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任重道远
其实，胡适同丁文江一样，也主张轰轰烈烈地奋斗，反对灰色的人生，这一点我们从胡适为《努力周报》发刊所写的《努力歌》及《后努力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可看出来。《努力歌》：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情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
“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胡适在这首通俗的歌谣中，告诉人们：第一，不要当观望派，不要仅仅口头上谴责黑暗的现实，不能把自己置身于黑暗现实之外，希望别人去当搏击黑暗的勇士；第二，不要胆怯，不要害怕阻力和武力，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能迎来一个崭新的中国。
《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第2版上的《后努力歌》，仍然着眼于唤醒国人“努力”的意识。这首歌谣的针对性更为明显，当时人们对什么是改造中国的关键因素争论不休，在“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关系上，有人认为好社会决定好政府，有人认为好政府决定好社会；在“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上，有人认为教育好了，政治就能好，有人认为政治不良就不会有好教育；在“破坏”和“建设”的关系上，有人认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有人则认为没有建设何谈破坏。在胡适看来，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争论这些无谓、无解的连环套，莫不如脚踏实地“努力”、“干”，就如同当年齐国有个王后的玉连环乱了套，她并没有焦虑不安地去解套，而是毅然操起一柄金椎击碎了玉连环。“努力”、“干”就是此时解决中国问题症结的“金椎”：“我的朋友们，你也有一个金椎，叫做‘努力’，又叫做‘干’！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
但胡适与丁文江不同之处在于，他思想的深处一直深深地眷恋着思想启蒙，他一直不想背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新文化运动中的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而促使这个谈政治的杂志问世的诸因素中，恰恰有胡适不谈政治的要求。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说，他一再同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们讲，既然大家搞起的这个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应撇开政治，为新中国打下一个文化基础。应致力于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胡适的意思是继续坚持《新青年》的学术品位，而陈独秀等人谈政治的热情又很高，为了兼顾双方，才有了《每周评论》的创办，所以胡适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这样一来，《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作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谈政治的满足。”实际上，胡适在陈独秀被警察抓走后代编《每周评论》，“挑起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其说是对“谈政治”感兴趣，莫不如说是对人们兴趣点转移到政治上的一种担心甚至恐惧。随着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也就改变了纯粹的文学、哲学的特征，越来越多地载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胡适为这块启蒙阵地转变形象深为不满，1920年12月他致信陈独秀，提出或另起炉灶，再创办一个哲学文学的刊物；或《新青年》回归传统。
当然，胡适的设想都没有实现，《新青年》最终成为上海的中共机关刊物。直到胡适20世纪50年代口述自传时，还对新文化运动没能坚持下去而遗憾不已：“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被大大地削减了。”毫无疑问，胡适办《努力周报》是基于坏政治的刺激和丁文江的影响，决定搁下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以言论的武器向黑暗的政治现实开战。但事实上，即便在《努力周报》主谈政治时期，胡适还是念念不忘那远远未曾结出丰硕果实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重建事业。《努力周报》的第一期上刊登了陈衡哲的《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位置》，第一、二期连载了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第二期刊载有署名“天农”的《近六十年间美国新闻纸的趋向》，这几篇文章显然不属于“谈政治”。第四期《努力周报》共八版，前七版除了胡适的《后努力歌》外，全部内容都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刊载了不少作者的文章；第八版是“对本报的批评”专版，分别刊登了两位作者（分别署名伯秋、傅斯稜）的批评文章和胡适的答辩。两篇批评文章认为《努力周报》应该专心致志于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和批评，不应该刊登非政治的有关基督教和《红楼梦》等的文章。胡适的答辩集中体现了此期间努力论政、不忘启蒙的追求。胡适说——我们这个报并不是“专”谈政治的。政治不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的希望是：讨论活的问题，提倡活的思想，介绍活的文学。
基督教的问题近来在国中颇引起一种热闹的注意，岂不值得讨论？至于美国新闻纸的经过，这也是我们做舆论事业的人应该借鉴的。我们应该知道：政治不仅是官吏与法制，也不单是裁兵与理财。我们这几年之所以不谈政治，和许多不谈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
