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正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独立评论》并非敝帚自珍式的同人刊物。“引言”中即表示“欢迎各方面的投稿”。果然几期之后，社外投稿逐渐增多，“直到后来有时候我们差不多可以全靠社外的文字出一期报，我们不过替他们尽一点编辑校对发行的责任，或者加上一两篇比较有时间性的政论文字”。于是一年之后，更申言“我们办这个刊物，本来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至终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独立评论》四周年之际，统计发现：四年中社外来稿的比例分别为占42.7%，55.3%，61.8%和59.6%。对此，胡适不无自豪地说：“这个刊物真能逐渐变成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了。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二十年后，胡适还很感慨地将那个时代称做“Pamphleteering journalism（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因为“《独立评论》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终没有出一文钱的稿费”。
《独立评论》的发行量很是可观，当时负责该刊校对的章希吕在其1936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即记载：现在《独立》每期印一万三千册，可销一万二千五百册。胡适在1936年亦说：“关于销路这一层，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很大的欣慰。我在第一五一号（三周年纪念号）曾提到‘我们的七千个读者’，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一万三千个读者’了，在这一年之中，销路增加一倍，其中有好几期都曾再版，这是我们最感觉高兴的。”这一发行量在当时所出的近400余种杂志中独树一帜，与清末风行海内的《新民丛报》（1902—1907）相比亦不逊色，因为后者发行量最高时亦未超过一万份。
胡适初始虽对创办《独立评论》并不热心，甚至在1932年4月一封给丁文江的信中还写道：“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其实胡适经常是一个人独立支撑刊物，每周一往往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间写文章总是到次日凌晨三点钟乃至更迟。1934年9月18日夜，欧游途中的蒋廷黻在给胡适的信中不无愧疚地写道：“当初我们办《独立》，你有点老成持重，不愿轻试。我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总要干。殊不知这两年来，这个《独立》由适之一个人去立了，实在对不起你。”1935年除因事离开北京才由他人短期代编外，作为主编的胡适一直劳心劳力；尽管家人对此多有抱怨，但他却毫无怨尤，并将在国难之中维持刊物一事理解为对“公家”尽责。胡适在1935年1月9日复周作人的信中曾写道：“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有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在胡适等的努力之下，《独立评论》维持了5年，前后共出244期。发表文章1309篇，加上通信类，共1317篇。学者陈仪深将这些文章按照与“民主思想”的相关性程度划分为三类。A类为“民主思想本身或与民主直接有关部分”，共392篇。此类可细分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59篇、“有为与无为的建设”21篇、“唤起权利意识”22篇、“反对内战拥护统一”20篇、“对国民党的期望与共党问题”42篇、“宪草、宪政与国大选举”54篇、“行政改革”26篇、“乡村建设讨论”40篇、“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42篇、“民族文化与西化问题”66篇。B类为“与民主思想间接有关部分”，共379篇。此类可细分为：“中日关系与挽救国难”153篇、“日本情势”25篇、“国际联盟”27篇、“纪念丁在君”27篇、“对青年讲话及教育思想”26篇、“国内各地见闻”89篇、“国外旅游见闻”32篇。C类为“与民主思想无关部分”，共546篇。此类可细分为：“一般教育问题”89篇、“科学研究”68篇、“财经社会农业”136篇、“书评”24篇、“译文”23篇、“小说”13篇、“杂文”105篇、“国际关系与外国情势（日本除外）”57篇，“地理国势”35篇。胡适个人发表123篇文章，是为《独立评论》撰稿最多的人，其中A类文章59篇、B类文章51篇、C类文章13篇。
由上述统计可知，抗日问题与民主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核心关怀所在。在这两类问题上，作为主编的胡适坚守“独立”的办刊宗旨，主张言论自由，鼓励意见交锋。他撰稿时更以“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要求自己，不囿于成见、不趋附时髦，阐述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以“中日关系与挽救国难”论题为例，胡适相继发表《上海战事的结束》、《汪精卫与张学良》、《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究竟那一个条约是废纸》、《全国震惊以后》、《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保全华北的重要》、《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今日的危机》、《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整整三年了》、《中日提携，答客问》、《“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沉默的忍受》、《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答室伏高信先生》、《冀察时局的收拾》、《我们要求外交公开》、《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敬告宋哲元先生》、《中日问题的现阶段》30篇文章。这些文章平实而又深刻，虽不乏书生之天真，却闪烁出理性的光芒。
