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生态逆转
——电视新闻媒介的视角转换
《辞海》（1989年版）对“精英”一词的解释为：“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据此，精英文化可理解为是由社会杰出人物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其创造主体多为知识分子，他们主张社会的内在规范，为全社会确立普适的信念，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
与基于传统渊源，以深度、抽象、严肃、批判为特征的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并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内容通俗易懂且具有消费性。如果说精英文化是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大众文化则以其广泛性、平等性和普及性，代表着一种社会平等和民主意识的蓬勃，是一种“肯定的文化”。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大变动、大转型即将开始。铁板一块的政治文化被打破，宽松的文化氛围带来复兴的冲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面对“十年浩劫”后落后的中国现实，燃起探索的激情和充当文化旗手的使命感，一旦重获主流话语权便开始“达则兼济天下”，对精英文化系统进行新的阐释和重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以载道”，为解放思想和新阶段的历史使命鼓与呼。与此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内地的大众文化以引进港台的流行歌曲、通俗小说和电视剧为先声已掀开扉页，只是当时把握话语权优势的精英阶层对此持质疑和观望态度，观众在精英文化的引导下，并未大规模、开放地接受大众文化。当时的电视人也以知识分子的姿态通过屏幕传播着民族精神、理想主义和美学理念。由于电视技术和创作理念落后，中国电视人尚以传统的文化观念特别是文学观念来指导电视节目的拍摄、制作——理念先行、主题先行，落实到脚本先行，再在文字逻辑基础上拍摄镜头、编辑画面。电视新闻、专题片和纪录片作为当时主要的电视纪实节目形态，都反映着这种取向。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电视不过是以图像的形式把其他媒体的信息进行再传播，尚未形成独立的样式和特征。1978年以后，中国从国外引进ENG一体化摄录设备，解决了电视的声像同步问题，电视台录播和储存节目成为可能，节目播出不再受限于时空，这极大地提高了电视媒体的节目生产力。但新闻中主题先行的观念和浓重的宣传意味仍然存在。
画面常常作为解说词的图解贴上，“万能资料镜头”的使用十分普遍。
中国电视媒体的改革是以新闻节目为先导的——1980年，《观察与思考》创办，大胆地对社会敏感热点问题进行述评，电视的舆论监督功能开始显现。这一年，《新闻联播》开播四年，终于出现了有图像的国际新闻。从1984年起，“午间新闻”、“晚间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英语新闻”等纷纷出现，新闻节目的播出次数、时长以及时效性得到快速提升。1987年，上海电视台开办国内第一个大型新闻杂志节目《新闻透视》……不断增加的电视新闻节目在实践中积极摸索规律，电视的本体意识逐渐崛起。这期间，1986年中央电视台对《企业破产法》审议过程的报道可谓具有开创意义——“记者拍摄记录了常委各抒己见的讨论现场，即席采访彭真委员长和彭冲副委员长，就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做了充分阐述。就内容而言，人大常委会就国务院的法律草案进行讨论，以典型事实说明人大常委会不是所谓橡皮图章，而委员们行使否决权又反映了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形式而言，尽可能接近新闻源和现场，大量同期声结合人物神态动作赋予这则政务新闻全新面貌，现场感和真实感扑面而来，敏感的观众对此作出了久旱逢雨的反应，盛赞报道‘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开了新闻改革之先河’，‘以多年从未见过的真实声音、生动之画面、纪实采访的形式，消除了人们对立法过程的神秘感和不信任感’，‘缩短了人大代表与老百姓的距离’。”电视本体意识在采访报道中的逐渐明晰反映出新闻创作主体视角的转换——站在与观众平齐的位置替观众了解信息，尊重和满足观众的需求，而非高人一等的说教和说理。
专题片和纪录片也有类似的发展脉络：
1979年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合拍《丝绸之路》，中国电视人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外先进的电视摄制理念和方法，比如跟拍、同期声的使用等等，但同时，片中对造型意识和唯美画面语言的刻意追求显示出强烈的文学性和美学引导意识，以至于在纪实方面反而有所忽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古老的长安》一集中，为了再现《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情境，专门找来演员扮演了这“回眸一笑”，这种彰显主体意识、图解文字的手法与日本NHK版本中多长镜头、同期声访谈等客观纪实风格比较起来，显得颇为拙劣。
之后的80年代，中央电视台陆续拍摄了《话说长江》、《话说运河》、《黄河》等一系列大型电视专题片，共同特点还是突出思想性和唯美色彩，主创人员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民族文化意识渗透在节目中，不乏对观众居高临下的说教、引导意味，这背后暗含着电视人的精英优越感。比如《话说长江》“在对一种理想主义精神、情感的塑造和传递上，在对自然美和崇高美的追求上，达到了一个在它之前未曾有过的波峰。播出持续了半年之久，爱国之情和民族自豪感是‘长江热’的坚实基底”；《话说运河》“组织了京杭大运河沿途四省二市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为他们所熟悉的运河某一段落写解说词……文化人的介入是运河创作者实现文化意识的重要手段”。如总编导戴维宇所言：“希望通过电视节目去追溯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志在表达中国人民创造东方文明的艰苦历程……去话说运河身上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散发出来的人情味与乡土气。”1987年的政论片《让历史告诉未来》“被誉为具有哲理和诗情的史诗”，1989年的《西藏的诱惑》编导刘郎赋予该片“视觉语言和解说语言以空灵深远的诗意”，到了《河殇》，画面完全成为解说的烘托和例证，全片充满“上帝般的说教”，欲把主创者的观点和情感自上而下强加给观众，精英文化意味甚浓。