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22日胡适在中国大学演讲，题目是《好政府主义》。这篇演讲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已经为1922年《努力周报》创办后鼓吹的“好政府主义”准备好了理论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出“好政府主义”的提出，绝非胡适等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偶发之语，它的提出，是有相当的思考和准备的，是胡适实验主义哲学在当时形势下对政府的一种必然要求。如果说此次演讲与后来的《努力周报》相关主张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演讲偏重理论的阐释，而周报完全是联系当时中国政府实际的，或者说，演讲提出了好政府的必要性及操作的原则，而周报则把理论和原则运用到实处，针对中国政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胡适在演讲中认为“好政府主义”顺应了时势的需要，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目标。胡适不同意把政府神秘化，也反对时下时髦的无政府主义喧嚣，“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的政府观。”既然政府的性质界定了，“好政府”的含义也就明确了：“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反过来，不能适应公共需要，就是坏政府。胡适还提出，应该由民众来监督政府，“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
既然政府仅是一个工具，那么政府有问题，就可以随时更换，就像换一个茶杯，换一件衣服一样。胡适还认为，要想实现“好政府”这样的目标，还必须“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胡适说：“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可见，《努力周报》上“好政府”主张的理论框架，实际上在这篇演讲中已经完整地搭建起来了。大概胡适认为此篇演讲仅是从学理上阐释“好政府”，并没有过多地谈论现实，因而胡适并没有把它作为“谈政治”的记录提起过。然而，没有现实的刺激和启发，胡适是不会闲极无聊地捡起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演讲话题的。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篇演说也当成胡适的一次“谈政治”。我们查阅胡适日记，发现他的“好政府”思想还可上溯得更早些，1921年6月18日他对来访的安徽籍旧国会议员汪叔潜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胡适的另一次“谈政治”也比较有特点。胡适1921年6月6日日记：“将连日出来的重要函电译成英文，颇费工夫。这两天的西洋文报纸皆由我与柯乐文供给新闻。
连日发出之文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报界联合会的通电”。“此电译出之后，路透社等皆不敢不用我们的新闻了”。根据胡适日记所附文献，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北京高等师范校长邓萃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校长熊崇煦、北京法政专门校长王家驹、北京医学专门校长张黻卿、北京农业专门校长吴宗栻、北京工业专门校长俞同奎、北京美术学校校长郑锦等，因有关教育经费等问题久悬不决，无法应付，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又未获批准，乃于1921年6月3日赴教育部谒见教育部次长，并偕次长及赶来的教职员及学生一同去新华门请见总统和总理。结果在新华门前遭到守卫士兵的蛮横殴打，“家驹被挤，昏晕倒地，不省人事；黻卿头部被击重伤，血流如注；教职员学生等受重伤者十余人”。为抗议惨案发生，上述八所学校教职员呈文国务院，并发表通电和宣言；与此同时全国报界联合会代表也通电全国。教育界和报界共同抗议暴行，要求严惩凶手，认为“政府摧残教育”“摧辱人权”“野蛮惨毒”“惨无人道”。胡适对军阀政府摧残教育和施暴于教职员及学生极为不满，及时把抗议文件译成外文，投稿外报，予以揭露。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谈政治”性质。
《努力周报》之前的“谈政治”，声势比较大的一次当属1920年8月1日《晨报》所刊载的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微、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宣言开头也说明“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碍我们。”什么样的“实际的政治”在妨碍着人们呢？就是“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胡适等人认为，之所以这类假共和能剥夺人民的自由，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氛围。
宣言呼吁，“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这显然是一篇旗帜鲜明的抨击现行政治专制的论文。文章认为，北京政府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预戒条例》《戒严令》等法律、法规，赤裸裸地剥夺了民众的自由权利，故“应即废止”。文章还呼吁，确保民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宣言认为，“这几年来，行政官厅和军警各署对于人民，往往不经法庭审判，擅自拘留，或擅自惩罚，把身体自由权剥夺净尽。”胡适等人呼吁，“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宣言还提出，“这几年来选举舞弊可算是达到极点，应由无党派关系的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于选举时实行监督；并公请律师，专调查犯罪证据和管理诉讼事项。”宣言以揭露黑暗政治现实和“争自由”为目的，是鲜明的政论文章。但这次宣言，似乎胡适仅是一位挂名的人，宣言似乎也主要不是出自他手。
宣言是一次重要的“谈政治”，但不算胡适的一次主要的“谈政治”活动，因为胡适此时还在为筹划他的长远的建构“思想”和“文艺”基础的工作呢。
最能证明胡适曾经真心实意打算实现其不谈政治、稳扎稳打地进行“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当属胡适为《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八方奔走和游说众人。1920年12月间胡适写信给在上海编辑《新青年》的陈独秀，力主改变《新青年》编辑部办到上海后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的情况。胡适说，虽然陈独秀的来信也表示不太赞成“色彩过于鲜明”（陈独秀称“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告诉陈独秀，要改变《新青年》的“谈政治”，包括胡适、高一涵、张慰慈、李大钊、陶孟和、钱玄同在内的北京同人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新青年》继续其“谈政治”，但另办一个专谈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为了使得《新青年》恢复当年同人“不谈政治”的“戒约”，应该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移回北京，“注重学术思想文艺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陶孟和还提出，既然《新青年》已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但钱玄同并不赞成停办，“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