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之一：“危害”。丰盛、富裕、堆积的程度越高，危害也就越大。所以丰盛是双刃剑，后工业社会里，一方面有我们渴慕的物质丰盛，一方面又有恶的、毒的丰盛。这种危害既是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昌盛的后果，又是消费结构本身使然。有目共睹的是，不断浸淫的经济活动导致了人类对于未来、对于天和地空前的担忧。因为，丰盛也与减少或缺乏相伴而行。蓬勃发展的矿泉水产业只不过表征了城市的水荒。道路增加的时候，绿地就在减少；人类增加的时候，自然就在减少；消费增加的时候，资源就在减少。最严重的危害，也许是文化的和心理的危害。鲍德里亚认为，文化和心理危害是无法统计的，它无法量化或以画面来揭露。大众媒体的轰炸就是这种危害，针对此，西方有人提出要设立一种“智力危害罪”。鲍德里亚认为：“所有这些危害都是随着丰盛节奏的本身而增长的。”这一点表现在社会财富堆积过程中，就是在消费社会出现了一种普遍心理危害：不安全感。财富的生产过程致使劳动力频繁流动，也就是职业的非稳定性，因而使社会负担变得异常严重，尤其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以致有人认为：“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
但消费社会的吊诡之处在于：很多危害，譬如事故受害者的医疗花销，竟然作为一种消费来计算，作为一种生产动力、增长与财富的指数来对待。其另一吊诡之处在于：消费的增长即被视为一种丰盛的象征。但令我们哭笑不得的是，有些支出是我们并不期待的消费，也非正常的消费，譬如毒品、烈性酒，甚至军事预算，以及各种夸耀性和赔偿性开销。但是，所有这些，就是增长，也就是丰盛。这表明人们把危害作为积极的因素来对待。这种对待危害的态度其实是文明史与生俱来的。恩格斯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文明，总是多把恶，而不是善，当作发展进步的动力。在恩格斯之前，18世纪芒德维勒在《蜜蜂寓意》中也认为，一个社会的平衡靠的不是德而是恶，社会和平与人类幸福建立在人类不断触犯制约本能之规定的不道德行为上。一切体制化制度和结构的预设前提是杜绝社会瑕疵、危害和罪恶。鲍德里亚指出，如果人们说芒德维勒是厚颜无耻的，那么真正厚颜无耻的，是社会秩序，生产秩序。
悖论之二：浪费。从根本上说，危害是丰盛的结果，而浪费是丰盛的象征。浪费当然首先表现在对于物的践踏，同时，它也是“财产丰盛的多余符号”，因此，浪费是文明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形式，是消费社会人类的一种生活而非生存的方式。文明给予我们的是生活，而不是生存。文明生活的部分指代形式就是浪费，个人和社会皆然。这就是说，人类只有在物质盈余或浪费得以可能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这不仅仅是生存，而是生活了。
浪费不是消费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在这个社会，浪费才变得如此突出，而且如此必要。原因之一在于：浪费是一种经济的动力。浪费的越多，生产就越快，消费也就越红火。所以鲍德里亚说，浪费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大众消费的经济振兴”。明星们朝穿暮扔的奢侈连衣裙，是一种高尚的豪华的浪费，而当被大众传媒把这一幕壮观的浪费推向前台时，又促进了大众的浪费。浪费逻辑总是在算计人们的浪费，所以商品的短暂化而非永恒化就是它的具体表征。没有制造商希望自己的产品万古长新。所以，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只有物品“死亡”了，新的消费才会起来。广告就是加速产品死亡率的帮凶，广告的“唯一的目的不是增加而是去除商品的使用价值，去除它的时间价值，使它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速更新”。换言之，广告的阴谋在于促进浪费，而不是“使用”产品，从而保证生产秩序的循环再生。因而在一个消费全面扩张的社会，它鼓励浪费，并把浪费式消费设定为我们的一个日常义务，因为消费社会需要商品来存在，确切地说，需要浪费、摧毁、破坏商品而存在。因此，“破坏仍然是唯一代替生产的根本办法”。一切制度性保证结构如保险公司还在隐秘的层次，使这种破坏合法化。而且，我们也在浪费、破坏中才证明财富。因此，浪费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巨大象征，破坏注定成为消费社会决定性功能之一。