1934年4月，时在上海的傅斯年致信胡适，写道：“此间读书的朋友对先生在《独立评论》所做的文章（特别是国际形势及中日问题）均极佩服，认为是此时稀有的一个道德力量，此力量颇对政府外交政策有好影响。”胡适的对日言论不仅为“读书的朋友”所佩服，更对当时的社会和政府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从日本侵略者的反应可窥一斑。1936年5月23日，翁文灏在信中写道：“日本大使佐佐崛内干城日前来‘随便’谈谈，言及中日外交虽日言亲善，而事实颇有困难及阻碍。所谓事实者，（一）报纸言论；（二）中国军事进行；（三）走私事归罪日本。所谓言论者，首提及兄在《大公报》之论文，谓恐引起国民反感。”这篇被日方认为会妨碍“中日亲善”的文章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4月12日首发于《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文末警告：“如果日本的政治家到今日还认不清我们两个民族的关系日日恶化的倾向，如果日本的政府国民还不肯做一点‘釜底抽薪’的努力，如果日本的政府军部到今日还梦想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中国单方面的屈服，那么，我们深信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是无法调整的，只有大家准备扮演同文同种相屠杀的惨剧而已。”此文发表后，天津一家汉奸报纸公然主张要“驱逐胡适出华北”；《大公报》亦因此文被日本驻屯军部严重警告。6月18日，王世杰在信中劝告胡适要有所提防——“弟所得负责方面之密报，日人对兄极注意”。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的基本立场是处于国家的“诤臣”与政府的“诤友”之间。这一立场既体现在他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是否“出山”的问题上。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恳切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4月8日，胡适委婉而坚决地拒绝：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胡适看重清誉、爱惜羽毛，是无可隐晦的事实；不过他希望养成“无偏无党”之身，不想参加政府，亦非虚言——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甚远，在思想哲学上存在深刻歧异；对国民党政权的治理能力乃至合法性，他亦只是有条件地承认。胡适常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1934年2月5日，在与孙科的谈话中，他更从制度上对国民党进行批判——“今日政治制度皆是不懂政治的人所制定，止有空文，而无实施手续，所以彼此之间全无联络，又无有相互制裁的办法”。
1935年开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等《独立评论》同人相继参加国民党南京政府。胡适对知识分子介入实际政治虽持保留态度，但在国难之际，他不能不认可朋友们服务政府的行为。对于这些“出山”的人士，胡适连续致信，希望他们保持清誉，勉励他们做“诤臣诤友”。1936年1月21日，他写长信给翁、蒋、吴和顾季高，希望他们不做“伴食”之官员，并引《孝经》中“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一语劝勉。1月26日，他又写信给翁、蒋和吴，指出：“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寄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
“七七”事变后，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降临，《独立评论》因此于1937年7月25日毫无预告地停刊，胡适也只得放弃“在山”的立场奔赴国难。约在1937年8月间，胡适与钱端升、张中绂三位北大教授受蒋介石的征派，他们的共同使命是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寻求援助。9月26日，胡适辗转来到美国争取同情。1938年9月17日，他正式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对于担任大使一职，胡适其实并不乐意。7月30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他埋怨国内友人在此事上没有积极提供意见——“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你们当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任命令发布以后，对一向不赞成他从政的妻子，胡适解释：“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概言之，《独立评论》在其五年零两个月的生命历程中，虽然数次因言论犯忌而屡屡遭受查扣等干扰，甚至是长达四个多月的停刊查禁，却依然令人钦佩地在当时黑暗焦灼的气氛中保持了创刊时的特征。《独立评论》的“灵魂”人物胡适亦在动乱中坚持民主，在混乱中赞颂理性。1934年，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胡适曾写道“信心只是敢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将来的勇气”。在那个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的艰难时世里，他是为数很少能富有这种信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