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昆仑影业公司
家父在十年浩劫的早期就已被四人帮迫害，1968年12月16日含冤病死在北京的秦城监狱。1979年8月25日，文化部在北京为家父开了追悼会，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在悼词中叙述了有关昆仑公司之事：“抗战胜利后，周总理指示：‘必须在上海建立文化阵地，坚持文化工作’。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我党领导下筹办昆仑影业公司，夏云瑚同志竭尽全力资助昆仑影业公司的成立，并亲任制片人，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进步影片。”这是文化部对我父亲夏云瑚在办昆仑这段时间的结论。
抗战胜利时，笔者六岁多。记得秋天突然跟母亲坐轮船去上海，在甲板上打很窄的地铺，拥挤不堪。但在船停靠的城市，都有人上船来照顾。在南京下船，也有人来接，送上去上海的火车。因有人照顾，才能找到房间住。但我常常一个人在旅馆。现在回想起来，知道这是替父亲打前站。在帮助进步盟友复员后，父亲12月来上海经营亚洲影片公司及大陆影业公司，扩充苏联影片业务。公司的地址是原塔斯社旧址。不久，国民党政府反苏，只有靠大陆影业公司发行美国片维持。1946年，在酝酿恢复前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后，重新组织联华影艺社，有三位外围人士参加，他们是章乃器、任宗德及夏云瑚。头两位是办酒精厂的，而父亲有发行影片的经验，因此由他主持业务。1946年，联华影艺社正式成立，资本是十万美元。家父的股份最小。
《八千里路云和月》拍完后，由他去应付通过检查。如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所写：“为应付国民党当局的电影审查，长袖善舞的夏云瑚也不得不到处送红包”，因此经济常常发生困难。那时已经开始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1947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演，《一江春水向东流》拍了约一半时，原来的资金已用尽，大股东章乃器不愿意再投资，决定退股。章立凡先生引用任宗德的回忆录说：“章先生退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影片的摄制预算、成本、开支控制不住，随意开销，难以经营；二是夏云瑚不好相处，难以共事。”在父亲的自传里，提及章先生时与上面的说法大有出入：“在胜利以后，我一直在上海，为了了结重庆法院的案子，我曾一次返重庆三个星期，当时在渝的章乃器、袁庶华、徐蹈、司徒慧敏诸同志邀我组织凤凰公司，目的是发展进步电影。但短期内大家都到上海。时逢前联华公司同仁收回联华制片厂，我们便暂时组织联华影艺社。不久阳翰笙同志等先后到沪，他们固然是原有的负责推动的人，起初这个组织由章乃器、陶伯逊（前联华负责人）及我本人共同负责的，后因所集资本发生制片核算问题，他们临时申明卸去责任，而我又有亚洲影片公司的任务，不能分神，几乎停顿。过后阳翰笙及诸同仁嘱我支持，我在了解了这个组织的任务和目的之后义不容辞地一肩挑起了这个艰巨的责任。又因为章乃器先生的政治问题以外，任上海反动派的市党部主任委员，我们不得不警惕，让章退出负责人的名义。
所以昆仑公司没有章乃器的股份。因此我个人的负荷很重，所有我购美国片收入和其他所得，除亚洲公司一部分外，不得不全部投入昆仑。在‘一江’片上映后虽有一部分借款收回，又为了预备万一而全数垫进去，在解放上海之时，正是我力竭之日。”家父的自传是上个世纪50年代写的，而且很详细。这两个记忆虽有出入，说的却是同一件事：章先生撤股，而夏云瑚加股。据阳伯所写，父亲在昆仑的股份在51％以上，成为主要股东，具体数目不详。其中五万美元是他向当时在新加坡的唐瑜先生借的，这借款1950年才交还。最重要的是，父亲的投资并非为牟利，而是在了解组织昆仑的任务和目的之后才肯投资的。而这任务和目的就是周总理的指示：“必须在上海建立文化阵地，坚持文化工作”。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完成后，家父把总经理的职权交给任宗德先生，自己收集所有基金，连昆仑的股份也退了，带着这些款项，去香港做下一步打算。这并不是夏云瑚为自己投资做打算。笔者当时十岁上下，记得在1948年的春天，忽然一个亲戚带着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去香港。我们坐的是民生公司的船，在基隆停了两个晚上，经香港到广州，从广州再坐飞机到香港，住在九龙的加连威老道六号。当时那里已经有人住，吃饭时人更多。我印象最深的有史东山夫妇及他们的小女儿史恰恰，一两个月后他们的儿子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租的房子不止一处，但不知道确实的数目。几十年后才知道，那时洪深、于伶、夏衍、蔡楚生、阳翰笙等都在香港。关于阳翰笙还有一个故事。他在为我父亲写的悼文中写道：“上海临解放前一年，国民党反动派正面临覆没的命运，疯狂地垂死挣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当时党组织命令我转移到香港去，但是行动很困难，又是夏云瑚等同志，不顾危险掩护我，亲自把我送进飞往广州的飞机，并托可靠的友人送我去香港。”父亲的自传也记载了这事，说当时情形非常紧张，在机场时阳伯脸都变色了，最后还是家父找熟人放阳伯过关。据了解，这些人还是从国泰大戏院已开始结识，在上海又继续请客、送礼、一道打牌才维系下来的社会关系，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陈荒煤先生所写的《周恩来与电影》中关于“昆仑”部分，解释了夏云瑚明是打牌，其实是暗送红包的手段。《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以这手段被批准上演的。
