发达的东部地区里，乡土文明和家庭根基、伦理本位的传统依然稳定而广泛地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它的不可改变性，相互补充，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大陆“亚洲价值观”的变种，这个变种似乎想打造得更为合理和顽强。
实际上，纪、刘二位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并不孤立，不管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持类似观点的都大有人在。
如上所述，东亚现代化过程和李光耀2001年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亦即“亚洲价值观”不能发生根本改变的估计，仅仅以中国当前的情况就断定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发生根本改变是根据不足的。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单位是家庭，家庭被称为社会的细胞，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结构是很自然的。工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走向社会化，人们必须走出家庭而走向企业和社会，企业被称为社会的细胞，以家庭为根基的社会结构的消失也是很自然的。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活动范围正在走向全球。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的美国德鲁克总结了信息社会里的知识工人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工作与联系的范围主要是全世界的同行，而不是一个企业。在新经济条件下，临时组成随时解散的小企业越来越多，家庭企业也在发展，还有的文章认为企业已经开始走向消亡。我们现在还很难确知家庭、企业会不会消亡的问题，但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已经不复存在，企业的社会细胞的命运也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在历史上，由于社会发展太慢，已有文化的力量表现得非常顽强，足以封闭任何改革的尝试(譬如亚细亚共同体对于社会变革的扼杀)；但是在现代，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太快，当经济发展一旦找到了一条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而且它必将改造与旧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刘少杰在上述文章里引用他人的话说，中世纪的基督教经过一千几百年才使西方民众超越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家族的大群。我相信，在今天东方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结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文化的改变，再也无需一千几百年，也无需一百几十年，“四小龙”的现代化仅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在目前“四小龙”和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走出家庭到社会上谋求发展，已经极其普遍。至于在文化上，家庭也失去了控制力。台湾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前不久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你不知道的台湾》写道，在目前的台湾，一家子里的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之间，对于同一个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完全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而且可以自由表达，已经十分自然。其实在当代的中国大陆的很多地方不是这样。不错，在东亚家庭意义要比西方大，但是，与相同的社会结构整体相比较，东西方的这一点差异只是枝节性的差异，类似的枝节性差异就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世界里也有。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比较注重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发展，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强调自由的价值，平等被忽视，但是没有人否认它们都属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我们不可以被枝节性问题模糊了对于根本性问题的认识。
以上的“亚洲价值观”和中国的家庭根基、伦理本位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儒学价值。那种认为儒学价值或者好得不得了无需改造、或者根基牢固得不得了不能改造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要忘记刚刚过去不久的“亚洲价值观”的命运，也不要忘记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所给予的社会条件与过去很不相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