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泰大戏院及雾季公演
对于重庆暨国泰大戏院对抗战戏剧的贡献，石曼先生有详文记述，这里只扼要谈一下。重庆国泰大剧院1936年6月由郑石均、赵巨旭和家父等人集资兴建，当时父亲只有2％的股份。1937年2月11日正式开业，家父任业务经理。一位笔名薇薇垚的作者这样描写“国泰”：1937年2月8日，重庆露出了冬天难得一见的阳光。柴家巷口锣鼓喧天，舞狮的舞狮，炸鞭炮的炸鞭炮，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耗资14万银元的国泰大戏院今天正式开张了。夏云瑚西装革履，笑着站在戏院门口拱手作揖回礼接受各方人物的朝贺。
霓虹灯构成的“国泰大戏院”五个大字，牢牢地吸引了还没见过什么世面的重庆平民们，“嘿，五个字都是年红灯做的哟，硬是排场！”他们一贯都把霓虹灯称为“年红灯”。
而国泰里面更是富丽堂皇。观众厅设1500个铁背靠椅，天花板上有6盏磨砂大吊灯，周围灯光是从墙里的夹壁中射出，两边高墙各安4个排风扇。这几样设备，在1937年的重庆是相当摩登的了。
开风气之先的，并不仅仅在硬件上。国泰成立之初，就革除了在门口喊“堂厢一位”、“特别一位”的陈规。戏院里面也不设贩卖部和小食部，没有泡茶的和卖零食的，没有热毛巾满天飞，抄手、面条送到观众席来吃的现象，保持了场地的清洁和安静。国泰大戏院的位置在当时的市中心，建筑雄伟，装潢华丽，设备齐全。观众厅分堂座和楼座，共1500个座位，配备鼓风机和吊扇为观众厅降温。鼓风机是将地下防空洞的冷空气抽送到观众大厅，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冷方法，别的影剧院都没有。可见国泰对重庆的重要性。
既然当业务经理，父亲很快就安排影人剧团在国泰公演。离开上海前，他曾经告诉影人，要他们把话剧带入四川。但上海沦陷后，四川已成立了怒吼剧社，并于10月1日在国泰上演了《保卫卢沟桥》。这是在“七七事变”后，由上海文化界田汉、夏衍、陈白尘等人在三日之内合作创作出来的。公演轰动了重庆，等于为影人剧团当了开路先锋。影人在国泰公演的第一出话剧，是陈白尘连夜从《保卫卢沟桥》改编的《卢沟桥之战》及《沈阳之夜》。长戏及短戏同晚公演，也是影人在重庆和成都的演出方式，与17世纪欧洲的流动剧团很相似。《流民三千万》及《放下你的鞭子》也常常同晚公演。影人剧团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皖南事件”之后的“雾季公演”，正是这次公演，使重庆成为话剧之都。
1937年家父还是小股东，但在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日本大轰炸后，他被迫承租国泰。戏院损坏很大，不得不停业。两位大股东对父亲施压，称当时是为了和上江影片公司合作才成立国泰，父亲必须把国泰顶下来，租金昂贵，比以前每月所得最高盈利还高一倍，而且租约期一定要三年。为了保证苏联影片的放映，父亲冒着破产的危险，把国泰租下，装修后重新开张。因他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利润很高。原来的两位大股东又想强迫取消租约。赵巨旭参谋长买通号称重庆杜月笙的袍哥唐绍武来对付父亲。当时唯一的办法是以毒攻毒，家父于是参加了哥老会，拜在唐的把兄弟田得胜门下；同时也加入了青帮，拜冯玉祥将军的旧部张树声为大哥，因此也进入冯将军的圈子。同时，家父也给了唐绍武约1％的股份，他再也不来骚扰了。家父当了总经理，被尊称为“老太爷”。我记得80年代初有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个戏剧学术会议，晚餐时坐在当时中国剧协主席旁边，他小声告诉我，他认识“老太爷”。我的惊异是可想象的。可见抗战期间家父在重庆戏剧界有一定的声望。
父亲入了哥老会，除了可以保护国泰外，还起到别的作用。有一次中统特务找袍哥暗杀《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戈宝权先生，说他是汉奸，把外表、衣着和经常去的地方等信息都给了哥老会。家父因经营亚洲影片公司而与戈相熟，知其精通英、法、日、俄语，是一位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不是汉奸。家父马上把这事告诉田得胜，哥老会才没有暗杀戈先生。入会之事也算是塞翁失马。但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不能免去人祸，家父被人诬告印刷电影院假门票，包括国泰的入场券，被当时的司法部长命令法官扣押他十八天。另外还有一件值得提起的事。在这几年期间，家父曾提供南岸瓦厂湾一块土地，作为安葬影剧界人士的墓地，后人称为“影剧人公墓”。埋葬在那里的有沈西苓（《十字街头》的导演）、司马英才、杜小鹃（顾而已妻）等人。但和“雾季公演”对抗战及真理宣传相比，这些事只是国泰大戏院的小插曲而已。
正如石曼先生所述，从怒吼剧社和影人剧团在“国泰”公演后，到“雾季公演”前这三四年间，“每年都有几次大规模的为捐献的演出，大部分都是在国泰大戏院进行的”。其中两次公演特别突出。石先生生动地描述了这两次演出。第一次是《为自由和平而战》：“著名影星黎莉莉、舒绣文、陈波儿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演出票价，普通券高者十元，相当于一般人三个月的伙食费。荣誉券更是贵得惊人，分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三种。五百元相当于当时十两黄金之数。这样高规格的演出，只有在第一流的国泰大戏院举行。”这是在1938年10月4日至7日的事，所得的捐款“相当于当时黄金近千两”。10月10日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第一届戏剧节，“展开了为时20天的盛大演出活动。压轴戏是由话剧界联合演出《全国总动员》，地点当然非国泰大戏院莫属”。另外，石曼先生还介绍了1940年两出话剧的重要演出。其一是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描写北方汉、回两族团结抗日的故事，很受回民的欢迎。其二是宋之的的《雾重庆》，形容流亡的大学生，无主见的人在大雾中迷惘，甚至走向堕落，而积极的人则冲破一切客观及意识上的阻碍，去西北抗日。这两出戏都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对后者，周恩来有很好的评论。据石曼先生报道：“争看该剧的观众，头一天晚上就在国泰大戏院门前排队候票，剧团登报吁请‘已看过《雾重庆》者，把机会让给其他观众。’这使剧团的国民党方面负责人高兴不已，对进步戏剧工作者倍加看重。”