这种俯视观众的高姿态一方面源自知识分子文化地位的优越感，另一方面来源于媒介赋予创作者的特有权力。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消费者市场日渐壮大，依据市场需求“以销定产”成为市场社会的显规则，而非以往的指令性、计划性的生产和分配。人们开始根据自身的爱好和兴趣进行自主性选择，普通百姓的大众文化需求受到重视，且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在文化生态领域于是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而宣教色彩浓厚的“精英文化”却受到某种程度的排斥和冷落，变成了少数精神贵族的自我呓语。中国电视人在对电视本体省觉的过程中，创作观念发生转变，有意识地开发ENG的特长所带来的语言更新能力，《沙与海》、《望长城》、《广东行》等成为电视纪实语言转换期的应运之作，也都有着适应时代的人文意识和平视视角。比如《沙与海》中除了在长镜头中蕴含内在情感的经典使用外，解说也注重了与全片的协调，朴实的声音让人觉得平易亲近。《望长城》打破了先有脚本再拍摄、后期找补的旧规，并始终将声画作为完整的整体使用，保留了原生态的生活本真。主持人的定位由拍摄之初的矫揉造作、喧宾夺主，到平视交流、从容自如，焦建成以质朴的形象和自然的举止参与进所拍摄的事件中，引导观众如临实境。
1993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从300多万台增加到2.2亿多台，民众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实现了电视机的大规模普及，电视传播的社会受众基础形成。同一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改制，实施制片人制度和灵活的用工制度，电视栏目依靠自己创造利润生存发展。之后，制片人制被迅速克隆，诞生了《焦点时刻》、《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一系列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电视新闻栏目。栏目化理念使节目的定位更加明确，针对观众进行“对象性”传播的理念在电视界成为共识，让观众便于各取所需获得新闻信息。电视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则是通过民众视点进行社会舆论的引导，不再是灌输和说教。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这些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新闻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说，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行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视，娱乐风潮劲吹，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及其仿效者江苏台《非常周末》、浙江台《假日总动员》、山东台《快乐星期天》、广东台《欢乐有约》、云南台《快乐周末》……电视主动出击，掀起大众文化的狂欢。这一媒介狂潮对于中国电视中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化功能来讲，可谓是矫枉过正。由此所衍生的娱乐驱动力也从某种程度上促变了其后中国电视新闻的样貌。
跨越新世纪，电视新闻媒介也有了新的姿态和新的话语方式——电视新闻媒体不再以权威发布的平台自居，语言不苛求规范、专业，而是注重寻找沟通和服务的落点，对于政府部门发布的法规、政策、通告等，不限于原封不动地播报，而是增加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说明和链接。比如2008年，北京售车开始实行国Ⅳ新标准。针对这一消息，记者专门了解了北京车主的担忧——车辆出京可能不得不加外地加油站的国Ⅲ标准油，是否对车不好？然后找到专业人士讲解原理、解除顾虑。涉及“银行加息”的新闻也会以某位普通市民作为切入点，替他算细账，搞清楚国家政策、措施对个人的影响。有别于早先《焦点访谈》中那种居高临下、执行公务的政府脸，新生的新闻栏目如央视《新闻社区》里主持人会笑嘻嘻地给雪灾后结婚的人道喜，记者跟陪同孩子参加艺考的家长拉家常，更不用说地方台争相“亲民”的“三贴近”新闻了。这种平等的心态来自于越来越激烈的媒介竞争、越来越民主的社会氛围，也来自电视新闻人对自身角色身份认知的改变，以及采访技巧的提高。此外，通过热线电话提供新闻线索，通过网络和短信平台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加入观众参与节目评选等方式，新闻节目中的“互动”比例大幅增加。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转型是一个动态的生态过程，电视新闻媒介参与全程互动，视角坐标不断调整。作为现代社会的平民性文化，大众文化倚仗其广泛性、平等性和普及性从社会根源上消解了少数人的文化垄断，让人们有机会根据自身的爱好和兴趣进行“自主性选择”。
同时，电视的大众传播方式决定了它的大众文化属性，进入市场的电视媒体受制于大众文化引导下的世俗需求，更重视对个体的尊重而非对社会理想的宣扬。当社会精英和电视精英们对“文革”的历史反思告一段落，对进入新时代的理想主义激情喷发趋缓，在电视的本体要求和社会转型的驱动力之下，电视新闻的视角由高于大众、俯视观众徐落为融于大众、平视观众，这其实也是一种人本回归。
精英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对文明的传承、发展和建构都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还需仰赖一个精英文化结构来支撑，这决定了精英文化不会被大众文化消解，但精英文化在大众媒介社会的存续必须经由大众媒介的传播，这就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大众文化的一些表征和特色。在电视这一平台上，被“大众文化”化的精英文化获得了新的活力。比如《百家讲坛》的经典名著“说书会”模式和央视经济频道《对话》栏目的“群英会”范本。我们以《对话》为例稍作分析。
脱胎于上海《财富论坛》的《对话》节目登录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自开播至今创下了两个“零”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在晚11点后收视率基本为零的状况；另一个就是突破了广告收入在这个时段为零的纪录。可以说，该节目是一个将精英话语着陆于电视这一大众文化载体获得成功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