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成为总统之后，胡适意识到政治已无法再谈下去，于是决定《努力周报》自动停刊。丁文江并未参与这一决策过程，对此“很不赞成”；同时对于复刊期望甚高，在1924年1月13日的信中，他还表示：“我在一年半之中替《努力》做了一百二十三栏，恰合十万字。照此计算，每两个月可以替《新努力》做一篇文章。请你早点把稿纸寄来，可以早点着手。”不过最终复刊未果，直到1930年代，《独立评论》创刊，丁、胡二人方才再度联手议政。
创办《独立评论》最初是由蒋廷黻提议，有办刊经验的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皆持反对态度。一周后，蒋氏再提此事，他人仍不赞成，丁文江的态度却出现关键转变。对此，晚年蒋廷黻回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办刊物很容易’，他说，‘但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共同负责。否则，整个重担就会落到编辑一个人的肩上。’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上的支持，我们可以放弃这个计划，把捐款发还，如果有人来支持，我们就可以详细计划出版问题。”如同《努力周报》时期，丁文江坚持刊物须在经济上独立的思路，主张应从筹措经费入手。他还介绍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竹垚生加入，请其兼任会计，负责捐款、保管及财务上的事务。
《独立评论》创刊之后，丁文江自认是“最出力的投稿人”。此言不虚，1935年12月8日病倒之前，他共发表了文章64篇，包括：24篇“时论”、21篇“漫游散记”、19篇“苏俄旅行记”。学者陈仪深因将丁氏5次对“通信”的答复统计在内，得出的数额为69篇。据其统计，丁文江所撰文章数量仅次于胡适（123篇），在23位主要撰稿人中位列第二，多于蒋廷黻（56）、陈衡哲（49）、吴景超（48）、陈之迈（46）、任鸿隽（41）、傅斯年（40）、翁文灏（39）等等。
这一时期，他的文章覆盖了时局的所有重要方面，行文很能体现《独立评论》“引言”中所强调的独立精神；并且在逻辑上形成一个相对严密的系统。即使是颇遭诟病的“新式独裁论”亦有其内在逻辑，当年激烈反对此论的胡适指出：“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回头细读他的政论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几篇政论放在一块读下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此外，他还肯下研究功夫：离英归国之后，仍对英国思潮保有持续的兴趣；自1927年起，就密切关注日本国情；对苏俄的历史、政治、经济亦很有心得。勤勉且富识见的丁文江，堪称《独立评论》的柱石。因而，蒋廷黻对他的评价很高：“在未办《独立评论》前，我对丁文江没有深切的认识。但经过《独立评论》在一起共事后，我开始尊敬他、爱戴他……在《独立评论》同寅中，他对国际形势知道的最透彻。他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实事求是。”
除了上述事功方面的影响，就胡适言论自由的理念而言，还有一事值得提及。胡适向来主张谨防“正义的火气”，认为“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主张的容忍与敬意”，强调论争双方应该力避偏激、不能疾言厉色。考察屡次论争中他的表现，基本堪称言行合一；但是亦有失察之时。
譬如：1921年，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引起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震动。胡适在1923年4月1日《读书杂志》上发表书评时，曾用“闭眼的拢统话”、“荒谬不通”等词。虽然自言“毫无恶意”，但用此类用语，确如梁氏所谓“语近刻薄，颇失雅度”。丁文江虽“完全同意”胡适的观点，但也明确指出：“不过你文章中有‘荒谬’、‘不通’的字样，似乎不太好。写信、说话不要紧，正式发表的东西，不可以有如此谩骂的口声。”挚友的直言劝告，使得胡适此后更加注重平心静气地立论。鲁迅晚年曾对胡适屡有批评，胡适对此自然不会愉快；但是1936年12月，读到女作家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信函时，他非常不满于苏氏流于谩骂的“恶腔调”，指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三）傅斯年：“诤友与保护者”
胡适曾连用十几个“最”形容一位朋友的卓越：“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这位友人便是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不仅学术事业卓有成就，他在参政议政中亦写下动人篇章——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长达9年，期间热心关注内政、积极提出议案、认真行使质询权；还勇于批评政治积弊，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并最终将其“炮轰”下台；1947年1月3日在《观察》上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2月15日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雄文一出朝野震动，强大舆论压力下，继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亦黯然下台。
虽然相交遍天下，但在胡适心目中，傅斯年和丁文江两位“最可爱，最有光彩”。1950年12月20日，听闻傅氏猝逝，胡适即在日记中哀叹：“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除了惋惜天夺英才之外，胡适如此伤怀，还因二人关系极为密切——“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因此，次日在致傅夫人俞大彩的唁电中，胡适悲痛地表示：“傅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者（critic&；defender）。”
1951年1月6日，他又致信俞大彩，感念傅斯年对他的情谊：“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常‘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止有他自己配骂我。我也常说这话，他并不否认！可怜我现在真是失掉我的best critic and defender了。”
纵观他们的交往历程，总体而言，傅斯年确是胡适的保护者、支持者及诤谏者。学者王汎森还曾将二者思想之间的交涉痕迹作一勾勒，指出在古史观、文学观及哲学观三个方面，傅斯年皆对胡适有所影响。考察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理念与实践，傅斯年亦有其重要作用——既在实践中予以支持，又在理念上加诸影响。
其一，他追随《新青年》并且创办《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之前数月，傅斯年等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并出版《新潮》杂志。胡适晚年谈及“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时，对此刊物赞赏有加：“这份《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突出，编写皆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此语或有过誉之嫌，但《新潮》的确优秀。它于1919年1月1日问世，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3人组成；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直到1919年底他赴欧留学。其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新潮》以勇猛之姿脱颖而出，激起了强烈波澜。旧式文人纷纷责难，斥其“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皆予以支持，胡适更是担任《新潮》的顾问；青年学子则争相传阅，“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所以“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以看到”；创刊号重印到第3版，销售13000余册；1919年10月，全国《新潮》的代卖点已达40余处，发行上的成绩可谓惊人。
《新潮》内容激进、形式新颖，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它是继《新青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在青年学生中影响不下于甚至超越了《新青年》。时为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施存统曾致信编辑部，表示：“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位，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也有三分之一。”对于新小说和新诗歌的创作，《新潮》也“做出了比《新青年》更多的贡献”。此外，美国知名汉学家舒衡哲（VesaSchwarez）女士还注意到：《新潮》在“伦理革命”中不是简单地攻击旧有传统缺乏个人自主性，而是探究不愿对自己命运负责的原因，发现了鲁迅、吴虞等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服从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平静和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