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闻排行榜
新闻节目跟娱乐节目学来的还有“排行榜”。每逢年底，电视上年终总结似的“年度十大新闻”、“十大××人物”、“十大××事件”就满天飞，电视台据此确立媒体评判标准，占领话语霸权，甚至未经国务院授权也敢自称“中国最××奖”。凭借这种策划和炒作的“议程设置”，影响公众对新闻显著性的判断，评奖单位和获奖者双方都取得新闻话题性、提高自身权威性，同时双方在市场销售方面可能也都提高身价、扩大市场份额。由于排行榜的数目约束，观众的回顾视野中浮现的重要新闻就仅限于这媒体圈定的少数范围内。加上气势恢宏俨然如电影颁奖礼的场面，场内场外观众不自觉地卷入其中，情绪高涨，甚至像看琼瑶言情剧那样感动得热泪盈眶，而更多的重要信息被冠冕堂皇地屏蔽在媒体唤起的集体回忆和煽情套路之外了。
今天，在各种利益旋涡中挣扎的电视新闻媒体，为了争得“眼球资源”时常避重就轻，少了对商业权力的质询，多了几分媚俗的姿态。而和谐的社会生态更需要主流媒体维护公正的立场和各种声音的平衡对话状态，电视新闻媒介不应“谄媚”，而是要“去媚”。
二、迎合广告商和既得话语权者的媒体需求，进行资源交易
“传播的含义应该是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产品或是社会关系的标志，或是它的具体表现。”在传播这种社会过程中，商业力量和其他结构势力通过资源控制与交换可以影响传播实践。电视新闻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而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自身的利益考虑，电视新闻机构常常会对信息生产和流通尽可能地进行控制。当电视新闻机构与一定的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或被它们操控，电视新闻的大众传播就更可能成为一种蒙蔽、控制与统治的手段。比如在美国，要成为政治候选人首先必须得到来自商业集团（公司）的巨额捐款支持，用以购买广播电视中的政治广告时间和演讲时间。政治家与媒体公司的老板和有政治倾向性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联合制造赢得选举所需要的舆论。结果，某些媒体人变成了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政治权力拥有者和操纵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不得不向烟草巨头低头，把已经制作好的揭丑报道搁置起来；CNN迫于政府的压力，收回揭露美军在越战中使用毒气的报道，等等。“这些媒体从业人员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极度无知，还在于他们有责任并乐于向景观权威效忠，使其无上地位不受到任何威胁，因为他们与景观的整体权威以及景观所表达的社会之间，从其内心以及职业角度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牢记的是，每一位媒体从业人员都受制于工资、奖金以及某位有时是数位主子的恩惠。他们是随时可能被替换掉的人，对此，他们心知肚明。”
在中国转型期的市场经济进程中，新闻节目与广告时段越来越密不可分，商业化的电视新闻媒介于是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把握电视新闻媒介的信源和资金来源，使电视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变成特权利益侵蚀公共领域的入口。由此，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电视新闻行业内，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吁和实践都显得更有必要。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新闻改革，已经涉及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容，比如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等。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中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同时，新闻专业主义业已成为一些电视新闻栏目的鲜明个性，其中尤以央视《新闻调查》为代表。自创办以来，《新闻调查》以承受压力、探究真相的职业精神和理性、公正的平衡报道，最大限度地实现着媒介公信力。
