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学形式而言，布尔迪厄认为，艺术家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自由仅仅限于形式，使得人们感受作品时产生了感官意义上的新异感。但是，文化错位总是存在的，有些人对形式感兴趣，而看不见形式背后的批判功能，有些人对批判功能感兴趣，却又看不到外在的审美形式。其实，作品有其必然的形式，因为形式和内容具有同样的颠覆性。艺术形式是艺术内容的凝聚之处，艺术形式的不同与环境断裂相关，有些艺术形式去掉了这些断裂，并以断裂为生存的条件，而有些却仅仅是玩弄形式的残片。就艺术语言而言，布尔迪厄认为，在艺术作品中使用的语言应具有多重意义性，即具有容易听懂、浅显明白的特征，同时也要将思想嵌入普遍性语言当中，使美学语言有其自身的深刻逻辑，这样，才可以透过语言去把握语言背后的思想。要解决语言与公众脱节的问题，应发出多层次的信息，就像进行口头传说的古代诗人一样，他们的语言既可以让所有人都听懂，又具有只被一部分人所理解的深奥含义。正唯此，深奥和价值是艺术不可或缺的，为了世俗的交流而一味追求浅显是得不偿失的。
意义揭示与美学解放问题。布尔迪厄在文化审美意义上反对一切游戏之作，认为只有真正揭露社会内在机制的深刻矛盾的作品才是有效的。一方面要注重大众接受的形式和语言，另一方面要去揭示独特的奥秘。因为只有揭示奥秘才会带来新的美学发现，而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考虑表演和掩饰，因为掩饰不是他们的目的。相反，他们应该对作品所折射的社会机制特别是支配文化界的社会机制进行充分的揭露，发挥其象征符号作用。同时，布尔迪厄还特别重视艺术在大众传媒上占有的文化资本，他甚至认为，五十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五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五十万人的大游行。
在一个商业思想家、国务思想家、政治思想家成堆的时候，艺术家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当真正的艺术家不再满足于传播信息，热炒事件，而是阐述世界，阐述社会，生产全新的信息，思考全新的问题，并将这些强制性问题和强制性思考公之于众，那么，新的意义就会真正出现。
布尔迪厄从文化政治的角度，重新看待艺术对现实的参与和渗透。他坚信，真正的艺术是对往昔意义的追忆，是对真正人性的解放。这种追忆和解放将被囚在过去中的现在释放出来，而简单的纪念仅仅只是保持原状而已。这种追忆的解放性促使人们正视过去，蔑视死亡，并对现在加以更清醒的理性分析和实践性剖析。正是在人与艺术的自由交流中，实现了真实平等的人性价值观。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建立在场域自主性上的批判的独立性，保证了艺术家知识分子创作的自由。他那种摆脱象征资本、符号资本权力统治，争取正义和真理的呼声，将使我们真正领会这位理论家的精神风采。
文化反思与理论意义
无论如何，布尔迪厄在20世纪思想舞台上的地位是重要的，他以反思性的思路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社会理论和批评之路。
当我们能倾听各种不同的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声音，那么，我们就能够弄清“现代性”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概念，任何绝对论的阐释和绝对论的分析都将走入一种误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作为一个多元主义的反思者，他对场域理论，对习性理论，对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社会资本理论，对反思性理论的独特标榜，对艺术思想和艺术追忆功能的重新呼唤，使得我们有可能真正透过他的实践理论以及身体视域的独特视角，看到他的理论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作为一位反思型的社会文化理论批评家，布尔迪厄实现了自己以冷峻的理性关注社会结构再生的承诺，并揭示出两种关于社会与人的假定：其一，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总倾向于肯定现实，即“现实的本体论妥协”，由此生发出对人在现实中总是依顺、从众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乌托邦神话得以蒙混过关的社会基础。其二，对社会文化基础产生的体制具有“反向否定性估计”，从而彻底改变对现实的阐释方式，这正是一切具有批判精神和务实精神的知识分子关注社会、阐释社会的角度。
在这种肯定性倾向和否定性倾向之中，应该扬弃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性，而寻觅到一种真正的途径。也就是说，寻求强加一种对现实合法性界定，而这种界定的符号效力或可以促使社会秩序得以保存，或可以促使社会秩序得以颠覆。正是处于这种包容性的张力场中，我们面对的世界才是一个充满变化契机，充满丰富阐释可能性的空间。
