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的美学追求
雅文化有自己的优越感，在技术上更加精致和成熟，在思想上则更为深刻，它往往指向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会超越人类的感官愉悦阶段，追问更深刻乃至终极的人生意义、社会意义，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说的“诗要以欢乐开始，以智慧结束”。我们可以粗略地套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人生三阶段”的理论来解释雅、俗文化的层级差异。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生有三个阶段：感性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所谓的感性阶段就是人们的行事完全遵从感官感觉的驱使，就是怎么快乐怎么来，这种心态是偏向享乐主义的，也最接近人的本能；当人进入伦理阶段以后，就会考虑道德的要求，简言之，不是“怎么快乐怎么来”，而是“怎么正确怎么来”；伦理阶段并不是人类的终点，而是仍然要继续攀登，因为“正确”的未必是“好”的，人类的追求是那种“至高的善”，这就会进入“宗教阶段”，也就是“信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往往能够找到终极的精神依靠和灵魂的寄托，而给予有限的人生以无限的意义。可见，俗文化主要针对的是感性阶段，各种俗文化的文本都是要尽可能地刺激人们的感官，激发人们本能的感觉；而雅文化更多的是针对“伦理阶段”和“信仰阶段”，在给人精神享受的同时，引发人的思索，激发人的智慧。
俗文化的物质背景相对单薄，专业壁垒也不高。更主要的是，俗文化更加追求人们直观感性的快乐需求，因此具有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力量，它可以在民间迅速流传，如中国的民间杂技、民间戏曲等都是由游走的艺人传播开来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些通俗的文化活动也是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它满足了人们消遣和娱乐的需求，这正是俗文化社会功能的主要定位：从欢乐开始，到欢乐结束。
雅俗的融合转化
首先，从作品上来看，雅俗有时也能够融为一体。对于雅俗的伦理判断，有形式层、内容层、美学品格层等几个层面，而从这些艺术层次来看，发生雅与俗在艺术结构层上错移对位的状况是常有的。以金庸的小说为例，里面既有普通人所能理解并认可的爱恨情仇，也有佛家、儒家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内涵，虽然在内容上来看它无疑属于通俗艺术，但是在美学品格上它却超越武侠、超越通俗，说是高雅艺术，绝不为过。再看王朔的小说，在反传统、反权威、消解价值等方面来看，很有后现代的先锋精神，但其中的艺术趣味和语言模式却明显迎合文化水平不高的都市青少年，故也有论者列其为通俗艺术。因此不能仅仅只从形式层面来看或者从内容层面来看艺术之雅俗，白话小说不一定就通俗，文言小说也未必就高雅，前者如《新中国未来记》，后者如《玉梨魂》。宋人李清照曾强调“词别是一家”，就像不能认为词就一定比诗庸俗，词也有词自身的艺术规律一样，通俗艺术自身当然也别是一家。
其次，从受众上来看，雅俗的解读并不固定。作品作为一个文化混合体的召唤结构，不同的人可以获得不同的解读。莎士比亚的名作《李尔王》，普通大众可以认识到亲情和孝道，知识层次高一些的读者能读出贪婪、仇恨、责任、忌妒等人性，而专家学者们则能从中解读出其蕴含着的反映当时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本主义精神。因此，一个作品本身是雅是俗，也要看受众的解读层次。
最后，雅与俗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昨日之俗可能成为今日之雅，今日之雅又可能成为明日之俗，这是审美史上屡见不鲜的。例如，古代的许多野史，在今天看来已是小说，但是与当时用白话写成的通俗小说相比，这些用文言和“史家笔法”写出的小说，就属于“雅文学”。而像苏轼、柳永之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这些作品在产生之初就是通俗艺术，经过历史的变迁、雅俗的移位，它们在今日看来却已是不容置疑的高雅文学了。
媒介文化的雅与俗
进入媒介社会之后，艺术的雅俗更多地表征在媒介文化之上。媒介本身是中性的，只有不同阶层的人使用它的时候，它才会表现为雅的文化文本和俗的文化文本。媒介的发展对雅、俗文化的理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古典时代，雅文化之所以一直为贵族阶层所垄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媒介不发达，这导致各种文化作品没有渠道传递到普通大众手中，使得下层人民生活在一个比较蒙昧的环境之中。而大众传媒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社会文化，包括雅文化都开始媒介化了，文化的媒介化意味着文化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原来高高在上的雅文化的文本被大众媒介轻易地撒播到社会大众的各个层面中去，贵族阶层无法保有对高雅文化的垄断，普通民众得到了更丰富的文化滋养，可见，一旦媒介发展到一定水平，无论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和媒介文化纠缠在一起。“雅文化”与“俗文化”的文化结构在社会文化领域中，也就出现了新的变化：俗文化不再是以下层民众的民间文化为主，而是变成了主要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而雅文化不再是由贵族阶层及其养的那些艺术家等文化人生产并且仅供贵族们享用的文化，而是变成了由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由文化工业创造出来的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古典社会的雅俗对立，以技术发展为核心动力的媒介文化倒是因此有可能成为一种雅俗同体的文化。
