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更加明确地概括了自传的任务。他谈到，自己写作《诗与真》的初衷是要总结一下个人的创作，阐明不同时期、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作品的内在联系。然后他意识到这一任务的复杂性：
……当我为了适应读者经过深思熟虑的请求，想将内心的激动、外来的影响以及自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所迈出的脚步顺序加以叙述时，我便从自己狭小的私生活进入广大的世界中……因为，说明人与其时代的关系，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又协助他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他们反映出来，似乎就是传记的主要任务。可是，这种要求差不多无法达到，要达到它，个人就得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知道他自己在一切情况之下还是依然故我到什么程度，以及知道把人拉着一道走而不管他愿意与否、决定其倾向和予以教养的时代是怎么样。
歌德将自传视野扩大到时代生活的广阔领域，也更加鲜明地强调了自传的总结、认识功能。比较一下前文中歌德关于小说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明确地划分了小说与自传的界限。在他看来，小说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表现对象的客观发展过程，自传则是要作者整理过去，包括个人的日常生活、内心体验、时代环境与公共事件等，针对它们直接发言。
赫尔岑也不止一次总结过《往事与随想》的文体特征。他同样突出了自传的总结性质：“让《往事与随想》来总结我个人的一生并作为它的纲目吧。而其余的思考我将用之于事业，其余的精力将付之于斗争。”较之歌德，赫尔岑更加重视自传对宏观生活的反映，个人生活的位置进一步弱化了。个人生活只是始终贯穿这部作品的一部分，而他人的生活、历史事件的位置甚至更为显著。作者本人未参与过的历史事件，他人的传记与作者的个人生活几乎平分秋色。赫尔岑因此把《往事与随想》概括为“历史在一个偶然步入其中的人身上的反映”，历史成为真正的叙事对象，不过这个“历史”是进入了一个人的视野并且浸透了个人情感、思想的历史，即一个人评述的历史。赫尔岑确立了全面反映作者复杂精神活动的自白在自传中的统率地位。
上述论者为自传提出了迥异于小说的创作目标。自传作者面对的是业已完结的过去，或许可以虚构情景，但却不可能设定结果，而只能综合自己的观察、体验、思考等来整理记忆。他的任务是总结，是要展示“我”是什么样的，“我”何以是这样的，“我”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本质上是资料的整合过程。因此，与小说不同，自传中首要的不是事件的展开，而是作者对事件的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作者自白。作者对生活的观照成为真正要表现的对象，它指引着叙事的方向，阐释出其意义。
作为表现对象的作者自白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是作者情感、思想、情趣、价值立场等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交织在往事的叙述中，并因此被生动地表现出来，成为作者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
小说被视为客观的叙事艺术，表现特定情境下特定对象的客观发展过程；而自传则可称为主观的叙事艺术，以表现作者复杂的精神自白为核心，是主观面对往事的直接发言。这一区别从根本上划定了自传与小说的体裁界限，决定了自传与小说在叙事策略上一系列的重要差异。
三
上述区别使得自传与小说在叙事上有一系列明显的差异，我们已经部分地涉及，下面再讨论一下与议论的合理性问题密切相关的部分。
首先，小说必须借助于事件、心理活动的延展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表现真实，而自传则诉之于意义。总结性、概括性的任务决定自传叙事是主观评述式的，它不追求生活的客观表现，情节的展开、心理活动的刻画退居到次要地位，而且总是被纳入到作者的自白之中——否则就可能转变为自传体小说。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作品，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自传体小说，而非自传，绝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模糊了主人公的身份，虚构了情节，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叙事目标，因而叙事策略上也有明显差异。它们以客观描写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为主，“我”的主观活动，包括“我”对生活的评议、见解，都统一在情节或心理的自然发展过程之中。自传则相反，自传主人公的经历和心路历程统一在作者的概括性回顾中，自传中重要的不是表现生活、心理的自然发展，而是让其服务于作者的评价和分析。