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这份全国抗战宣传总报的可行性，成舍我先生调动了他全部的聪明才智和长期以来的从业经验，对此项抗战报纸的出版发行计划进行了详细科学的描述。成舍我在《“纸弹”亦可歼敌》一文中对创办这份抗战报纸的核心内容、程序安排、项目规划、经费筹措、人员培训、开办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详尽周密的计划，甚至连开办运作的具体程序都做了极为细密的策划。为展示成舍我先生全力以赴投入抗战宣传工作之热情，特抄录其所规划的此份抗战报纸具体运作方案如下：
“上节所述办法，其详细程序如左：
（1）选定一重要都市，足为抗战时期政治及军事重要枢纽者，为此报总社所在地。
（2）总社为使一般民众士兵，明白易解，及便携带起见，于所在地出版一小型报。内容简要，文字浅显，依据宣传原则，以发扬民族精神，报告抗战消息，及国际情势。
（3）总社自设短波无线电电台，将当晚本报所有评论，要闻，文艺等，再加精选。评论通常勿超过三百字，须绝对代表中央意旨，最好能由各负责当局，亲自执笔。国内外要闻，自七条至十条，及足以鼓舞抗战情绪之小说诗歌，总计以三千字为度。并标题大小，次序先后，均由总社编定，每夜依一定时间，用短波无线电，普发全国。
（4）总社于国内各地，以县为单位，每县设一民众版，于国军所在地，以团为单位，每团设一阵中版。民众版可选拔当地党部人员，阵中版选拔各该（团）军政训人员，每一民众版或阵中版，约需职员三人至五人，开办前，应集中总社，予以思想上及技术上之训练。
（5）各民众版及阵中版，每一单位，应备短波收报机二具，每夜接收总社拍出之评论，要闻，文艺。其所以不采用广播收音机者，一因收音易被扰乱；二因各地方言不同，易致舛误；三因报告时如有文言，往往需要解释，时间上殊不经济。故不如无线电报，稳妥便利。
（6）每一单位，应备一英制吉士得式特大号简便速印机。该项印机，形式轻巧，用法简单，全机重量，不过百磅。每一小时，用电力可印五千份，不用电力，可印一千五百份至二千份。
（7）每一单位，于接到总社发出之电讯后，完全依照总社指示，即标题大小，次序先后，亦不得擅自更改。唯应有一条至三条，为该单位区域内之消息，或其他公告事项。此项消息，由该单位职员自行负责采编。如此可使在该区域内阅者，不但明瞭整个国内外重要形势，而与本身关系密切之当地新闻，亦得随时知悉。所有全部材料，均由各单位自行誊入蜡纸，印成一较总社更小一半之八开报。此报在军队中，可完全为非卖品，义务赠阅，在民众方面，则可酌定一最低售价，其原则以收回纸张成本为限。
（8）每一单位，可称为某某报某某分社，其报首可刊为某某报某某版。各单位均一律于每晨出版。因每一单位，其地区并不辽阔，阵中版，即可于出版后立时分达于各士兵，民众版，城中阅户，亦可立时分布，余则可以邮寄或其他方法，配达于各乡村。
（9）每一单位，其职员约自三人至五人，以一人为主任，全体职员除分任收电，缮校，印刷，发行各技术工作，及编采本单位内之重要消息外，每日并应根据本报所载评论，要闻，文艺，向民间广大宣传。在阵中者，军队长官应以此为向士兵训话之资料。在各县区者，行政机关，党务机关，及各级学校，应以此为向民众宣传之唯一标准。同时并采用讲演，游行等方法，使不识字之民众，亦受到与读报同样之影响。
（10）由各负责宣传机关，选拔代表，合组一宣传最高委员会。除宣传原则，根据抗战纲领外，并承最高领袖之命，对此报全权指导。所有每日根据宣传原则而采编之一切资料，由总社传达全国各分社，各分社根据第七条所载，无丝毫自由窜改之职权。而军队长官，与地方工作人员，又须根据此报，作训练士兵训练民众之准绳，如此，则全国宣传，自趋一致。下级干部之负责宣传责任者，既能有所依据，又绝无意志庞杂，甚或掺入反动宣传之危险。宣传统一，即意志统一。最高领袖欲如何领导全体士兵，全国民众，即均可藉此举国一致之宣传工具，直接注入每一士兵每一民众之灵魂与血液，收效之大，自可操券以待。
（11）假使阵中版以团为单位，则现在应约有一千三百个阵中版。民众版以县为单位，除已陷落及边远地区外，应约有一千二百个民众版。阵中版每单位以三千份计（除士兵外，附近民众，亦可分令阅读，并藉此可以促进军民间之联接）。
民众版每单位以五千份计，则每日共可发行九百九十万，连总社本报，即约合前述一千万份之数。通常每报一份，阅及五人。依此数推，此报所能直接发生影响者，即可如前所述，有五千万人。如再以其他宣传办法，普及不能直接读报之民众，则全国即几乎可谓无一人不受此报影响。
（12）此报工作时间，除总社与普通报纸无甚差异外，其发致各分社者，预定每夜自十二时至晨三时，分批将三千字电稿，拍发完毕（因各单位只有收报机，如遭受扰乱，或字句错误，即无法与总社校对，故每次发电，应用两种波长，使每字每句，均得重发一次，故不能不较普通发电所需时间，加倍计算）。各分社收到电稿，随译随缮，当晨四时半以前，可缮毕付印。该简便速印机，因内地有电力处所较少，故拟一律以人力摇转，预计每小时印一千五百份，则阵中版需两小时印毕，即每晨六时半前出版。民众版需三小时至四小时印毕，即每晨八时半前出版。”
从这一段很长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成舍我先生对创办这份全国性的抗战宣传报纸倾入了极大的心血，此项方案筹措之细致、策划之科学、考虑之全面、设想之具体、方案之可行，各个环节都令人叹为观止，反映了成舍我先生的一颗拳拳报国之心。
成舍我之所以能够提出“纸弹”歼敌的抗战宣传理念，是与他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所形成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报业理念分不开的。这两个报业理念就是“报纸救国”和“报纸大众化”。