原因之二在于：浪费是一张身份政治的名片。奢侈既是财富的象征，又是社会结构的符号。奢侈即浪费，它总是少数特权派的特有财产，其功能确切的说是“重新产生等级或阶级特权”。奢侈这种浪费式消费已经超出了生存维度和物质消费的范围，因而消费社会建立了“垃圾箱社会学”，出现了“垃圾箱文明”：“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当然在一切等级社会，浪费都会出现，浪费也会在不同范围或程度成为权力象征、炫耀方式或阶级身份的证明，贵族阶级就是在无益的浪费中体现自己的优越感和权威的。今天，奢侈虽然仍是少数，但是，不同尺度的浪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在中产阶级逐渐增多的情况下，浪费甚至已经平民化。人们企图在浪费中来建立自己的声望价值和象征价值。浪费是一种声誉、地位、权力、身份等的标准。对符号和形式的消费本质上即浪费，因为它与我们的生存无关。“在起码的生存之外，任何生产与消费都可以冠以浪费。”追逐时尚和品牌，也是这种性质。因此才有布尔迪厄所谓的符号资本，这意味着符号而不是物质的使用价值，决定或体现着时尚走向，并转化为消费社会的商业资本。
悖论之三：疲劳。在后工业社会，疲劳不是生理性的，而是心理的，文化的；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性的；不是地区的，而是世界性的。鲍德里亚说，工人疲劳，是因为他们工作中的所有积极性都被剥夺掉了。当代公民之所以患上政治上的“麻木”这种紧张症，是因为个体除了保有那微不足道的全民直选权外，一切决定全都被剥夺了。如果说，饥饿是前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那么疲劳则是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症候。而且，它像流行感冒一样相互传染，快速播散，成为世纪顽症和集体心理阴影。“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的疲劳”，与无法控制的暴力一样，“都是丰盛的社会的特权”。更令人恐惧的是，我们不知疲劳来自何处，我们为什么疲劳，以及，我们如何解决这种疲劳，因为，“它与肌肉及体能的疲劳毫不相干”，它并非源自体力的消耗。鲍德里亚指出，这种非病理性疲劳至少意味了一件事情，即我们以为丰盛带给我们满足，但满足同时造成许多社会的赤字；“这个自以为且自视为总是朝着取消努力、朝着解决紧张、朝着更多的简单和自主而持续前进的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充满了应激、紧张、兴奋的社会。”消费程式不但未能实现机会均等和社会竞争的缓和，反而使各种竞争日趋激烈、尖锐。在这个充满了普遍化、总体化竞争的社会中，我们饱尝欲望的、社会的多重心理压迫。消费不但挤压我们永无尽头的满足欲望，又用身份政治煎熬我们对于社会层级化的上升渴求。我们总是“在内心”不甘人后。“心理的贫困化”导致消费狂潮，也使我们成为消费奴隶。因此，消费主人公疲劳了，而且不得不疲劳。
鲍德里亚认为，疲劳对于这个社会有一种积极意义，即，疲劳也许与公开的暴力相距不远。鲍德里亚说，疲劳可以被解释为“当代人对这种生存环境消极拒绝的应答”，这种消极拒绝是一种“潜在的暴力”，随时可能化为公开暴力。“疲劳……是可以与普通消极性的束缚，即目前社会关系的束缚，相对立的唯一积极性关系。”很明显，鲍德里亚这里表现了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疲劳是反抗的前兆，是潜在的不满，他不同于纯粹的消极性，因为后者恰恰就是对系统“快乐的妥协”，是对制度化社会的驯服。而疲劳，这是一种积极性、一种潜在的、传染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正因为疲劳是一种潜在的积极性，所以它能突然转变为公开的暴力。对于亲历法国五月学生风暴的人，鲍德里亚认为这场运动就是疲劳的转化形式。
那么消费与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在这个消费的社会，文化的命运是沦为商业的同谋，一直被商业所同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被抹平，既是后现代文化的现实，同时这种现实又是消费逻辑的必然结果。齐格蒙特·鲍曼指出过，在西方的消费社会里，广义的文化领域，狭义的“高雅文化”领域，它们都被“取代”了，都被商业流程所渗透。由此鲍曼认为，后现代知识分子从文化的权利位置即单向制定、传输的“立法者”角色转向现在的“解释者”角色。英国另外一个学者戴维·卡里尔也指出，艺术和文化产品的命运不再掌控于制作者或者传统的作者手里，艺术性的高低不再成为艺术是否受人欢迎的关键性尺码。在今天，艺术的流行和艺术批评的真理性受制于市场的逻辑；只有足够多的人在艺术市场认可了某一艺术，这艺术才是有价值的或可以转化为价值。
