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大王”的产生，和现今所谓“报纸商业化”，这都是整个的经济制度问题，整个的经济制度不变更，“新闻大王”，和所谓“商业化”的弊害，是无法矫正的。资本主义的运命，现已逐渐受着新时代的摧毁，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究竟能延长到什么时候？假使在中国，有革故鼎新的机会，我想，将来报纸的趋势，在组织方面，定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报纸国有，一切报纸，都由国家来经营，或指导，不许任何私人，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是虽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唯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会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报馆责任分享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员而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而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
如此，则个人操纵舆论，或违背公众福利的弊害，自可铲除。在中国最近的将来，似乎第二种方式，比较第一种容易实现。因为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容许新闻大王的存在，然尚可容许私人报纸的经营。而资本与言论分开，使报纸与社会合一。如此，则报纸的营业方面，尽可商业化，报纸的言论，却并不因商业化，而损害社会福利。此不但可以矫正现代资本主义下报纸的恶弊，而比较报纸国有的办法，亦实平妥易行。英国工党机关报Herald，现在很想向这方面做去，中国未来的三五十年的报纸，如果能像这样，那么，虽然还是需要资本，营业方面，也还是尽可商业化，然而欧美报纸已有的害处，总算可以避免。我们也不必顾虑到，报纸越发达，社会的罪恶越增多了。
现在我可以将第一个问题归纳起来，得到以下的结论：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他在营业方面虽然还可以商业化，但编辑方面，却应该绝对独立，不受“商业化”任何丝毫的影响。
讲到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报纸，今后将怎样去确定他的言论方针，和用怎样敏捷精确的方法，去采集并选刊国内外重要新闻。这完全属于报纸内容上的问题，也就是报纸编辑方面两个主要的事件。关于言论方针，现在中国的报纸，一部份是依着报馆主人的喜怒为转移。除却极少数，他们在良心上，或顾虑到销路的关系上，不能不对于社会公共福利，有所考量外，其余多半是只图本身的利益，社会公共福利，他们是丝毫不管的。这本是资本制度下，报纸“资本”“商业”化共通的现象。我在前面第一个问题内，既然说到资本制度下的报馆组织，必将有重大改革。一个报馆的主张，要受民众的控制，那么，言论方针，自然不会和公共福利，即民众利益相违反。那些昧着良心，专给私人鼓吹圣德的机关报，或只图迎合社会上低级病态的心理，来诲淫诲盗的所谓营业报，在未来的中国报纸中，当然无再行容许他们存在的可能。
编辑方面监督机关的组织，是救济现在报纸“资本”“商业”化唯一有效的方法，替未来的报纸，开辟了一条新的光明的路。这种监督机关，和军阀政府假借所谓出版法或什么戒严条例，实际上就是拥护军阀本身利益，来压迫一切报纸，绝不相同。他是完全属于民众方面的，用拥护民众的利益，来代替拥护个人的利益。因为报纸既然标榜着“代表舆论”“民众喉舌”，最漂亮的口号，而事实上却只是报馆主人的舆论，报馆主人的喉舌，这是多么不通！多么矛盾！“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但我们要改革中国的新闻事业，要站在民众的立场，这种欺骗民众的报纸，我们是不能不及早觉悟，来主张整个的革命。那么，由“民众”，“读者”来组织监督报馆言论的机关，当然绝对必要。