等到电影界的朋友都离开险境后，家父也不回上海了。1949年秋他在香港成立了南国影业公司。当时报纸上形容此公司“集影界精英，极具规模”，指出南国影业公司的幕后策划精英人才鼎盛，有蔡楚生、阳翰笙、司徒慧敏、章泯等人。陈荒煤先生是这样记述的：“翰笙同志等抵达香港后，周恩来指示在香港建立制片机构组建南国影业公司，一旦昆仑遭破坏时迁往香港，继续拍片。”南国影业公司在解放前后一共拍了三部电影：《冬去春来》（1949）、《珠江泪》（1950）和《羊城恨史》（1951）。在“第廿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2005年3月发表的新闻公报是这样描写后两部粤语片的：（它们）“乃南来影人及本地影人合作的优秀作品，各阶层人生百态活灵活现”。在“百度百科”的网上也可以看到一些评论，对王为一所导演的《珠江泪》特别褒扬：“本片的编剧、导演、演员和摄影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是现实主义粤语片一个正确、坚实、全新的起点，给未来的创作开辟了道路，是革命性的代表作。它是粤语电影的高峰。本片195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荣誉奖。
本片十分卖座，是当年上半年十大卖座电影的第一位。本片带乡土气息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南方特色的小老百姓的生活和痛苦以及被压迫者的写照，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本片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很明显，南国影业公司可算是昆仑的旁支。任务完成后，人员返归内地。这些事都与父亲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有关。“南国”办好后，他没有马上回上海，而是在1949年秋去了旧金山。在那里，他先与司徒慧敏合作成立中美影业公司，办了世界电影院，又在纽约组织了昆仑影片贸易公司。但事业没有成功，就在1950年夏天经香港回到上海。同年7月，他被委任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公私联合制片五人小组的主任委员。一两年后，他又经澳门到了香港。
不久印尼华人何汉阳来港，代表印尼华商黄兴谟先生聘请家父全权代为组织一间电影制片厂。黄先生对制片完全是外行，一切都需父亲主持。家父于是花了相当长时间，在香港招集摄影、冲洗、录音方面的技术人才，同时购买器具后，带队去了雅加达。制片厂的名字为“伽入答”，这是神话中的飞鹰，也是印尼的国徽。在雅加达，他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但用的都是他印尼助手的名字，印尼观众们只知道影片是本国人编导的，不知道有夏云瑚其人。唯一例外的是一部1955年发行，名叫《母与女》（Ibu dan Putri）的影片。因家父不断要求回国参加建设，经组织同意，他于1957年回到北京。关于他1949年的海外活动，阳伯为家父写的悼文中只有很简单的一句：“后经组织同意，去香港、印尼、美国等地经营影片发行事业，1957年回国。1958年经文化部安排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顾问。”在这时期，他到各处考察，把他的经验传给年青一代。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久他就被关进秦城监狱，1968年12月16日冤死于狱中。我后来见到四川名人古耕虞之二女古启桢，那时是秦城监狱的医生。她说当她见到我父亲时，已经不省人事；头发和胡须长久没剃过，已经分不开了；人也已经脱了形，如果不事先知道姓名，根本认不出了。死后尸体怎样处理的也不知道，连骨灰都没有留下来。1979年8月25日平反后，骨灰盒存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但盒中只有一件衬衫。以前有衣冠冢，“文革”后有衬衫盒，开了历史之先例。
五、对夏云瑚的褒贬
夏云瑚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和戏剧及电影接触之前，从赤贫到小康，没有什么人指责他。第二阶段可以从1929年开始算，他那时26岁，开始发行影片并和友人们成立上江公司。有决定性的发展则是1937年。他那时入股国泰大戏院，带影人剧团入四川，又发行苏联影片。但最重要的是“皖南事变”后，他支持周恩来的文化反击，让中华剧艺社在国泰演出。这段时间里，在成都严啸虎曾说他是“托派”，在重庆又被人诬告非法印刷电影院入场票，被关了十八天，抗战胜利后才正式被宣告无罪。第三阶段最长，从参加“联华”及“昆仑”起，到文化史忘记他为止。他从“国泰”起，就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表面上是生意人，和袍哥及国民党关系很深，暗地里却支持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在香港、美国及印尼时，情形相似。