这些演出是国共合作的，盛大而没有什么风险。在“皖南事变”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为了整合文化力量，对反共高潮进行反击，阳翰笙向周恩来建议把去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的人员重新组成一个剧团，“中华剧艺社”就此诞生。阳翰笙先给孟君谋三千元，租下了中苏文化协会旁边的破旧房子，开大锅饭。那时，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方面人才皆备，只欠戏院这股东风。阳伯因此找到家父。这是父亲决定从美孚洋行辞职后人生中的第二大考验。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出钱出力，而是有关身家性命的大事，是在玩命。据阳伯说，父亲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事实上，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病死狱中时，也没有后悔过。
家父的决定使国泰大戏院成为“雾季公演”及中国戏剧黄金时代话剧上演的主要剧场。重庆的雾季是从10月至次年5月，大雾茫茫，日本飞机不来轰炸，人们可以安心看戏。“雾季公演”的开锣戏是陈白尘编写的《大地回春》，据说一共上演了22场，场场满座。继之是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在“国泰”公演的“传世之作”（石曼先生语），除了《天国春秋》外，还有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老舍的《面子问题》，吴祖光的《正气歌》和沈浮的《重庆24小时》等。第一个雾季，重庆共演出35部话剧，其中16部在“国泰”上演。同时还要加上一出大歌剧《秋子》，黄源洛作曲，张权主演。第二届“雾季公演”，上演了23部话剧，其中14部在“国泰”演出。
其实，在演出《天国春秋》后，国民党已对家父施加压力，不许“国泰”公演《屈原》。父亲便和阳伯商量。在阳伯为家父写的悼文里，是这样表述的：“夏云瑚同志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心明眼亮，深明大义。他在和我商量如何对付这局面的时候，拍着胸脯，毅然决然地对我说：‘你们尽管演好了，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由于夏云瑚同志的坚毅和机智，《屈原》终于按原定计划顺利地上演了，打响了我们向国民党反击的一声巨炮。不仅如此，继《屈原》之后，在以后数年间，尽管国民党强化其法西斯统治，但是在国泰大戏院的舞台上却接连不断地上演了几十部进步的革命的戏剧。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性，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教育和鼓舞广大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广大的积极的影响。”可惜阳伯没有告诉我们父亲用什么办法使《屈原》得以上演。陈野在相关回忆里也只有淡淡的一笔：“夏云瑚运用自己在四川的各种关系，机智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周旋……”而父亲的自传里则完全没有提及此事。
在父亲的自传里，间接描写了“各种关系”。他是用商业来支持戏剧文化发展的，所以不能够忽视前者。1940年他组织了永丰影业社来经营欧美影片。1941年和1942年他又当了升平电影院和一园电影院的总经理。但经营商业片的收入，大多用来建立和发展“各种关系”了。他的自传里是这样写的：“当时一些无聊的机关中小官员倘如没有请他们吃饭送他们的礼，他便认为他无面子，必然跟戏院找麻烦。每逢更换一批新官便是戏院开支浩繁的时候，因此不得不广为交际应酬。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机关官员，甚至特务们。跟这些人鬼混，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了。”和官员甚至于特务们打交道，同家父以前跟袍哥及青帮交往相似，也可以算是统战手段之一种。在抗战时的重庆，不得不这样做。石曼先生也举了一个例子，那是在1943年“国泰”被禁演话剧后：“做统战工作，还要经得起委屈，承受住误解。1942年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抗战剧人撤退到重庆，南方局决定再办一个民间话剧团体——中国艺术剧社，接替即将撤退到川西去的中华剧艺社的工作。组织上派与官方有社会关系的金山筹办其事。
这时，国民党领略到话剧宣传力量的厉害，限期国泰大戏院不准再演话剧。为此，中国艺术剧社申请成立、找演出场地都极困难。金山利用他在上海时期与杜月笙的关系，请杜月笙向官方为之据理力争，剧社成立了，有了位于道门口的银社剧场，还拉来国民党方面的张道藩等挂名当剧社理事。这种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达到我们的目的，本是统战工作一大胜利，然而金山却受到一些左翼人士的责骂，‘文革’中更被‘四人帮’诬之为‘叛徒’。堪为告慰的是，中国艺术剧社成立后三年间，演出《家》、《戏剧春秋》、《芳草天涯》、《春寒》等15出话剧，担起抗战后期重庆话剧运动的重任，为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作出令人难忘的贡献。”金山的措施和夏云瑚的大同小异，都属于当时南方局所定的“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及“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手段。银社剧场承继了国泰大戏院。但国泰功不可没，并为抗战后的昆仑影业公司打下了基础。石曼先生这样说：“享誉世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与上海影片主角的技艺，都是在重庆舞台上磨炼出来的。国泰大戏院是他们的大本营。”同昆仑影业公司一样，国泰大戏院和夏云瑚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