尽管布尔迪厄的理论目前很热，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他建构出一种共识性的社会图景，并进行一般性的结构分析，而没有放在某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因此，存在一种结构功能主义所犯的普遍性错误。另一方面，布尔迪厄对那种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宏伟的堂皇历史，即对从过去到现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所谓的“文化转型史”进行质疑，从而用一种日常的语言对这种宏大的话语加以批评，进而真正关注具体的人，通过人的身体视域和心灵的实践创造生活的本身，以实现自身的文化资本的更迭和再生产。然而，布尔迪厄也许过分注重日常性哲学、日常性思考，而对那种关于社会转型的宏观的研究彻底加以拒斥，也有可能导致微观一元论和日常话语独断论。因此，如何真正在理论研究中保持客观科学的立场、多元开放的态度，是值得当今学术界深入思考的问题。
布尔迪厄文化理论批评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使第三世界处于边缘文化区域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生产和增长重新加以理解和认识，对其立场、前提、利益冲突、文化资本加以深切的反思。我们面对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世纪之交的问题，除了第一世界他们所面对的现代与后现代的重要问题，我们自身也面临“现代性转型”问题，因此，如何张扬一种健康的文化，而非一种颓败的文化，如何保持文化批判的自身有效性和合法性，对象征符号资本在社会中的密度、量的思考和位置的定位，以及对一切文化特权的颠覆，都成为我们必得反思的学术前沿话语。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社会文化交往都是文化场域的斗争，都充满着场与场、圈与圈、层与层之间的差异和对抗。而文化生产的象征符号所具有的暴力倾向，使得精英圈和日常生活文化圈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对抗或潜对抗性。这两个层面，往往表征为本土化与全球化之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这些现实问题实在是不能回避的，需要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有效的理论框架，作真实有效的全面审理。
当然，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新的文化理论时，我们可以在西方第一世界文化资本高度集中并同时向外输出时，看出当代中国文化精神受支配性的流失和换型，从而在自身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反省中，能清醒意识到一种文化暴力的介入以及我们自身文化建设的紧迫性，这无论如何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鲍德里亚】
让·鲍德里亚，法国著名思想家，曾任巴黎第十大学（南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被称为“迄今为止立场最为鲜明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一”、“后现代世界的守护神”和“新纪元的高级牧师”。其后现代性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理论以及媒体、艺术和社会话语。在其学术早期（20世纪60—70年代），他就对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和代码进行过精彩的分析，力图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符号学联通，主要成果是《消费社会》。70年代以后，他却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批判性评价，《生产之镜》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通过对符号结构的历史性陈述，以新的视角为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基。在他最有影响的著作《象征交换与死亡》（《符号交换与死亡》）中，他指出了当代社会符号交换与之前商品交换的历史性对立。1981年的《拟像与仿真》是他后现代批判理论尤其是符号分析方面的又一力作。除此之外，他还有《客体系统》《论诱惑》《致命的策略》等。下面主要介绍其消费文化、符号和拟像等理论。
消费文化