“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句话，在从前，固然仅是想表现他的独立，和自由，然实际上，却只利用了这句成语，来掩饰新闻记者骄傲，狂妄，和自私。在未来的新时代，无论有冕无冕，“王”，这一样东西，是根本不能存在。所以“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一句话，未来的新闻事业中，当然无再称引的余地。老实说，就是应该打倒。未来的新闻事业，新闻记者，只是在“民众”，“读者”监督下一个忠实服务者，他不能再以自己或他的主人的个人爱憎，来强奸民众的意思。并且，这种以个人爱憎强奸民意的办法，既在“资本”“商业”化的旧时代也已渐感失败。比如一九二九英国的总选举，属于保守党或倾向保守党的报纸，当时都极力反对工党，那时工党机关报Daily Herald销数不过三十万，与敌方报纸比较，总在一比十以下。然而选举结果，工党胜利。从前，英国所视为报纸乃操纵选举之最有力者，经此试验，已知其不然。我们对于威廉博士所说，希望读者道德知识的增进，来改革报纸资本商业化的弊害，固觉得近于“河清难矣”，然而，资本制度下的报纸，如果始终还抱着自私自利欺骗民众的方针，那么，暂时纵能挣扎苟存，终久亦必为新时代所摧毁。我们因此，更可证明，未来报纸的言论方针，确有向民众公开，受民众控制的必要。我所建议民众监督报纸言论方针的办法，在未来的中国报纸，实有必然的趋势，和实现的可能。
以上讲的第二项问题中，报馆言论方针的变化，现在再讲到报纸新闻的采集与选择。中国报纸，在过去数十年间，传递新闻的工具，是如何缺乏，穷劣。即至十四五年前，如我前面所说，北平报纸，所载消息，大部都是抄袭沪报，官厅文告，电报目录，和一些变相的宫门抄。到最近几年，无线电发达到了中国，各处短波电台，和广播无线电台，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报纸上的电讯，才突然增多。即就北平报纸而论，上海，南京，广州的重要事件，差不多当天的北平报，都可接到报告，几万字的外交上重要条约，都用电报拍发，极迅速的在报上全文刊登。这不但不是几十年前北平的报纸，所不会想到，就是六七年前，也绝没有进步到现在境况。这当然由于交通工具比从前进步而增多的结果。可见科学，机器的发展，对于新闻事业，有如何重大的影响。我曾经提议，二十世纪，可以称他是一个飞机与无线电世纪。无线电所以影响到中国报纸的，已如前述。飞机呢，没有飞机以前，我们若要从甘肃兰州，寄一封通信到北平，起码总要十多天，现在北平到兰州的航空，就要完成，那么，昨天兰州的通信，今晚就可收到，明天北平报上，即可登出。
在仅有有线电报的时候，我们贵国的电报局，是如何腐败，他们对于一封新闻电报的递送，即由南京到北平，也往往隔天才到。自从有了无线电，起初由建设委员会主管，因为比有线电特别迅速，原来交通部主管的有线电报局，才大起恐慌，对于机器和一切事物，才想到必须改良。现在无线电虽然也并归交通部主管了，有限电局，没有竞争的恐慌，然有线电报，得了无线电的补充，收发电讯，就不至像从前那样拥挤。由南京到北平的新闻电，如果不是被所谓军事机关检查延误，大约总很少当天不到的了。如果中国的航空，更能一天比一天发达，电报的传送，如果不能比现在更迅速，那么，飞机的效用，或许要代替了电报。一九一九年，英国的北岩爵士Northcliff，他为提倡飞行，曾由每日邮报，悬赏十万镑，给与横渡大西洋成功的飞行家。当阿可克Sir，John Alcock飞行成功，领取奖金时，北岩在他给阿氏的一封慰劳书中，说：“飞机的发明，简直给未来报纸，开辟了新的生命，假使那些专利的电报公司，不去赶快设法改良他们对于公众的服务，那么，我们今后，是可以不去再求他们了。”我们中国的电报事业，是由政府独占，我们也愿意用这同样的语句，去警告他们。飞机和无线电，在中国继续的发达下去，中国未来的报纸，对于消息的传达，无疑的，自然也会更比现在迅速而详确。
无线电，飞机，继续的进步，普遍，同时，电传写真，也当然包括在无线电范围以内。我想，未来的报纸，外勤记者出动，一定每人可以携带一具无线电机，随时随地，都可拍发，就和现在带照相机一样的方便。运动大会的一切照片，可以将电传写真的器具，装在汽车上，向报馆立时放送。每一报馆的采访部，从前专备汽车，到那时或许要用飞机来作大部份的代替品。像这样采集新闻的设备，在欧美，大约十年左右，就可做到，在中国，三五十年内，也一定会有同样的事实。