因为今天，“审美判断就是经济判断”。鲍德里亚也论说了文化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 大众化的情形。他说，在丰盛的现代社会，文化中心成为商业中心的组成部分，甚至商业中心就是大众文化的中心。文化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文化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现代化卖场里，一切商品活动，诸如服装、餐饮等，都被文化化了，就是说，他们都被置于一个文化的“氛围”里，带有游戏的、休闲的性质，文化中心变成了“华丽的陪衬”，商品则在物与符号之间变换不停。因此文化中心的艺术性策略在于玩弄文化与商业的骑墙者角色，在于玩弄商品符号的模糊性，让人们在忘记商品使用价值的时候，沉浸于商品的符号价值、交换价值所带来的快感之中。大卖场等购物中心在一种强烈烘托出的文化氛围里，使商品似乎成为一种文化标签，又使文化获得商业价值。购物中心是文化当代命运的表征：在此，“艺术和娱乐与日常生活混而为一”。“这是普及了的新文化，在一家上等的杂货店与一个画廊之间，以及在《花花公子》与一部《古生物学论著》之间已不再存在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以商业、工业生产为前提的消费社会的逻辑必然导致文化的泛商品化或者商业的泛文化化。对于商业选择来说，从杂货店到高档时装店，两个必要的条件是：“商业活力和美学感觉”。换言之，现代化高级购物中心既追求商业利润，又在其中以文化为装点，在文化氛围中把现代节奏和“昔日的闲逛”融汇在一起，使人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感，从而巧妙地技术化地把舒适、美丽和效率结合在一起。
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文化既是一种消费品，又是消费的形式，它的重要特点即“媚俗”与“流行”。他认为，当代物品中一个主要的、带有摆设的范畴，便是媚俗。媚俗既是文化在消费社会的特征，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范畴。媚俗的激增，是平民化的结果，它在消费社会的社会学基础就是“大众文化”。换言之，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就是媚俗，并把精英文化拉进自己的阵营。鲍德里亚认为，在这样一个传媒社会里，媚俗的社会原因在于“流动性”。“流动”在此意味着人们社会身份的改变。消费一方面造成人们身份的差异，一方面也创造或象征身份转变的可能。社会的科层化（层级化）并不是固定的，它总是意味着对于科层的突破和社会的重新或不断编组。当人们沿着社会等级发展，终于达到更高的地位时，就提出与之相应的文化需求，从而需要配套的符号来标明或炫耀这种新的地位。因此，在此情况下，精英文化只能降格以求。鲍德里亚指出，在一个没有流动性的社会里，不存在媚俗的现象。
这就是说，社会等级是固定的，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因而文化也就永远可以保持固有的对象和水平。精英文化是一种特权文化，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权力关系和制度策略。只有在流动性的社会里，文化的混合才有了可能。从根本上来说，媚俗表示了对文化权力的重新编码和文化产品的重新估价，通过占领稀有物品和精英文化，来使文化的范围扩大。从而稀有的物品就不再稀有化，其价值在某些阶级看来也就逐渐递减。鲍德里亚认为，稀缺物品和精英文化的独特品质表现在它们总是与“有限主体”联系在一起，表征着社会等级的差别，因而体现出社会学的功能。当分享这些物品的主体不断增加的时候，物品就呈现出“价值贫乏”。所以稀有物品的社会学功能“时刻规定着特定社会范畴在特定社会结构状况下，通过特定物品或符号来表明自己与其他范畴的区别和确定自己地位的可能性”。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阶级对某一特定符号进行接触时，高等阶级就要处心积虑制造和利用其他数量有限的符号以示与另一阶级的距离。旧的稀有化过去了，新的稀有化还会起来；老的经典俗化了，新的领域又被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