媒介的发展促进了思想的启蒙、变革、更替，甚至直接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在通俗文化的发展上，媒介文化甚至就是通俗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变体。黄色报纸、通俗杂志、连载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娱乐节目……下层民众需要的是繁忙工作后获得轻松的娱乐和消遣，而不是追求那种具有深度的“雅文化”，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具备享受贵族雅文化的条件，即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充分的闲暇时间。因此，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用有限的资金去享受那些因为通俗易懂而能迅速带来愉悦感的通俗媒介文化成为了非常可行的选择。
就雅文化而言，借助大众传媒也能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比如经典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古典音乐的电视化传播，它们的韵味虽然不一定能达到原型的高度，但毕竟也有普及作用，因此，可以说大众文化乃是高雅文化的碎片。媒介由于自身特质，往往无法整体地反映或传播雅文化，但是它们可以按照自身的传播逻辑，片段地反映一些雅文化的内涵，即雅文化是可以以俗文化的面孔出现的。
雅文化对媒介俗文化的批判
正因为雅文化是贵族阶层的文化，因此，雅文化对俗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雅文化对俗文化的批评却是从现代社会开始的。在古典时期，雅俗两种文化彼此并不相干，它们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俗文化凭借着大众传媒普及到社会中去而变成了大众文化，而雅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却越来越有限的时候，雅文化的圈子对俗文化开始了一种强烈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是来自雅文化阶层对俗文化的浅薄乃至堕落的担忧，同时也有雅文化面对俗文化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不安，因为这种影响力有可能导致雅文化在大众层面彻底失语。
在西方，当俗文化凭借现代大众传媒的力量正式成为大众文化以后，知识精英阶层就开始了对它的文化批判，尤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俗文化是一种同质性的文化，它把所有的人整合得千篇一律，成为所谓的“单面人”，也就是缺乏反思能力、只拥有同一性思考的人。
马尔库塞说：“这些产品向消费者灌输某些思想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它们提倡一种不受其虚伪影响的虚伪意识……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比以前的生活方式要好得多的生活方式，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对质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单面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通俗文化让人们成为了所谓的单面人，千篇一律的人，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只在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框架里去思考，只是顺应着大众文化的逻辑和价值方向去获得精神享受，不会产生任何逆大众文化的想法，更不要说什么批判的观念。马尔库塞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阴谋，是为了“防止更根本的欲望的形成”。这种根本欲望就是反思社会的不合理性，进而追求根本解放的欲望。因此，俗文化其实是一种肯定的文化，它不鼓励人们超出现存的范围去思考，人们如果沉溺于俗文化中就会变得顺从一致，顺从社会现有的逻辑的安排和统治，在娱乐消遣中，人们愚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于是，通俗文化通过幻觉减轻人们生存的痛苦，从而使得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环境变得可以忍受，但这种文化对于大众来说只是一个谎言而已。
2.俗文化过于浅薄，它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内涵，从而使人们变得浅薄。
文化精英们不相信大众的审美感受力，“在他们看来，绝大多数人又笨又懒，浅薄可笑，一味地沉迷于感官享乐中，因此无法欣赏艺术，更不可能把民族文化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古典艺术不是机械复制出来的，而是手工制作出来的，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要看这个作品的原作，就必须去卢浮宫观赏，卢浮宫的《蒙娜丽莎》是雅的，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达·芬奇当时的创作情境，还是这个文本本身，或者是观赏作品的人在现场的观赏氛围，这种独一无二性带来了这幅绘画的“灵韵”；而《蒙娜丽莎》的各种机械复制的招贴画是俗的，因为它不具备独一无二性，人们无论在哪儿都能观赏到它，因此，人们在观赏它时就不会用一种高雅的眼光来看它，而是用通俗的眼光。
由此可见，雅俗文化的划分首先是基于雅文化的自我预设：雅文化是不可复制的，是大众传媒无力承载的、独一无二的、激发人主动思考而非被动享受的文化，它强调人在文化消费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有个性的张扬，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毫无个性的平面化接受，认同这样的文化，人才活得有价值，而俗文化在这些方面恰恰与雅文化相反。所以雅文化对俗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它蔑视俗文化的品位和各种表现。此外，雅文化的这种优越感还来自另外一个文化预设，即文化的拥有者——知识精英们认为，所有恶的人，包括大众都应当和他们自己一样，追求那种高雅文化的品位，这是一种更美好的且唯一的精神世界的追求，除此以外的精神文化的追求都是低俗的乃至堕落的。所以，雅文化对俗文化才有着严厉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文化霸权，它根源于文化精英们认为自己掌握真理以后的自信和武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