1957年回到北京后，才还其本来面目。这掩护身份的手段却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了殃。“中国电影公司领导小组”在1979年5月6日的《夏云瑚先生问题复查结论》中是这样述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夏云瑚先生因夏衍、阳翰笙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而受到株连。1975年7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因夏云瑚先生在解放前有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工作关系，与国民党军政人员有所往来，而据此定夏为‘军统特务’是错误的，应予推翻。”在称呼上夏云瑚可能还有一点受贬，但在8月26号文化部的悼词上，又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最近几年来，有一些贬夏云瑚的言论，其主要资料来源是任宗德先生的晚年回忆录。任先生的书中有几点对夏属于贬的方面。他说，唐瑜从新加坡“寄”了五万美金给夏作为“预付片款”，夏瞒着大家把这笔款项为自己的基金投资。这笔钱是怎么“寄”的？当然不会是邮寄。那是经银行汇的？有书面交代么？这样大的事怎能瞒得了“昆仑”党的领导小组呢？而且瞒了三十多年？这件事“中国电影公司领导小组”，“文化部”及阳翰笙的悼词都没有提及。关于“昆仑”的事，这些文件对夏只有褒没有贬。而且，如果夏要把这笔款项据为己有的话，他为什么又去新加坡还钱呢？这件事疑点太多，需要实证。任又说，夏不顾“昆仑”死活，一定要退股，拿走了500两黄金，独自去海外发展。任先生又说：“夏云瑚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拷贝带到香港，连映两三个月，盛况空前，盈利颇巨。后来又到新加坡上映两个月，据说赚了十几万美元（还了唐瑜5万美元，还余许多）。但是，这些发行放映收入，夏云瑚一分钱都没有交回昆仑公司。后来，我到香港要他交账，他说赚的钱全用光了，现在还欠人家的账哩，有些用途也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必再问了。
事实上，他手上还掌握着销售发行《一江春水向东流》获得的巨额资金。”这一说法的第一点是根据“据说”，这是道听途说。夏的最后两句话，是他需要保密的意思。我们记得，他经过“组织”同意后才去国外干事的。至于他“获得的巨额资金”，我很希望这是真的。事实是夏云瑚不得不在1953年卖掉了重庆马鞍山的一栋大楼和里面的设施用来还债。因此我在1952年到1955年间一年四季只有三条打补丁的裤子。1956年我去欧洲读书时，只能带30美元去当工读生，有时需要停学一学期，打工赚下学期的生活费。任先生还说：“解放前后，著名爱国实业家古耕虞老先生资助昆仑拍摄《武训传》投资3万美元，交给夏云瑚，也是不知下落。”古伯伯是夏云瑚的中学同学，如要找夏投资，倒不奇怪。但这是在何时、何处发生的呢？史东山夫妇及子女在香港时，古家也在香港，和我们住得很近，只隔两三条街。古家两个小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常在一起玩，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常被当地小孩欺负。古家二小姐古启桢和我的大哥有一点相亲相爱的意思。如果有赖债之事，大概不会互相交往，也不可能没人提及。1979年我去拜访古伯伯家里，也没有人提及此事。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会没人提么？
关于褒的方面，文化部的悼词中强调抗战和解放战争这两段时间。对前一段抗战时期，悼词中提到：“夏云瑚同志不怕担当危险，利用他的企业和社会地位为我党传递密信，并掩护阳翰笙、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沈浮、王苹、舒强等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为我党做了有益的工作。”关于后一段解放战争时期，则是这样说的：“夏云瑚同志竭尽全力资助昆仑影业公司的成立，并亲任制片人，拍摄了进步影片……”悼词对家父作如下总结：“夏云瑚同志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党，不断要求进步的一生……夏云瑚同志生前和死后都曾不断受到党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夏云瑚同志遭受‘四人帮’迫害期间，曾亲自过问夏云瑚同志的情况并表示关切。我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一生追求进步的精神……”他的一生从贫穷到小康，从小康而成为民族资本家，却没有留下一针一线，赤身而来也赤身而去，连骨灰也没有留下。做儿女的会问：这值得么？但我想他本人不会有此一问，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这是他和戏剧及电影结下的不了缘，是他付的政治账，也可以说是历史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