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当前又要市场化经营、产业化运作，又不肯对既有行政管理模式和媒介组织架构彻底改造的矛盾生态中，我国电视新闻媒体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身份”确认问题——是公共电视台，还是商业电视台？
按照国际惯例，公共电视台，或曰公共服务电视台，是为了公共利益提供电视服务的，一般作为社会公共财产依法成立，由政府或议会任命的理事会（董事会）管理，不以营利为目的。公共电视由相应的宪章约束自身规范，不代表任何党派、政治和营利团体利益，覆盖全国（社区、学校、地方政府等建立的电视台除外）开路免费播出，尽可能提供丰富、多元化、反映多民族利益的节目，所以通常不以收视率作为衡量节目质量的标准。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电视体制分为三大模式：
1.执照费模式
以英国的BBC为代表，执照费是经费的主要来源，执照费水平由议会通过财政部确定。电视台由独立的理事会（或董事会）管理，不接受广告和商业赞助，但接受商业捐赠，节目结尾可鸣谢捐助者。照搬这一模式的主要有日本（NHK）和北欧的丹麦（DR）、挪威（NRK）、瑞典（Sveriges Television）、芬兰（YLE）。
2.政府资助模式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ABC）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不接受广告。加拿大（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CBC）由政府资助并接受商业广告。俄罗斯、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印度等国与加拿大类似。
3.美国模式
美国国会于1967年通过《公共广播法》，决定建立专门的公共广播电视台。1968年，公共广播公司（CPB）依法成立，负责管理国会对公共台的拨款，协调公共台之间的关系，组建公共广播服务网（PBS）和国家公共电台（NPR）。PBS由170个执照单位的340个电视台构成，其中有87个社区组织、57个大学、20个州政府、6个地方教育或市政机构。PBS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从会员电视台收取的会员费。美国所有的公共电视台都不接受广告和商业赞助。政府对公共电视的资助是通过国会先拨款给CPB，再由CPB分给PBS、NPR等媒体。
另外，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除教育电视台外，并无公共电视的建制，国家电视台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收入完全依赖广告。
以上面的标准来看，中国电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那些承载主流新闻的“公共频道”并非公共电视。从“公共频道”当初成立的目的来看，是要取消地市两级电视台的节目制作和播出。由于“公共电视”概念在国内并无真正立法形式的确立，当下市场经济语境中，各级电视台作为不同等级的事业单位所进行的广告和营销行为其实是在利用公共资源进行牟利。中央电视台作为唯一的国家电视台，在公共传播资源方面更是占据绝对优势。作为国家主频道，CCTV-1担负着传递党和国家的声音的重任，是唯一有政策保障、以有线和无线双重信号覆盖全国的频道。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调查，CCTV-1的全国入户率为94.4％，收视观众每天平均8.28亿，在全国3000多家电视台中高居榜首。CCTV-1的某些节目如《新闻联播》是基层电视台必转的节目，是唯一没有覆盖盲区的电视频道。借助国家主频道的覆盖面，招标段广告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这就决定了中央电视台的唯一性、权威性和垄断性，也保证了它的广告收入能逐年大幅顺涨，广告招标金额在14年里上窜达24倍多。有网民建议，中央电视台应该改名为“中央广告台”。
北京大学刘国基教授说，央视代表的是国家的声音，广告主选择它发布广告信息，实际上是可以获得政府权威的烘托效果与背书效果。央视利用这种认知来进行广告招标，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正常的营销手段，但实际上，“则是将一个代表权力的公共资源市场化了”，与其说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倒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一种寻租行为。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央视要以服务公众为宗旨，另一方面，又要商业利益至上。
虽然央视赖其特殊的垄断地位获得大量广告收入，但在回报社会、“反哺”大众上却显得作为不足。比如说，央视为了细分观众群体，以最大化地占有市场，近年来陆续推出了经济、体育等频道，但面对近10亿农民观众，却只给了半个频道（军事·农业频道），因为广告商的主力目标消费群在城市而非广大农村。同理，在各台的新闻节目中，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基本人权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和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常常是在政府政策行为的干预和推动下才有涉及；2002年5月12日，在中央做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以后，央视开办了西部频道，由于收视率、落地范围、创收方面不尽如人意，仅仅播出了两年多以后，就于2004年12月28日主动放弃了这个“赔钱”的频道。同时，央视重点在数字电视、收费频道等高端用户身上下工夫，因为那方面更有“钱”途……
而类似央视的国内各级电视台，都存在着“体制双轨制”，兼具“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新闻宣传事业与信息产业”属性，一方面是通过行政取得垄断资源，而另一方面又可以按照市场规则收费。有人形象地称之为，计划经济的垄断行业却独吞市场经济的广告费，在“计划”和“市场”两头都占便宜。——电视虽然被国家定位为第三产业，但对这一行业的经营主体并未明确界定。电视台是事业化单位，又进行企业化运作，这种既负责监管又负责生产的双重身份，使其在传播性公共媒体和经营性商业电视台两种角色的扮演上时常难以自持。电视台通过发布广告和商品信息来配置媒介资源，以期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因此必然受到市场经济中的利益驱动，这就容易出现信息监督缺位等有悖于公共服务宗旨的现象。
而且，电视台凭电视广告拓展经济收益的路子已然是越走越窄了。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像上个世纪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风光已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其坚持舆论导向和塑造意识形态的主流媒体身份益发令人生疑。
崔永元在接受《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
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
从营养生态位（Trophic Niche）的角度分析，受众资源与广告资源是当代新闻媒介的基础营养生态位。通过提供声像信息，电视新闻媒介力图争夺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以赢得广告收入。在强大的市场标准面前，某些电视新闻媒体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讨好观众，迎合权力和资本，相对应的是淡化了的新闻的真实、准确、公正、平衡等核心理念，对新闻的界定和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不断偏离，在局部上对媒介生态造成了污染效应。
作为完善的媒介生态系统，不应该只是考虑媒介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效益，更要着眼于媒介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和各种深刻的社会关联性，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个体受众都能在媒介生态系统找到各自的位置，并满足所需；媒介同时能够在此系统中获得应有的资源，最终在互动中实现信息共享、群体认同、文化整合和整体利益最大化。全新的市场经济生态循环机制要求电视新闻媒介在商业赢利和公共服务之间厘清界限或重构关系。改革国内电视媒体这种运行效率普遍较低、内耗严重的半市场化半行政化模式，需要不菲的成本和巨大的勇气，更需要树立健康平衡的生态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