至于报馆选择新闻的标准，换言之，也就是读者对于一切新闻趣味的倾向。据我的意见，现在的报纸，尤其中国的报纸，对于政治消息，和社会上盗窃，及变态恋爱，太注意了。这种新闻，在将来，一定要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位。因为将来的人们，他的兴趣，一定会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科学的兴趣，科学上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必能占将来报纸最要最多的篇幅。一方面是艺术的兴趣，人们要求精神上的慰藉，对于艺术，一定会有特别的爱好。至于人们对政治盗窃恋爱等事件，决不会再像现在那样津津乐道。我记得十几年前，上海盗劫，绑票，不如现在流行，那时，一条强盗，绑票消息，总是看得很重要登在本埠新闻第一条。及到如今，大家都司空见惯，除却极特别的案情外，总登在新闻末尾，有时就来一个“盗窃汇志”用极小字排印。固然，未来的三五十年，不见得还会像现在那样盗贼载途，人欲横行，假使还有，经过了这几十年的经验，也不至于认为有特别新奇可喜的价值。所以我对于第二问题的结论，是：
中国未来的报纸，他的言论，既然要受民众的监督，那么，他的言论方针，自然会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至新闻资源，随着科学的进步，采集方面，当日去敏捷。而报馆对于新闻的选择，科学消息，与艺术消息，一定将要占据未来报纸中极重要的地位。现在报纸所注意的政治斗争，强盗，恋爱，都要渐渐不为读者所重视了。
报馆的组织，编辑，采访，在最近三五十年中，他前途的展望，都已经预测过了。现在，讲到最后的一项，就是关于报纸的发行问题。将来中国的报纸，应该用怎样极敏捷的方法，将每日的报，分配于全国各地。使内地，或较偏僻地方，都有同时阅读本国重要都会最著名报纸的机会。不过，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下，我们先应该注意到中国报纸的篇幅，和价目，因为这两件事，于报纸的普及，是有极大关系。假使这两件事，不能有极合理的改正，发行的工具，纵极精利，也不足使中国报纸的销数，能够与欧美日销几百万的报纸，达到同等的地位。
我们第一，先来看看中国报纸的篇幅，尤其是上海的报纸，是如何不经济，不与报纸的环境相适合。就目前说，中国既没有自设的造纸厂，所有纸张，都是由外国购入，取价既高。同时中国又不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国家，广告很少，来的广告都不能付较高价钱。在这样环境之下，怎样可以像英美一样，刊行极多的篇幅。世界的报纸，就篇幅多少来分析，也本可勉强用“英美派”“大陆派”两个名目，来代表他们的差别。英美报纸，篇幅最多。英国如伦敦泰晤士，晨报Morning Post每日电闻，Daily Telegraph，他们大抵每天要刊行到三十二面，即八大张。美国如纽约泰晤士报则又加倍，其星期增刊，更多至二三百页，煌煌巨装，等于一本专门书籍。英美报纸，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由于工商业发达，广告多而价昂，国内纸厂林立，纸价便宜，另一方面，则由于传统的读报习惯。而大陆报纸，如法，如德，他们虽然并不是工商业不发达，也不是没有纸厂，然而在习惯上，他们的报纸通常总不过两三张，德国则大部份，更为小型的四开纸，和我们北平的一般晚报大小相似。日本报纸通常亦仅两大张。在这两种不同的派别中，中国的报纸，不幸竟走入了英美的一派。前几年，上海申新两报，有日出至七八张者。以报价与纸价比，每售报一份，常赔本到大洋一分左右。即以所收入之广告费，与所需之纸张比，亦所获甚微。固上海报纸，虽年有盈余，然此种盈余，实际上只是从极力减低同人的俸给，新闻费及一切事业费而来。一个在上海著名报馆服务的编辑，普通常不过五六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