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学会包括向资产阶级作文化斗争在内的各种斗争。他特别告诫知识分子：“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在袁牧之的报告提议对电影从业人员进行思想改造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对于工作人员，特别是编导和演员，要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具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须使他们了解政治和党的政策，然后他们才能创造具有深刻精神和广大群众影响的作品，并避免政治上和基本观点上的错误。因为阶级社会中的电影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工具，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如果没有马列主义观点和政策观点，他们就很难创造好的作品，并很难避免基本上的错误，就不能做党的好的宣传工作者。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实际地去组织这种学习，并给以切实的帮助。”
实际上，这一思想改造的理想途径当然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通过“了解政治和党的政策”，通过深入到工农兵中间，深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生活中去，以生活为创作之源，从而使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向工农兵靠拢。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以批判的学习代替学习的批判”的情形，依靠政治运动式的文艺批判来带动和强制性地影响思想的转变。1949年后的文艺界，包括电影界的思想改造，就主要是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式的文艺批判来完成的。而思想改造的方向，就是要将大家的文艺思想和感情立场统一到“为工农兵服务”这个一元化的大目标下来。
思想改造的第一波是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宗旨虽然是团结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原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但这种团结却是以新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改造为前提的。茅盾在文代会上所作的关于国统区进步文艺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只用了一小部分篇幅来肯定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的成就，而用绝大部分篇幅来检讨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作品和文艺思想中的缺点。毛泽东亲临大会所作的讲话中，耐人寻味地连续用“你们”来指代参会的代表。而周恩来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更是特别强调：“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一切民主爱国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是从根本上说，造成这个胜利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却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同时号召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不认识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主要部分。”周恩来还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如果文艺工作不把主要力量放在为工农兵服务上面，文艺作品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原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改造问题已经呼之欲出。而到会议第9天，“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成为7月10日整天的议题。
这一形势和大会的气氛对“旧文艺”的代表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而作为以“旧文艺”为主体的电影界代表，更是深感震动。会后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代表沈浮、赵丹、黄佐临和吴茵一致表示：“今后电影的道路，无疑的也是要和工农兵的大众相结合，为他们服务。”舒绣文说：“跑这一趟，收获可真多，最大的是学习了自我检讨和思想斗争方法，检讨自己过去的工作，觉得没有一点是对人民有贡献的，那种由个人出发的英雄主义应该彻头彻尾地抛弃。在大会期间，看过了他们的戏，我自己真不敢再演下去，不学习就会掉队落伍。我本来计划埋名隐姓到天津去深入工厂做女工，体验工人的生活，后来想到军事时期不久就会结束，和军队共同生活的良机不多，所以我还是回到上海来了，预备参加‘四野’南下。如果可能，我要参加后勤医院实际工作一段时间。”
张骏祥稍后在文管会召开的“南归文代会代表欢迎会”上所说的话，形象生动地表明了他们内心的感受。他说：“到北平去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走过三个步骤。一、自认为非常神气，高呼‘我来了’。二、全部否定了自己，说‘完蛋了’。三、觉得学习学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
事实上“学习”也是这一时期电影工作者们的主要任务。学习的重点内容当然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艺著作。除了学习和参观，在创作中转变思想也是重要的方式。以上影厂为例，1950年1月底，上影厂的第一部故事片《农家乐》开拍。这一年，上影厂共拍摄完成了《农家乐》、《团结起来到明天》、《胜利重逢》、《翠岗红旗》、《大地重光》、《上饶集中营》、《女司机》和《海上风暴》8部故事片。其中《胜利重逢》、《翠岗红旗》、《大地重光》、《上饶集中营》和《海上风暴》5部是军队题材，《团结起来到明天》和《女司机》是工人题材，《农家乐》是农村题材，严格地执行了解放战争期间“东影”制定的“‘写工农兵’和‘写给工农兵看’为主，在写工农兵中间又当把重点放在写兵的问题上”的创作方针。电影工作者们未经过渡，从他们习惯的反映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立刻转到创作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
如果说文代会上的这一切只是“吹风”和告诫，对《武训传》(1950年，孙瑜编导)的批判则可以算是敲山震虎了。
《武训传》是一部创作时间上兼跨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作品本身也显现出两个时期带来的“断裂”。故事体现了创作者所习以为常的“改良主义”的传统影响，而情节中加入的农民起义的线索则又明显是新时代的影响。影片在公映之初获得了不少赞誉，不少人对武训的形象进行了肯定。然而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却对这部影片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认为武训的行为不仅不值得歌颂，而且是对封建文化的宣扬，对农民革命和中国历史的诬蔑。并由此指出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号召广大党员对影片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紧接着，《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将对电影的批判定性为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全国各地的批判者开始从“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及“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思想”三个方面，展开了对武训和《武训传》的全面否定。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最终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而告结。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件震动电影界和文化界的事件。这场运用行政力量开展群众运动来解决思想问题的事件承继了“延安文艺模式”和新中国成立前“国统区”左翼文艺界对胡风的批判中已经露头的用政治运动取代文艺批评的方式。这种政治化了的批评不只是对电影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牵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新政权的角度考虑，这样做自有其逻辑。