在一份关于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意识的调查中，近八成的被访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的现金馈赠”（占79.7％）及“新闻工作者可以在企业兼职”（占79.3％）的做法；约4/5的被访者不赞同新闻工作者“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占73.5％）的做法；而对于“新闻工作者可以参与为企业制作商业广告”、“新闻工作者应当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以及“新闻工作者可以接受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也至少有超过半数的新闻工作者表示反对（分别为56.7％、53.9％和53.0％）。这些都表明，我国新闻工作者在职业道德意识上并不缺乏明晰而正确的判断。但是由于当前媒介运作机制还不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和监督措施也存在有不足，媒体从业者在多种利益的包围中主要依靠“自律”来行事，就难免会有行为与观念的悖反，造成职业道德领域的某种混乱和失衡。这主要表现在：
（一）信源偏向
记者对信源的依赖性是不可避免的——在截稿压力和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仔细研究、调查信源机构的资料来核实信息常常是不太现实的做法。由于缺乏专业背景知识，理解信源机构的文件资料颇费周折，况且还有误读的可能，而直接引用权威信源的表述则显得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电视新闻记者从有关部门、组织或团体获得消息，而这些信源提供的“事实”往往是有利于这些部门或组织机构自身利益的。媒体通过选择不同的信源所提供的信息来构成其报道的“事实”，在所谓的“事实”中就暗含着媒体和记者的立场。
在电视台工作的一线新闻记者大都有这样的经验：不同的记者跑不同的“部口”，农业口、高新企业口、教育口……而权力拥有者常常就是电视新闻媒体某个“口”的长期合作“信源”，这样就容易导致媒体在报道立场上的偏倚。相对地，那些弱势的大众则没有类似的稳定“信源”价值。所以，电视新闻媒介作为信息的组织和发布者，在这里就有设立潜规则的可能，比如在报道中“丢卒保车”，偏向既得权力者一边，以维持这种“信源”关系。在相关法理缺位的现状下，出于利益驱动的市场交换行为成为一部分媒体人暗自遵行的普遍行为。
从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增长，每年找工作的人有数百万之众。由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牵涉到人口结构、国家政策、教育制度及产业结构等诸多层面，如何妥善处理，避免产生滚雪球效应，已成为让政府和社会头痛的问题。
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从电视新闻媒体听到的大量声音是这样的：“大学生就业观念有问题”、“大学生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大学生应当转变就业观念”。而另外的事实是：在就业市场中，大学毕业生新增率与社会就业机会新增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没有工作经验，人数泛滥而急着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是弱势群体，就业方和用人方的力量极度失衡，使故意压低薪酬的情况屡屡出现，而处于弱势的毕业生无奈之下也不得不接受条件。就业市场的非等价交换在媒体倾斜的报道中就这样大行其道。为什么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偏颇的呢？来看看不同方面的采访对象和他们的话语分配——采访的一方是作为当事人的毕业生，被采访的内容总是限制在谈找工作的经历和感受上，“我想找个××工作”、“已经递了多少份简历”、“现在工作很难找”……他们的角色是展示表象；采访的另一方是教育部门的官员和大学、就业部门的管理者，他们的角色是分析毕业生们所展示出的现状。由于事涉自己的职责，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形象，这些官员和管理者们的态度或多或少带着居高临下的官本位评判。
对于毕业生所展示的客观表象本身可以有多义的解释，于是，获得话语评断权的人就能把自己的观点灵活地嵌于其上。而由于媒体的站位选择，我们在新闻节目中难得见到真正平衡和深入的报道。这种媒体暗中安排角色的做法在今天的屏幕上屡见不鲜，甚至成为某些栏目组通用的采访报道“技巧”。
（二）新闻公关
以市场为导向的电视媒体，其新闻受制于消费导向、市场驱动和利润驱动。市场化语境下的新闻记者在采访报道中，除了要考虑职业层面和道德层面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现在还要额外考虑商业的因素，以照顾到媒体投资者和广告商的利益，或栏目收视率的问题。有些新闻和信息干脆就是一些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制造出来提供给媒体的，通过安排公司管理层或付过费用的专家学者接受媒体访谈、组织“中立”的现场观众参加新闻谈话节目、发布产品信息等形式在电视上占据时段。电视台资深记者、编辑到企业里讲授关于危机公关的课程也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
