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刊八年的《世界日报》，在全国庆祝胜利声中，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仍在北平原地复刊。我们不愿罗列名公巨卿的祝词贺词，装潢门面，也不愿陈腔滥调写什么宣言、献辞之类的新闻八股，浪费篇幅。现在，只老老实实，将我以及《世界日报》同人心坎上的一些杂感，写献给我们今日的读众，尤其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万千同样的报人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出版较晚，他创刊于民国十四年，因为诞生地在北平，此伟大庄严的古城，二十年来，却多灾多难，内有各种军阀的混战，外有日本强盗的劫据，《世界日报》，要和这许多恶魔苦斗，所以也就不能不与北平同遭惨酷的厄运。厄运的最后一幕，竟使我们经过八年零三个月悠久时间，不能和读者相见。全部资产，被敌没收。起初竟盗用原名，继续出版，后改称《新民报》，再改《华北新报》。《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民营的报纸，就如此壮烈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规范，求本身事业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我们虽曾遭受各种军阀的压迫，现在这些军阀，谁能再压迫我们？许多恶魔，叱咤风云，这一个起来，那一个倒去，结果同归于尽。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系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的威风，真可使人人股栗。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原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民国二十三年，因为反对汪精卫的媚日外交，和包庇贪污，被他封闭了我的南京《民生报》，并将我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四十天。一面又电令他的北平“同志”，将《世界日报》也停刊三日。他无法定我罪名，也无法消除由此而起的全国沸腾的清议，我终于恢复了我的自由。他的党徒唐友荏劝我：“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我很坚决地答复，“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
我们的谈判，因此破裂，《民生报》被强制“永久停刊”。然而几个月后，我又在上海创刊了《立报》。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游人在他的坟头排队撒尿。我举以上的二个例，并非故作快语，更无自我宣传之意。而且在张汪两贼势倾全国的时代，凡稍有正义感的，那一个报人，不恨张宗昌？那一家报馆，不反汪精卫？我仅是万千同等报人中的一个。现在我只真凭实据，证明我们确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溃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勤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再以此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在中国，因抗日而牺牲的报纸，知有多少？当敌人没收我们资产时，岂不志得意满？利用我们资产，出版了多少伪报？曾几何时，我们终于旧地重来，物归故主。我为收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报纸器材，曾因小小波折，写过一封信，给中央某部当局，我很率直的说：“抗战八年，我们做报人的，没有饿死炸死，已算托上帝保佑，心满意足，我不希望向政府要一官半职，也不向任何机关要一文半钞，更不想借此机会，浑水摸鱼，抢他人一草一木，但凭自己血汗辛苦经营得来的一草一木，可以掉头不顾被敌人没收，却决不能在自己政府之下，自动放弃，无故牺牲。”我们有笔，要写文章，有口，要说话。报馆是发表意见最著功效的工具，我们自己一定要竭尽心力，珍重爱护。
北洋军阀和日本强盗，都不能打倒我们，不仅过去如此，相信一切反时代反民众的恶势力，无论内外，都将永远如此。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确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如何向正义之路前进？这确是摆在每一报人前面的重大课题。对此，我愿从政治及社会两方面，指出我们今后的任务。
第一，中国现在虽已是全面胜利，列为四强之一，但无可讳言的，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在今日并没有整个消除，甚至还更比以前严重。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对此危机，决不能丝毫忽视。且正赖这种中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始可使这种危机，归于消灭。不过所谓“超然”也者，既不是一般人所应想的，像两个车夫打架，警察出来，一人一巴掌。也不是由不分皂白的和事佬：东边作一揖，西边作一揖。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息争排难，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思念，加以障害。以目前震动中外的国共纠纷来说，决非空口敷衍写几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所能奏效。我们必须发动全国舆论，造成一种最大的力量。就当前情势，我敢放心大胆代替最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说，老百姓一致的要求，是“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假若现政府不能实行民主，肃清贪污，安定人民生活，而欲一手把持，天下为私，我们就要向政府革命；假若共产党不能从民主政治的正轨，争取政权，而仍私拥重兵，四出窜扰，尤其破坏铁路，奴役民众，使国家无法复员，人民无法还乡，自毁国家的地位，将八年抗战，牺牲无数千万生命财产换来的成果，化为乌有，我们就要请政府剿匪。革命不是做汉奸，剿匪不是打内战，这是我们全国真正“超然”报纸，所应该一致确认的。也就是全国老百姓心坎上真正要说的话。
我们如不将这一个最大前提决定，不明辨是非曲直，而只想两面求饶，甚或因为怕现在被国民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革命”，怕将来被共产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剿匪”，这乃万分卑怯可怜的乡愿，决不配称报人，更不配称“超然”。我们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去发动全国舆论，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有力量，任何党派，应该听主人的话。国共纠纷，自可得到解决。而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也就有从此消除之望。这是我们这一代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尽的责任。
第二，我们这一代报人，还另有一重大任务，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民心理的改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前一个口号，我们自始就没有怀疑过，至于建国必成，则确实大有问题。不说政治纠纷，专从社会方面来看，假使我们一大部份中华贵国的国民，还像从前那样偷惰泄沓，贪污苟且，那么，我们要想建国，试问将从何建起？几十年前，李鸿章张之洞那一班人，也未尝不想将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他们办过造船厂，枪炮厂，纺织厂等等，然而结果如何？那一个厂，不是弄得一塌糊涂？长官贪污，职工偷惰，不是关门大吉，就是虚有其名。现在抗战胜利，中国要大规模建设，纵然英美盟邦，能够供给我几千万万的资本最新最好的机器，然而国民心理不改进，社会风气不转变，我敢预下断语，他的结果，一定不会比几十年前李鸿章等的时代，胜过几何。旧官僚贪污，多少还有点顾忌，目前大多数青年，一经做官，只要权势在手，开宗明义，就是怎样买汽车，盖洋房，换老婆。我们看看抗战以来所谓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官营事业，有几件真有成绩？所以我们不谈建国则已，要建国，心理建设，其重要实超过于物质。我们必须将全国贪污苟且，偷惰泄沓的心理与风气，彻底扫除，然后才有物质建设可言。否则所谓建设，不过替若干新官僚，增加揩油发财的机会。至于心理如何改造，风气如何转变，这一重大任务，除了教育以外，就完全落在我们这一代报人的肩上。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建国必先建报”，也正是这个意思。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应走的正义之路。归根结底，我们真不能否认这一时代的报人，确太幸运。国内军阀摧残不了我们，国外帝国主义者，也消灭不了我们，我们现在还能挺起腰杆，替四万万五千万国民说话，我们要发挥舆论权威，一方面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改造封建腐恶的社会，我们的任务，是何等伟大，我们的前途，是何等光明。眼前若干错综复杂的危机，只是黎明前暂时的昏晦。大家努力！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将为国家奠下富强康乐的基石，将为后世留下灿烂丰厚的资产。我们何幸而为这一时代的报人！在万千报人奋斗的行列中，我及每一《世界日报》同人，都愿发愤淬励，将永远追从先进，成为这行列中的一员！
（本文为成舍我为抗战胜利后复刊的北平《世界日报》所撰写的复刊发刊辞，原载《世界日报》，1945年11月20日第一版，李磊录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