除了前文已经讨论过的三部作品外，我们不妨再回顾几部经典自传。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传主在上帝面前连续不断的自我追问和剖析成为往事得以讲述的基础；梭罗《瓦尔登湖》的讲述则步步服务于另一种生活价值的宣示。至于一些政治家、学者的职业自传，上述特点就更加明显，比如维柯自传、托洛茨基自传、甘地自传等。这些风格、主题各异的自传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几乎不存在尽量隐蔽、弱化作者存在的客观叙述，而是时刻都在强调作者的声音。作者的分析、评价或者贯穿在事件的叙述中，通过评述性的语句表现出来，或者脱离具体的事件，由作者直接发表理论性的见解，且始终发挥主导作用。
其次，小说追求艺术必然性的效果，这要求小说情节要具有相对的完整性、连续性；而自传中涉及的传主生活很多时候是零碎的，因为自传作者的任务主要不是再现其生活历程，而是阐释其意义。自传表现的核心是作者自白，因而自传的统一性取决于作者自白的内在统一。希望从《诗与真》、《往事与随想》中找到歌德、赫尔岑完整的经历、行动，看到其某个时期生活的连贯发展，这是对自传本身不切实际的要求。作者自白统率着自传的叙事，是自传的灵魂。自白的深度和广度，其表现的形式和效果，其各个要素结合的密切程度，如作者情感、个性与理论分析的结合程度、抽象概念与形象表现的统一程度等，都成为自传成败的关键，也是理解自传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至于自传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吻合程度当然是理解自传的必要补充，但绝不是首位的任务——除非我们只把自传当作史料看待。
自传统一于作者自白，即统一于融合了作者精神活动各个方面的直接发言，是对生活的主观认识和评价，可见自传叙事整体上是评述性的，作为作者自白不可或缺的手段，议论成为作品的有机内容。当然，自传议论必须与建立在抽象概念基础上的理论不同，我们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仅指出它有别于后者的几个主要特征。一、作为构成作者自白的因素，自传议论具有鲜明的主观性；二、自传议论首先是直接针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而发的，这时候议论与叙述浑然一体，自传常常在议论中完成对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讲述；三、自传对一般问题发表的理论性分析，包括对各种理论思想发表的见解，与纯理论著作力求客观的逻辑推理不同，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个性，并且常常求助于形象，让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变干瘪的逻辑演绎为生动的形象述评。总之，自传的理论分析总是与叙事和作者的情感、个性密切结合在一起，富有形象、生动的效果，从而融汇成复杂而统一的作者自白。
四
通常我们把“虚构”、“事实”作为划分传记、小说界限的基本依据，有的理论著作直接采用这一说法，将“事实”作为区别传记与小说的基础。参阅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第一、二节。但是这个区分可能无法回答如下疑问。
其一，有很多因素可以导致传记作家写的并不是事实：记忆的模糊、误判误断、材料的失实，还有作者有意的撒谎等等。因此，传记中的“事实”完全有可能只有人名、时间、地点与客观事实相符，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细节却纯属虚构。我们假设有这么一部作品，它按照《忏悔录》、《诗与真》或者随便我们通常称之为自传的作品的模式写作，可是大部分事件是作者有意无意歪曲或者伪造的，我们该如何为之归类？称其为失败的自传？但问题不是它的质量，而是它该列入哪一种体裁。其二，传记中的某些事件可以通过资料记载、当事人证明等渠道证实或证伪，而有一些则根本不可能，若因为时代久远等种种原因，所谓“事实”已不可考，则传记岂不根基尽失？以“事实”作为传记的根基，实质上就是否定了传记本身的自足意义和独立价值。其三，把“事实”作为传记文学的根基，则传记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变成了界定“事实”，然而，传记内容的“事实”界定，本质上说是史学的任务。在文学研究中，这一任务是从属性的，服务于阐释作品的结构、形象等其他任务。
“事实”、“虚构”只是一种粗疏的文类划分，以之作为某种文学体裁的根基是不牢靠的。我们更赞同亨利·詹姆斯界定小说时表现出来的倾向。他有意把通常作为“虚构”作品的小说与作为“纪实”作品的历史并列，因为它们不仅素材来源一样，都是“储存在文献和记录里”而且表现真实的能力和客观化手法也相近。小说或自传体裁的基础并不是材料的虚构或事实的性质，而是叙事方向，即主要表现对象的选择。因而由此产生了处理素材的不同方法和叙事规范，决定了小说与自传内在统一性所遵循的不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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