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张凤铸
采访者：杨乘虎
本次接受采访的电视艺术理论名家是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凤铸教授。从音响美学的建构开始，他引领了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学的理论研究；通晓广播文艺、电影、电视艺术多个艺术门类，以综合多元的视角专注于电视艺术本体论的研究，著述甚丰，是中国电视文艺派的代表人物。由张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在规范、引领中国的高校影视教育、学科建设，以及理论研究方面实绩显著，显示了构建影视教育和理论研究中国学派的气魄。
高科技语境：技术本体·技术崇拜
杨乘虎（以下简称“杨”）：电视的视听技术手段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它不仅直接延伸了我们的耳目感官能力，极大地拓展了受众接受视野的广度，而且还具有一种心理上的创新，使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决定性力量。但是，不可否认，对于电视的批判和责难也日渐激烈，虽然这种批评包含了很多的义愤，甚至还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是他们都明确地指向了电视艺术中技术本体和艺术本体的关系问题。
张凤铸（以下简称“张”）：技术和艺术是电视艺术本体论中最关键的范畴之一，众所周知，电视是技术的产儿，电视艺术可以划分的里程碑式的分期，往往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电视是“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最巧妙的结合，电视艺术的表达、表现正是凭借着视听技术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才开拓了新的艺术思路、手法、样式，创造了全新的艺术体验和美感。所以，关于这个技术基础曾激发了人们做出多少关于它的预言，不论是从技术角度、艺术角度，还是文化角度，自然也就扩大了人类创造性地把握从微观到宏观的现实范围和艺术体验。
也正是在这一点来说，相比于其他艺术形态，电视艺术技术本体的内在制约性，最为突出。
杨：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如同哈贝马斯论断说，科学和技术具有了新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获得越来越多操控权的电视技术基础会沿着惯性朝自己的方向滑行，越过技术和艺术的边界轻而易举。
张：这里面我想了很多，技术进步是好事，但是事物的“度”掌握不好就会走向反面。声音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原先是默片的时代，后来人们一直追求声音，伟大的哑巴说话了，但是后来就有了“声灾”的阶段，声音的灾难，万能声音，声音的轰炸，这就是一种技术崇拜的表现。这些年来，我有机会出访各国，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考察电视、电影。技术崇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就开始了，后来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还有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这三头从南加州的丛林里冲出的狮子，运用高科技创造了电影的奇迹，对影视中技术基础的过分强调来源于对影视照相本性的盲目认同，对技术力量的盲目信赖和崇拜，也必然孕育出另一种倾向对造梦术的一味追求，影视界掀起了技术崇拜的浪潮。
杨：本雅明说，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失去了让我们产生震惊效果的韵味；高科技语境下影像手段所创造的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也是一种震惊，来自于内容和形式的两种震惊显然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本体完全可以脱离艺术本体的操控而自行其是。
张：这就促使影视本体有所改变。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斯皮尔伯格虚拟的现实，制造的现实，对于影视的本性形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样，原先支撑影视的重要理论基础——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的再现”和巴赞的“长镜头理论”都是照相本性的延伸受到冲击，本体从一元走向多元，在假定、逼真的审美特质之外，出现了魔幻化的审美特质，电视不再只是被认为是一个承载信息的渠道和工具，它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功能，主体性具有价值属性，这意味着对电视艺术本体的认识也迈入新的范畴，“工具客体和责任主体”这一对关系摆在我们面前。
杨：高科技的形式手段给电视艺术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时空表达方式，立刻刷新了人们对影像本体的认知维度，技术基础改变了，技术理性所包含的一整套文化价值观必然也就发生了变化，当创造梦想和虚拟现实都可以顺理成章时，技术崇拜汹涌成潮就不足为奇了。
张：技术崇拜最关键的就是将技术本体和艺术本体进行置换，形式大于内容，甚至形式摇身一变也成了内容。当前我国电视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有点本末倒置，技术崇拜，忽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精神对审美理想的注入、支撑。什么为本？艺术为本，人文思想为本，技术理性与艺术理性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影视艺术总要给受众一点希望、前进的动力，电视艺术审美主体性在技术崇拜前日渐迷失、衰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杨：是啊，当观众津津乐道于精美的无与伦比的画面，震撼视听的新奇观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也在领略着一种审美暴力，对艺术本体构成的领悟力被无情地压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格外强调重道轻器，技术本体对艺术本体的超越是一种僭越。
