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佐佐木宽）
报告
二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问题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准教授 小林元裕
序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日中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与10年前发表的上次的联合声明相比较，这次的联合声明中值得注目的是有关历史问题的词句减少了。日中间的重要外交文件《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友好协作伙伴宣言》（1998年）中，都对日本过去的战争和侵略写有“反省”、“责任”等字句。而这次的联合声明中只写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如果因这一点就认为中国不太重视历史问题了，这未免太武断。历史问题对日中两国仍然是重要的课题。但是，这次与过去那种表明日本对侵略中国进行反省的声明不同，可以理解为是日中两国以面向未来的眼光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表态。
同时，这次的联合声明的另一个值得注目的特征是，“对日本二战后60多年坚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以和平手段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作用第一次表示了肯定。这次声明中没有具体谈到“和平手段”的具体内容，具体指什么不清楚。但可以说一般是指日本坚持和平宪法，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次我的报告题目《二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问题》也可以说是日本所实行的“和平手段”之一。
1.三个历史教科书问题
我这样一讲，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异议：与其说二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为和平做出了贡献，不如说是一直在右倾化的浪潮中动摇，其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说到历史教科书问题时，各位会联想到最近由2001年的“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编写的《中学社会历史》（扶桑社），再以前的有1986年的“保护日本国民会议”编辑的高中用教科书《新编日本史》（原书房）。
这两本教科书确实是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后的历史做了积极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在有关殖民地和战争等叙述中肯定了日本的行动。特别是前者的教科书执笔者把自己的历史认识定义为“自由主义史观”，把过去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说成是“自虐的”、“黑暗的”，对之展开了批判运动。
从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来看，日本的教科书检定没有承认“侵略”这一用语，还把朝鲜民族的独立运动写成“暴动”。对此，1982年受到中韩两国的正式抗议，教科书检定转化为国际问题了。对此，日本政府发表了宫泽官房长官的发言，后来就把“与近邻亚洲诸国有关近现代的历史现象需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观点来考虑”这一条“近邻诸国条款”加入了检定基准。
综上，也许看不出日本的历史教育对和平做了什么贡献。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上述的历史教科书会出现？为什么1982年会发生教科书检定的问题呢？我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其背景中有另一个教科书问题，那就是有关由家永三郎执笔的《新日本史》及其记述的教科书检定审判。
2.家永教科书的审判
194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日本，教育者、研究者对战前的国定教科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重新开始了二战后的教育。文部省也为了促进非国定的各种教科书的出现，于1947年开始导入了教科书的“检定制”。
历史学者家永三郎也是对战前的历史教育进行了深刻反省的日本人之一。他于1952年单独执笔写了高中用的社会科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这本教科书的特征是“对战争充满尖锐批判精神的记述”，和当时的学界还未深入研究的民众生活史和女性史等的崭新内容。
20世纪50年代，冷战进入高潮时，社会科教育以及历史教科书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教科书检定的不合格处分增加了。1960年，家永申请了《新日本史》的全面改定的检定，却遭到了不合格处分。1964年作了修订再次申请，结果被命令修改近300处，得到了有附加条件的合格。于是，1965年家永指出，检定的不合格处分和有附加条件的合格时的所谓“修正意见”是违宪的，并对此提出了民事诉讼。这就是以后持续了32年的家永审判的开端。
家永三郎于1967年发起了第2次诉讼、1984年又发起了第3次诉讼，指控教科书检定的非正当性。家永教科书审判就是指这三次审判。
第2次诉讼是，家永要求恢复因1964年的教科书检定被强制修正的内容，同时就1967年申请检定时因6处记述没被承认而定为不合格之案，要求取消这一不合格处分而提出的行政诉讼。第3次诉讼是，提出了1980年检定之际遭到国际批判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731部队”、“冲绳战”等10个问题点，指出这些问题点的检定是违宪、违法的，以此向国家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
3.家永教科书审判的成果
因篇幅有限，在此不能细论审判的经过，以下仅讲述其结论。第1次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承认教科书检定的十几处违法性的判決，但是，在东京高级法院、最高级法院，家永方面被判了败诉（1993年）。第2次诉讼，东京地方法院承认了家永的主张，做出了取消检定的6处的不合格处分的判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京高级法院也命令取消不合格处分，但是，最高级法院撤销了这一判決，把它送回东京高级法院审理，结果，家永的诉讼被驳回了（1989年）。第3次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就1个问题点承认了检定意见的非正当性，东京高级法院承认了3个检定意见违法。于是，在1997年的最高级法院判決中，在确认教科书检定制度本身为合乎宪法的前提下，判定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等4个检定意见是违法的。
从以上可知，家永教科书审判虽然并不是在每一次诉讼中家永都获得胜利，但是，在审理的过程中，法庭承认了有关教科书检定中的“裁量权的滥用”。这成为1990年代以后，教科书检定的审批作用逐渐减弱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家永审判让日本的历史研究者意识到了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关系的重要性，使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朝更加充实的方向发展。在家永审判进行的同时，历史研究者把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及战争的真相，例如南京事件、慰安妇、731部队等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并使其成果反映在教科书的内容中。其结果，1970年代以后，历史教科书虽然受到了检定，但叙述近现代史、特别是战争期的内容得到了充实。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结语
1980年，自民党针对当时的社会教科书，指出其把自己国家的历史写得太黑暗，而对教科书进行攻击。尤其是那一年的教科书检定变得严格化了，另外，1982年受到了国际批判后，出现了上述两本历史教科书。这一切如果没有家永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家永教科书审判，是不会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针对家永教科书审判而产生的逆反现象。