在诸多外力的控制下，权势、金钱、私情等非新闻因素介入，一些责任感淡薄的电视新闻媒体通过策划、炒作，制造大量假新闻。商业报道方面，公共关系与电视新闻的“混血联姻”近年来更是越来越大方。商业信息和企业事件作为新闻由头生产出的软新闻比比皆是，消费挂帅的报道比重不断攀升，电视新闻中渗透着符合广告商的市场战略的价值观，播报的事件、信息所涉人群尽量指向那些车、房、衣、药的潜在购买群体。这种被策划的新闻，其实质是在公共信息平台上开展的公关活动，媒体自身作为一种“信源”资本投入到了利益交换中。
相反，当报道的新闻可能伤及投资人或广告商的利益，也就是与电视台或栏目的经济收入发生利益冲突时，制片人和主编就会考虑将信息不予公开或淡化处理。
电视台的几位同行向我讲述过他们亲历的同一个新闻事件：某房地产商开发的一个楼盘在验收时发现水泥楼板和墙体中有害气体严重超标。该房地产商在第一时间组织危机公关，请一些新闻媒体参加该商家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商家表明了治理的决心，同时向每名与会记者赠送了礼品，礼品中包括一个几千元的红包。其中一位记者后来谈起这次经历说，打开一看吓了一跳，比自己一个月工资还多！之后，某些媒体上关于此事的采访报道开始主动倾向于跟着该房地产商表决心，打保证，或者大讲该商家如何负责如何大力治理，甚至还请专家（也是房地产商找来的）出面作证，俨然楼房质量提前达标了。正是少数媒体人的趋利行为，使得媒体偏离了社会公器的角色，转而变成某些利益提供者的话筒和掮客，在业内和社会上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三）媒介寻租
经济学上有一个“马太效应”，简言之，就是“拥有者被施予”。在媒体转型的今天，某些编辑、记者依此找到了新的生存之道，喜欢迎合那些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包括决策话语权、政治经济权力和消费话语权的人。这些既得利益者，有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围绕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些媒体不厌其烦地制造着新闻话题、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哪怕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温开水”内容。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新闻选题的构思上，主题先行，倾向于将这部分人群的声音预设为主流话语。在有争议或冲突的新闻报道中，一味寻找拥有相关权力的公众人物的认证（包括政治官员、商业领袖和娱乐明星等），业已成为今天电视新闻中的常态做法。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其一，政治官员、商业领袖和娱乐红人是社会瞩目的焦点，通过他们的出镜吸引大众目光，借力打力，提高收视率，并获得他们来自权力、利益和名气上的支持。
其二，赋予官员、广告商、明星话语权，由他们来引导公众关注他们想让公众关注的东西，其实是把媒介的议程设置权主动让渡给他们，利用媒介资源为其谋利。
这就是媒介寻租的“双赢互利”公式。
对转型期的某些不良报道范式进行研究归纳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为主流公共媒体话语的电视新闻，在日常的报道中，对社会中那些难堪的阵痛和下层的声音往往关注不够——数千万下岗职工再就业安置问题，2亿多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问题，数百万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这些正是和谐社会建设中涉及面最广的基础问题，但在一些电视新闻媒体上缺少分量够足、切口够深的思考和探讨。为顺利通过新闻审查以减少经营风险，这些媒体甚至回避、减少或省略对重大敏感政治公共事务的报道，而长此以往，会导致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导致媒体进一步减少公共事务的报道，把公共空间留给了少数政界、商界精英和名人明星，留下了那些取悦广告商的内容。媒体把这些“公众人物”充满了个人偏见的言论和争论当成新闻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结果是，无声的人继续无声，弱势的声音依然虚弱。
市场经济生态背景下，某些在利益旋涡中挣扎的电视媒体，习惯于避重就轻，不擅质询公共权力和商业权力，而总是自觉地站在既得权力者的一边，把太多的媒体时间给了权力精英、利益集团和专家、学者们，公众则在镜头逼仄的余光里仿若撑场面的道具。对前者捧，对后者哄，这种电视新闻的话语天平是倾斜的，对社会生态的平衡无益。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中，电视新闻媒体自当维护各种声音的平衡对话状态，否则，今天的舆论断层有可能会导致明天社会结构的局部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