张：当然我们不要排斥技术，它有自己的作用，使人文思想升华，更理想化，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要喧宾夺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朝着人性化的方向高度发展，更强调自主性，各有所得，文化首先是传承，然后才是创新，历代的艺术门类就是流，有了这个流，才有了高低、贵贱、文野之分。艺术的享受，绝不只是一种感官刺激，艺术的最低层次是感觉层次，第二是知觉层次，第三是审美层次，第四是哲理层次，悟出道来。《艺术人生》为什么能够具有较高的品位，就是他把艺术的人生和人生的艺术最后归结到人应该这样活着，经过努力才能达到艺术家的品位。我们的许多节目还停留在前两层次，后两种是我们最缺的。道大于器，应该是根在思想、根在精神、根在生活。
杨：电视的技术本体不仅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价值判断，是技术理性的存在。所以在它无所不能的技术利器前，如何体现人性的尊严和精神格调，以一种悲悯情怀来审视技术，以艺术精神和审美主体来操控技术？这可能需要一个更高的视角。
文化生存：价值导向·文化语境
杨：电视是跨文化交流最有力的媒介之一，电视的文化身份，应具有的文化品格，它为大众提供的文化读本，以及所能产生的文化效应、塑造的文化形象，这些都是电视和电视艺术的文化生存图景。
张：现在中国电视存在着隐患：精品少，次品多；创新少，雷同多；关注现实少，热衷谈古多；高雅少，粗俗多；经典少，快餐多；浮躁情绪在蔓延。我曾经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邀请，做一个访谈节目，他们出了四个题目让我在现场思考，即兴回答：电视是不是使人浮躁？电视是不是使人懒惰？电视是不是使人变坏？电视是不是使人浅薄？
杨：这四个问题的指向性很明确，就是当下电视文化症候中出现的不良倾向。
张：第一个问题，我说，电视是功大于过，利大于弊的。浮躁只是流，不是源，源头是钱，商品经济。以前人们说安贫乐道，现在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浮躁源于市场经济，竞争加剧了，节奏快了，什么都浮躁了。过去我们说书斋文化可以静思，默想，吟咏，现在这种体验减弱了，消失了。快乐原则取代了往日的审美观照原则，视觉文化容不得你停留，观众调换频道的速度不到7秒。
第二个，人是不是变得懒惰了？现在人们不愿意看经典的东西，而是更多地愿意用替代品，小说的口袋版本，简写本，直到电视剧，来代替看原著。但是懒惰不是电视天然带来的，而是人们在使用电视的过程中被加剧了的，被放大了的。现在的年轻人和电视亲近，与父母家人隔离，它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而与身边的人弱化了情感交流、交流的欲望，形成了人和物的交流，而不是人和人的交流。法国人将星期六下午定为减少观看电视日，还有的国家采取了焚烧电视机的过激行为表示对电视的愤恨，表达了人们对电视又爱又恨的感情。
杨：我们要反问自己，电视是不是造成了传统文化和价值的断裂，造成了知识和生活世界的分裂？造成了这种人际拟态传播对真正的人际传播的取代？这是不是现代人的一种异化？
张：电视是不是令人变坏，这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坏的节目带坏青少年，这倒确有其事，国家规定的反腐涉案剧不能在黄金时间播放，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电视剧里，那些红色血腥、黑色暴力、灰色人生、金色钱财，五花八门，作案的情节以及暴力的展示都会给青少年和判断力弱的观众起到误导的消极影响。
其中最受人指责的就是浅薄，电视文艺中的大部分节目是娱乐节目，一味搞笑，通过什么来制造欢乐？有的台以作秀、炒星、恶作剧、媚俗、低俗、庸俗的言语、动作来“制造”欢乐。现在中国电视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不是没文化，就是缺文化，或是文化的深度不够，忽视了对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忽视了价值导向的正确引导，忽视了从提高节目的文化含金量去制作精品，忽视了前沿性、开拓性、创新性节目的探索和创造。所以说，电视首先就要提高文化的含金量，决不能弱智，缺少文化，决不能迎合低级趣味培养低俗的观众。
杨：电视的这些文化生存困境既有内部的因素，也会有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的作用。我们说，电视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决定性力量，除了技术力量外，文化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
张：的确如此，当前电视文化的功能从突出政治宣教转向以新闻、娱乐为主的多功能效应，呈现出主导多元的、开放的、相互融合的电视文化发展形态。
电视文化状态从隔离时空转向即时性的同步时空文化；文化变迁从“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稳定持久状态转向“昙花一现”式的动态变化的“快餐文化”和时尚文化，往往带有鼓噪而来，转瞬而去的“泡沫文化”的特点。
文化主体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为主体转向娱乐本体的平民文化（大众文化）为主体，快乐原则取代经典艺术的审美原则，从强调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转变为强调收视率的功利性原则。
文化形态从“苦读”“凝思”“静观”“想象”“细品”型的书斋文化转向消遣性、刺激性、参与性、消费性原则的视听音像文化，投入市场寻找消费群体。文化重构方法从分析文化转向综合文化，板块、杂志型、晚会等综艺节目大量涌现；文化性质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转向具有世界性的信息文化；文化传播由单向走向双向互动，受众受到所谓的尊重。
杨：这种电视文化的转型所形成的特定语境对电视艺术的观念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几年占据主流的节目理念：娱乐、益智游艺类、真人秀等就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