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产业方面，传媒要求艺术进行商业化演变。传媒自身的大众文化属性及其产业化进程要求其所传播的艺术必须进行商业化演变，这不仅直接造成大众文化泛滥，也迫使古典文化在进行现代转型时必须完成对大众化的屈膝逢迎。另外，传媒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这以数字媒体为代表。数字媒体不仅创造了新的艺术商业模式，也创造了新的艺术“生产—消费”模式，一种新型的“产消合一”的艺术活动模式诞生了。同时其高参与性和产消合一的特性，导致了一种基于草根基础的大众狂欢的娱乐模式崛起。当然，传媒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复制成本降低也带来了版权问题。这一点，深深影响着当今全球艺术内容产业的发展。
第二节传播理论及其应用
传播学史上已经出现了诸多著名的传播学理论，这些传播学理论，有不少可以借鉴到艺术传播之中。
【热媒介和冷媒介】
“热媒介”和“冷媒介”是麦克卢汉就媒介分类提出的两个著名概念。
“热媒介”是指传递的信息量大而且清晰明确，接受者不需要动用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它本身是“热”的，人们在进行信息处理之际不必进行“热身运动”。譬如无声电影，就是“热媒介”，因为它作用于一种感官而不需要更多的联想。
“冷媒介”是指传递的信息量少而且模糊不清，在理解时需要运用多种感官的配合和丰富的想象力。比如漫画就是冷媒介，因为当我们面对模糊的形象时，需要发挥想象力才能构成故事。
但是麦克卢汉的这种冷、热媒介的分类并没有一贯的标准，而且在逻辑上存在矛盾。所以有人说“冷热媒介”的分类本身并没有多少科学和实用价值，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的启示：不同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也各具特点，研究媒介也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把关人】
1947年，社会心理学家卢因（Lewin）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研究分析了家庭主妇决定购买食物及向家庭成员推荐食物的过程，认为信息沿着包含着“门”的某些渠道传播，传播能否顺利进行总以“把关人”的意见作为依据。他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把关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信息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
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传媒组织成为实际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从此，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从人们的不自觉行为转变为大众传媒组织的有意操作，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或明或暗地影响了新闻实践。经怀特、麦克内利等众多学者的深入挖掘研究，最终成为传播学控制分析领域最具科学性的理论之一。
借鉴把关人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在艺术的大众传播中，传媒组织实际上成为了“把关人”（Gatekeeper），他们对艺术内容（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的传播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这也直接决定了其传播内容会对社会产生何样的终极影响，这种把关人的角色地位，要求艺术传播者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在网络时代中，我们发现传统媒介所拥有的“把关”功能几近消失。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网络信息的海量化且更新速度极快，使得互联网管理者难以及时有效地对网络信息加以选择取舍。二是网络的去中心化，导致了传播环境的松散。受众不再局限于被动地接受经媒介选择加工后的信息，而是可以在网络这个广阔的平台上自由地浏览新闻，发表见解。
【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议程设置主要是指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借鉴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我们发现，在公众对艺术的认识、判断和审美能力与媒介的传播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传媒给予重要关注的内容，同样也会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媒强调的越多，公众的重视程度越高。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电视暴力】
关于电视暴力的效果，主要有三种假说：一是模仿假说，受众从电视中模仿暴力行为并在现实中实施；二是净化作用假说，认为电视中的暴力内容替代性地表达了受众的暴力倾向，可以抵制现实中暴力行为发生；三是免除抑制假说，电视暴力降低受众对暴力行为的抑制，促使实际发生。此时电视起到了一种宣扬普遍规范的作用，使人们认为暴力是人际关系中可以被接受的方式。
通过对暴力在电视上的呈现方式的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场景显示暴力是不受惩罚的，且暴力过程是无痛苦或没有长期消极后果的。这种对暴力的展现方式容易使电视幻想者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也有可能产生一种虚幻假设，即对暴力的实现一如电视中所呈现的那般轻松无负担，使得现实暴力的发生频率变高。
第三节艺术传播的现代特征
总体而言，现代传媒之发展对艺术内涵影响颇深，尤其在艺术体制、艺术形式、艺术理念等层面，影响巨大。文化工业体系下的艺术传播体制具有强大的销蚀意义的功能，这在加剧当代人心灵的异化、在肢解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应当引起人们的忧思。
一、消费符号化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布希亚德对媒介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当今社会中的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符号化。也就是说，在商业社会体制中的文化要传播出去必须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炒作和关注，而商品的价值已不再是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来自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任何商品的消费，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识其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和生活水准高下之文化符号。
事实上，大众传媒如今重新界定着传播，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图景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
二、审美浅表化
就艺术层面而言，传媒的发展本是为了艺术传播、交流更加便捷有效。然而，大众传媒却在不断地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传媒炒作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再也没有心灵对话和审美沉思的可能，而只能跟着影像叙事的感觉走，跟着广告的诱惑去选择，跟着明星的时尚去潇洒，在文化工业的商业剧本里通过不间断地发生移情机制上演着自己的缘分。
三、传播单向化
传媒的介入中断了人的内省和人与人相互间的交谈。大众传媒的播出是单向的，不像对话那样有情感性的交流回应，这种无回应的播出缺乏沟通，使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系统。这种不平等的话语输出，实质上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话语权力实质。传播与回应的不均等关系，使权力属于能施予而又使对方无法偿付回应的一方。尽管现实中的观者也可以换频道或关掉电视机而行使自己的选择权，但这种有量限制的选择权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已经被秩序化了的回应，因为这种回应仅仅是对施予的接受或不接受而已，仍然没有足够的权力运作方式给施予者以对等的回应，受众只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自由，却没有平等对话的自由。
四、镜像虚构化
尽管电视拉近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通过其已经编辑过的镜像，我们可以看到更快、更远、更多的感性世界；但是，人们在快捷获得信息的同时，眼睛、耳朵等自我感官均被媒介的视听语言所限定，于是媒介镜像替代了人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媒介的思想直接替代了人的思想。又因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所以媒体构造的真实、设置的议程、编辑的内容、忽略的价值直接深刻地改造着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人们感知世界的立体多维的方式如今剥离得只剩下一堵墙上的平面之窗——电视了。人们连续性地对媒体之间的相互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进行凝视和消化，在其制造的“超真实”媒体语境中，感受着一个模拟组合的世界，一个人为复制的世界，一个选择加工的世界，人类因此而显得主观且疏离，媒体成了沟通的“不导体”。
五、主体附属化
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但是布希亚德则指出，“人是媒体的延伸”。媒体将人内化，使人只能如此看、如此听、如此想。人从接受的主体成为媒体的隶属品——终端接收器。人这种“终端机”可以在多频道中调换频道，并数小时一动不动地凝视斑杂的画面和芜杂的信息。如此人将自己物化的结果是，人接受储存了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电视始终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位、不同阶层的人连接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流”为同一频道、同一观念和同一价值认同。在这里，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对立似乎消失了，似乎不再有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存在超越性和深度性，不再有舞台和镜像，只有网络与屏幕，只有操作的单向涉入和接受的被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