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两个字，根本已被人听的讨厌了。而我们还要提出什么“报纸救国”，姑不论理由如何正当，但至少总要受着“滥调”“无聊”的讥评，甚至还有人说“正和火腿店的广告一样，卖一只火腿，送一个航空奖券，广告上就登着大字‘火腿救国’，新闻记者提出‘报纸救国’的口号，其用意比着‘火腿救国’，一定没有差别”。然而笑骂由他笑骂，管他“火腿救国”也好，“咸鱼救国”也好，我们在报言报，做新闻记者的总不得不受着爱国热情的驱使，所以，我们现在，还只有大声疾呼，“报纸救国”。
我们在这个时机提出这个口号，并不是凭空妄造。因为我们最深切感受到的，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腐化？中国的国势，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衰落？许多人说，政治不良，是因为政治制度太坏，非彻底革命，打破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可；国势衰落，是因为科学不发达，大炮飞机，造得不如人家好，非拼命提倡科学不可。这些话，当然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是无可反对的，然而，推本求源，这都还不是真正的根本治疗。
中国真正的根本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说破了，老生常谈，一文不值，但我们却坚定不移的认定，只有开发中国最大多数国民的知识，让他们都能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这才能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决不是根本治疗。因为中国真正的根本毛病，只是最大多数的国民，知识太低，不认识国家，过分缺乏了国家意识。
这大概每一个到过国外的人都知道的吧，在所谓一等强国的国土内，无论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做生意的也好，甚至六七十岁的老妈子也好，假使你和他谈起他的国家前途，和世界大势，虽然他比不上知识阶级的对答如流，最低限度，总不会说，“国家太平要靠真命天子出世”，“出美人的就是美国，齐天大圣或许到过的”那一类荒谬绝伦的话。
记得民国十八年，我和几位朋友住在巴黎都来福街一所小房子里，这房子的主人，是一个铁厂工匠，一切家务，由他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管理。那时正值意大利和法国，为着一些零星问题，忽然形势严重起来，两国各陈兵边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报纸上天天登着惊人的大字，并鼓励人民，准备一切，作政府后援，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是天天要到所有住客的房间，铺床扫地的，平时进来，她总满面春风，欢喜和客人谈些小故事，在这意法风云紧张的时候，我们忽发现，她神情大变，老是哭丧着脸，一言不发的低头做事。我们为着好奇心驱使，于是趁着一次她有事请来交涉，就想出方法来探问她最近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不料她竟滔滔不绝的，将真心话告诉我们。她说：“因为这几天，意大利太欺负我们法国了，看这样情形，假使意大利不让步，我们的政府，是会要不惜一战的。我有三个儿子，大的，和第二的，都在欧战中被牺牲了，只剩第三个，那时还没到服兵役的年龄，现在他的年龄已是，一旦打起仗来，免不了被征入伍，现在飞机大炮凶猛，比欧战更加百倍，我一想到大二两儿的死去，就替我这硕果仅存的孩子担心，所以这几天几乎连饭也吃不下了。”
我们就安慰她，说：“你不可以想法子，叫你儿子，早些躲避么？”她把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国家荣辱所关，我怎能作这样无心肝的事，况且我就要做，我儿子也不会答应的。”我们问她，这些意法交恶的消息，从何处听来？她于是指着我们桌上放着的一份小日报Petit Joural说，“我天天看这个报，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老太婆走了，我们一方面固然觉得她神经似乎过敏，一方面我们却不能不特别感动，这样劳动社会中的一个老太婆，居然会有如此饱满的国家思想，比起我们贵国阔人们的老太太，岂不要令人愧死！
劳动社会的老太婆，尚且如此，等而上之，他们国家观念的发达，当然更不待说——自然也有不少的例外——所以对内无论被路易十六，拿破仑叔侄如何压迫，对外无论一八七一年，被普鲁士如何蹂躏，而他们的民主政治，到底完成，他们的国家，总是灭亡不了。他们并不是菩萨保佑，唯一原因，就在最大多数的国民，能认识国家和自己的关系，国家的荣辱存亡，就是自己的荣辱存亡，他们本着这种精神，掀起了一七八九的大革命，五十年后，报复了一八七一城下之盟的耻辱。至于这种国民精神的养成，最大功臣，无疑的，一方面是国民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大众化的报纸。
的确，我们在这些被认为一等强国的国土内，即以上面所说的老太婆为例，每天早起，总看见她从菜市回来，手上挽着一个菜篮，篮子里面，装些面包小菜，而盖在篮子上面的，总是一份人人可以买得起看得懂的大众化报纸。她并没有儿子女婿亲戚朋友做大官，想在报纸上得到他们的消息；但她对于国家大事，却能如此了解，如此关心。中国呢？庞大的乡村，固不必说，即以重要都市而论，有几个被目为下层社会的人，能买得起看得懂一份报？因为买不起，他们也就索性不买了；因为看不懂，他们也就索性不看了。再加以国民教育的不发达，所以最大多数国民，对于国家，总觉得那是另外一些人的私有物，与他们不生关系。他们的脑筋，没有什么国家存亡荣辱的观念，大清帝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甚至再换一个招牌，似乎也无所谓。人家几千万国民，就有几千万国民和国家共存亡，我们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大民族，但是遇到敌国外患，恐怕至少就会有五分之四，天天在那里想挂洋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试问这样的国民思想，如何可以撑得起几百万方里一个世界上偌大的国家？
因为有这样不行的现象，所以我认为“报纸救国”，实在是中国眼前的对症良药。我们必须借着报纸的力量，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和个人，是一而二，二而一。贪官污吏，侵吞了国家的小钱，大家心痛，就等于自己家里辛苦喂成的鸡鸭，被扒手偷去一样，纵然不能请求警察做有效的追捕，但是假若知道了这个贼的所在，一定要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至于国家领土，若是遇到异族的侵略，那么，占去了国家的一寸土，就等于个人自己的一间屋一亩田被人霸据了一样，只要有一分力量，子子孙孙，总不肯善罢甘休。人人如果都有这样国事等于家事的精神，岂但目前的内忧外患，不成问题，就是中华民国，整个被人家征服了，我们也自有光复旧物，还我河山的一日。
所以我们虽然在这“救国”二字极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举起“报纸救国”的大旗。因为我们认定了，只有祷祝这种大众化报纸的兴起，那才是中华民国的根本救星。
二四，十，二九，上海。
（原载《十日杂志》，1935年第3期，后登载于《世界日报》，1935年11月14日第十二版《新闻学周刊》第98期，李磊录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