《武训传》的批判背后，实际上是要进一步确立工农兵电影在电影创作中的主导地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家国有电影制片厂在新的电影生产体制和“写工农兵”、“写给工农兵看”的指导思想下拍摄了一批工农兵电影。但这时的私营电影厂也生产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影片，除了《武训传》，还有《我们夫妇之间》和《关连长》等。这些影片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理所当然会引起执政者的高度警觉和担忧。
而在此之前，文艺界有关“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更是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武训传》批判针对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文艺和教育等部门中的党员干部。夏衍等文艺界领导人都做了检讨，甚至周恩来也亲自出面承担责任。在此之前，对于文艺工作者及其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问题，本来想通过文代会所提出的“学习”和“自我转变”的形式温和解决，希望他们自觉地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靠拢，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现实显然没有满足这种期待。
文代会前，共产党认为需要改造的只是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可以发挥影响并改造新解放区知识分子的作用。但“……这些同志在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接触后，失去了对于他们的批判能力，而跟他们无条件地‘团结’起来了。在这些同志看来，文艺界内部可以没有斗争，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教育的文艺家可以不经过改造而‘为人民服务’”。《武训传》现象使毛泽东等中共高层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是共产党员和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影响并改造了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而是后者影响并改造了前者。所以，才会发起这场同时对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并把重点放在共产党员和老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敲山震虎式的政治批判。
对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和《关连长》的批判是对《武训传》批判的延续，这两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在文学界已经遭到了批判，即对所谓的“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矛头所向是小说中的“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趣味”，其所指向的仍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改编后的电影被认为是以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了工农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形象而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指责，《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这两部影片进行批判。作品被指责为一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抗拒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是“玩弄人民的态度”。显然，在批判者看来，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创作方法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创作者思想中的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武训传》等影片的出现表明：“虽然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宣布了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经过像1942年前后在解放区文艺界进行过的那样具体的深刻的思想斗争，这个方向就真的会被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所自然而然地毫无异议地接受。”这一判断让执政者认识到，必须发动一场类似于1942年在延安进行过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
195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分析了两年来文艺工作方面的成绩与缺点，并强调指出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在党的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为此，中央宣传部决定在文艺界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11月24日，北京召开了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周扬等在会上作了报告。11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文件，文件批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并指示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
文艺整风的对象不仅是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也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内部又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过去在国统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一种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老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运动。
胡乔木在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中明确指出：“目前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而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要通过整风解决的自身问题，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进而“脱离非工人阶级立场而取得工人阶级立场”，并“彻底认识文学艺术事业是工人阶级斗争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彻底认识文艺工作者必须和劳动人民密切联系，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找到创作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