因此，把日本的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只作为“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以及“保护日本国民会议”的两个教科书问题来议论，是不全面的。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家永教科书以及家永教科书审判对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深化所做的贡献，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考察。
最后，我来介绍一下不仅亲自撰写教科书、而且对家永的教科书审判做了大力支持的历史家、已故的永原庆二先生对家永的教科书及其教科书审判的评价。永原就家永教科书所提示的历史事实叙述及其意义、教科书审判的意义，作了简洁明了的阐述。
“其中家永最重视的是有关人权的史实。殖民地统治是如何压抑其他的‘民族’和践踏其人权的？侵略战争如何蹂躏了对方国家人民的人权，同时把本国国民也‘奴隶化’的？家永教科书的叙述揭发了这一点，比任何教科书都更尖锐。
“有关第三次诉讼的主要问题点‘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731部队’、‘冲绳战’等，对家永而言，其主题不仅是揭发日军的非道德性，而且是想通过冷静地正视和确认战争不可回避地随伴的反人权状況，特别是日本的战争具体引起了什么样的事态，提醒今天的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观点。
“通过32年的‘诉讼’，我们学到的最多的正是历史认识体现了面向未来时所持的态度。”
（孙犁冰 译 区建英 校）
东亚历史教育国际交流初探——以中日交流为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郑林
我报告的题目是“东亚历史教育国际交流初探——以中日交流为中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东亚国家的历史教育国际交流逐渐增强，其中与日本的交流最多。今天，我就以中日历史教育交流为主线，向各位老师报告本人对东亚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形式和内容的认识。
一、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形式
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1.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双向交流
中国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与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的学术交流会。1985年，中国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派代表团参加了日本的历史教育者协议会在东京召开的历史教学国际会议。1987年，日本派团参加了中国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在安徽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此后，双方经常互派代表参加对方召开的学术讨论会。
1984年起，日本“比较史、比较历史教育研究会”主办“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先后有中国、韩国、朝鲜、越南等国派代表参加。中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也派代表参加。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与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从1988年起，双方互相交换、阅读调查了对方的社会、历史教科书，并通过书面和互访座谈，交换双方对对方教科书的总体印象和具体意见。
2.历史教育研究者的单向交流
历史教育研究者通过访问、阅读外国文献资料等途径了解国外历史教育的情况，并通过中文期刊将所了解到的情况介绍给国内的历史教育工作者。
1981年，《历史教学》第9期刊登《日本历史教学简介》。1995年，《课程·教材·教法》第2期刊登《评日本高中新编历史教材的基本特征》。1998年，《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第8期刊登《日本社会科历史科目的试题编制技术》。通过这些文章，中国的历史教育工作者对日本的历史教育有了概括的了解。
二、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内容
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内容涉及历史课程设置、历史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等。
1.概括介绍一国历史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1984年，第一届“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学者包启昌以《十年来中国的历史教育改革的回顾》为题，向日本同行介绍了中国历史教育的情况。1987年9月，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二届二次年会在安徽泾县召开，日本学者佐藤伸雄先生、鬼头明成先生和二谷贞夫先生分别介绍了日本历史教育的历史、现状以及历史教育研究的成果。1994年，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三届三次年会在山东临沂市召开。日本上越大学二谷贞夫先生就《日本历史教学的现状与课题》与代表们进行了交流。
2.专题研讨历史教育领域共同关心的课题
1989年，第二届“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中国、韩国、朝鲜四个国家的学者参加。各国代表针对历史教育中的民族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94年，第三届东亚历史教育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越南、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参加。学者们共同研讨了“世界史中的日清战争”、“如何理解美利坚合众国史”等问题。2000年11月，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年会暨历史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历史教育专家，韩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学者参加了大会。中外学者们共同探讨了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历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内容。
3.具体介绍国外历史教育中某个领域的情况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历史教育研究者就陆续发表了介绍日本等国历史课程设置、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内容的文章。如赵亚夫《日本最新历史教学大纲》、《日本高中新编历史教材教学目标和内容分析》，等。
三、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收获
三十多年来，通过历史教育国际交流，我们主要得到以下收获：
1.推进了历史教育的发展
在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交流中，日本学者提出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历史的一些观点陈旧，希望中方采用日本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以后的教科书编写中，合理采纳了日方的意见。中方也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某些观点和史实不妥，日方表示要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使教科书的表述符合历史事实。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日本同行的交流对改进双方的历史教科书起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