鲍德里亚描述了现代社会的消费寓言。在一个全面卷进消费狂潮的后工业社会，不再是以生产为主导特色的工业社会，而变成了消费社会，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的区别就是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区别。在后工业社会，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完全建立于物质丰盛的前提上。鲍德里亚认为，物质丰盛是消费社会形成的物质前提，物品堆积是丰盛的最基本的而意义最为深刻的形式，物品、霓虹灯等构成一幅炫目的“节日”图景。但是丰盛已经破坏了我们对于物质的原初感觉，人们在这个社会，消费、购买的不再是着重于物质的用途，而是为了满足我们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满足一种莫可名状的动机，或者为了满足物品显现出来的身份、涵养、文化、品质。消费的动机在丰盛的怂恿下，源源不断的流出来，这样，当我们消费的时候，我们已经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消费的原初动机，我们流连于商品之间，最终我们就淹没在商品里面，商品总是连续的勾引我们，以致我们最后仅仅是为了消费而消费。在丰盛社会，不是我们控制消费，而是消费牵引我们。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动机既是文化的，又是官能性的，既是无意识的，又是被迫的。毫无疑问，鲍德里亚对于丰盛的消费社会发出了哀叹：“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正像狼孩因为跟狼，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物既非动物，也非植物，但是它给人一种大量繁衍与热带丛林的感觉。现代新野人很难从中找到文明的影子。”因为作为人类产物的物，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奢华和丰盛下的潜流乃是一个并不文明的丛林原则。
鲍德里亚认为，物质丰盛的神话直接催生出消费社会的寓言，这种寓言建立在个人或集体的消费心态上。这种心态就是：人们在消费中隐藏一种对于奇迹的期待，借以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平庸，这是一种原始心理的现代遗留，是现代新野人的返祖现象。“这种心态的意义是建立在对思想具有无比威力的信仰之上的：这里所信仰的，是标志的无比威力。‘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这就是说，现代人的消费更多的不是物质内容的消费，而是对于物质的形式的消费，是一种符号消费和形象的消费，这样，在消费中我们得到一种精神自慰。
由此，鲍德里亚引出了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他认为电影、新闻报道、爆炸性照片，尤其是电视等媒质性东西本质上都是在制造符号的形式而非真实的物质损耗性消费。他认为，大众媒体消费最重要的特点是符号性或虚幻性：媒体制造的只是符号的幻影。因为保存在电影、电视或录像带上的事实真相，对我这个消费者而言，却是不在场的。在一个媒体轰炸的现代社会，我们被媒体所控制，只有信任媒体，从而全身心的依赖媒体，因而媒体本身以及媒体剪辑、制造、组合的事实就成为最“真实”，而对个人来说这又是最具有意义的事实，但实质上，对不在场的“我”来说，一切媒体上的事实都是幻影。因而在媒体消费或大众交流中，我们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现实的眩晕，它缘自媒体形象的——因而也是符号的——反复冲击。这种符号性消费令我们产生安全感，因为我们不在场，也产生安慰感，因为我们从狭仄的个人日常生活进入“在场”的事件中心，似乎我们在晤对媒体的时候就晤对了真相。不过媒体总是在把世界作为符号让我们消费的时候，设定自己就提供了真相担保的证明。一个肯定的事实是，我们只有个人的日常生活，而无法拥有整个世界的日常生活，换言之，我们总是不那么了解世界，同时，我们又无法抑制了解的冲动，因此，媒体消费可以无限循环。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消费生产力”的内在机制。所以，消费尺度“不是对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而是缺乏了解的尺度”。“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的、大量的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这里的意思是说，媒体消费不是对于事实在场的消费，而是符号的消费。这种符号消费给了我们参与世界——虽然不在场——的证明，从而超越封闭的日常生活。封闭的、宁静的、单调的、平庸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这种参与的证明，是无法令人忍受的，所以我们需要形象和符号制造的眩晕，需要不断的媒体冲击和“消费暴力”。这是消费的猥亵，也是媒体的猥亵，一个让人心甘情愿的猥亵。
但丰盛与消费形成悖论。丰盛的神话产生消费的寓言，同时这个神话也是一个幻影。消费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分层的显影。我们祈求的个人和社会的平衡总是遥不可及；我们享受物的消费时的平等形式，却遗忘了消费制造的不平等内涵；消费是一种实质的同质化，却以个性化的伪装面孔出现。换言之，丰盛和消费具有多个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