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的问题，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的方面的。
我们至今还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
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
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胡适的目标很明确：恶政治的根源在于文化传统中有太多的毒素；眼下的坏政治固然要批评，但长期的文化重建尤为重要；铲除文化传统毒素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艰辛，即使是一份谈政治的周报，也必须同时谈启蒙，启蒙须臾不可或缺。谈政治是救一时之弊，谈文化重建是从源头解决问题。
二、国民性与迷信、复古的环境
中国皇帝专制延续二千余年，思想控制、愚民政策、武力镇压三位一体的手法运用得娴熟无比，特权制度差不多固若金汤了，可怜的民众被盘剥得差不多没有任何权利，被驯化得没有思想，没有人格，没有灵魂。近代以来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有所传入，但很不系统，影响面也非常小。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人权、民主等思潮以空前的规模得到宣传，但毕竟时间短暂，很快就被政治的声浪所湮没，启蒙宣传者们多数也投身到政治斗争的高潮中。所以，国民性改造这个长远任务的完成依然遥遥无期。1922年周作人在一次演讲中，很悲观地描述了当时中国人的浑噩状态：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中国女子的缠足，中国人之吸鸦片，买卖人口，都是真正的国耻，比被外国欺辱还要可耻。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中国人，即使用了俾士麦、毛奇这些人才的力量，凭了强力解决了一切的国耻问题，收回了租界失地以至所谓藩属，这都不能算作光荣，中国人之没有做人的资格的羞耻依然存在。固然，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国民，无论如何崇拜强权，到底能否强起来，还是别一个问题。……其实，不仅胡适的本意不允许《努力周报》专谈政治而忽视其他领域，就是很大一部分读者兼作者的人也认为一份报纸若仅谈政治是不合适的。《努力周报》第15期（1922年8月13日）第4版刊登的年轻人联名来信（署名：修人、章洪熙、党家斌、胡冠英、曹诚英、胡思永、程憬），就表示了对《努力周报》过于偏重政治的不满态度，希望能像当年的《每周评论》那样，既谈政治，也谈其他，因为“改良中国社会，应该多方面努力，专门从政治方面努力，而忽略思想和文艺方面，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片面的，无效的！”他们呼吁胡适：“先生呵，现在中国的政治固然糟极了，但现在中国的文艺界和思想界又何尝可抱乐观呢？”来信称“我们现在也不必把现在中国文艺界和思想界的缺点具体说出来，我们知道先生早已明白了。”经过了短暂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呈现出活跃和生机，但文化保守主义、国粹主义、复古思潮以及封建迷信等不仅还有相当的市场，甚至还有卷土重来之势。已经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对于统治者和一部分旧式文人重新抬出孔子、“国学”的做法也十分反感。他不愧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勇战将，在1923年7月1日的中共机关刊物《前锋》上发表几篇短论，对反动复古的思潮与行动进行抨击。他讥讽新一轮的复古者连“国学”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如醉如痴地为“国学”高唱赞歌：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不得已还只有承认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的话：“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
……
曹聚仁先生说：“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经，人心也不曾正，邪慝也不曾息，可怜这班老先生还想拿读经来正人心息邪慝，真是做梦；希望议员先生们来正人心息邪慝，更是梦中之梦。陈独秀对当政者在新形势下抬高孔子的用心看得明明白白，在1923年12月1日《前锋》上的《寸铁》篇中指出：
从前戊戌政变后，反动政治与尊孔运动一时并起；袁世凯要做皇帝，同时尊孔祀天也闹的很起劲；现在南京的军民两长又接到曹锟通电募捐修理孔庙，拟各捐洋五千元。每逢中国政治反动一次，孔圣人便走运一次，可见反动势力和孔圣人本是一家眷属。关于封建迷信，陈独秀也有揭露，他在1923年1月24日《向导》撰文《最低问题》：
在科学发达之二十世纪，而同善社、悟善社、道德学社、普化学社等，公然遍立于中国，均以扶乩请仙敛钱为事，吕纯阳前在上海某杂志做文章，现在又在北京某银行做行长，内幕中还伏有扶清灭洋之阴谋，这是一种什么东方文化，大家何以不谈？周作人1922年4月10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思想界的倾向》（署名仲密）对种种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对可能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那国粹派未必真会去复兴明堂或实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倾向却已显著了。……听说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言论，说太炎先生讲演国学了，可见白话新文学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忧不是完全无根的。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
最后附带说明一句，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于新文学的一种反抗，但我推想以后要改变一点色彩，将成为国家的传统主义，即是包含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这个是好是坏我且不说，但我相信这也是事实。胡适认为周作人未免悲观，“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主义勃兴’的事实。仲密君所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