成舍我曾经以中国的新闻大王自许，但他却对西方国家资本家牟利的终极办报理念坚决反对、嗤之以鼻。他说“欧美的新闻大王，他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投机发财，对于社会公众的福利，几乎是毫未想到，照这样继续推演，直到现在，‘新闻商业化’，所以就成了世界上各种最严重问题之一”。相反，成舍我认为“报纸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他实在兼有公园，图书馆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方面给人愉快，一方面给人知识”。在成舍我看来，报纸（新闻传播事业）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成为沟通、联系国家（政府）与大众的桥梁与纽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报纸救国”这一口号。在抗战后他曾提出“建国必先建报”的口号，就是因为他认为报纸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信息传播体系，必须具有国家意识，必须成为沟通团结全国民众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工具体系。所以他认为报纸能够救国，就是因为它（报纸）是一架实现连接国家与国民信息沟通的桥梁。
成舍我曾经提出，“中国真正的根本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说破了，老生常谈，一文不值，但我们却坚定不移的认定，只有开发中国最大多数国民的知识，让他们都能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这才能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决不是根本治疗。因为中国真正的根本毛病，只是最大多数的国民，知识太低，不认识国家，过分缺乏了国家意识”。他悲切地指出，因为国民教育不发达，收入低下，政府无力，“所以最大多数国民，对于国家，总觉得那是另外一些人的私有物，与他们不生关系。
他们的脑筋，没有什么国家存亡荣辱的观念，大清帝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甚至再换一个招牌，似乎也无所谓。人家几千万国民，就有几千万国民和国家共存亡，我们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大民族，但是遇到敌国外患，恐怕至少就会有五分之四，天天在那里想挂洋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试问这样的国民思想，如何可以撑得起几百万方里一个世界上偌大的国家？”“因为有这样不行的现象，所以我认为‘报纸救国’，实在是中国眼前的对症良药。我们必须借着报纸的力量，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和个人，是一而二，二而一。贪官污吏，侵吞了国家的小钱，大家心痛，就等于自己家里辛苦喂成的鸡鸭，被扒手偷去一样，纵然不能请求警察做有效的追捕，但是假若知道了这个贼的所在，一定要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至于国家领土，若是遇到异族的侵略，那么，占去了国家的一寸土，就等于个人自己的一间屋一亩田被人霸据了一样，只要有一分力量，子子孙孙，总不肯善罢甘休。人人如果都有这样国事等于家事的精神，岂但目前的内忧外患，不成问题，就是中华民国，整个被人家征服了，我们也自有光复旧物，还我河山的一日。”
为了实现“报纸救国”的理想，成舍我认为必须努力实现“报纸大众化”，必须让报纸这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与思想宣传强力工具深入民间，必须摒弃以往“精英报纸”路线，以负责的态度、空前的热情、大众的视角来创办大众化的全国性抗战报纸，达成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造成全民皆兵的抗战之盛况，以打败凶残强大的日寇。所以，要想报纸救国，就必须做到报纸大众化。
他在很早以前就“报纸大众化”问题这样写道：“我们特别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就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漠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何者为应享的权利，何者为应尽的责任，都模糊印象，莫名其妙。一方面政治可以听其腐败，领土可以任人蚕食；一方面自己也不肯为国家有分毫牺牲。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家。其所以造成这样现象，我们敢确切断言，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中之最主要者。”
在抗战时期国力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报纸的大众化？如何实现报纸到民间去？成舍我所提出的创办供全国5000万读者阅读的抗战宣传报纸的设想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其实这个抗战“中心报”的设想很早就在成舍我的报业体系构思之中，只不过那时成舍我的理想是创办一份行销全国的“国家报”。这个“国家报”的设想与他在抗战中提出的“中心报”设想有许多相同之处。成舍我在1932年时就曾设想创办一种适应中国地域广大、民众贫穷、人才不足等国情的全国性报纸——“国家报”。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次学术演讲中说道：“中国的报纸，就他销行的性质说，大都是地方报，不是国家报。‘国家报’这个名词，不是指由国家办的机关报，是指一个可以推行全国伟大的报纸。地方报的销行，是限于报馆所在的一个区域，不像国家报，能遍及全国各省市县镇，甚至一乡一村都有他的踪迹。上海报虽在外埠推销，但成绩很小。我觉得地大物博的中国，应该可以产生十个二十个设备最完全的国家报，每报以四百万份。像这样四百万份的国家报，在教育普及，工商业发达以后，一定可以许多家，同时并存。”
成舍我不仅提出过“国家报”的概念，还曾具体设想过它的运行方式，其中最为主要的构成元素就是“总社”、“短波无线台”、“廉价速印机”、“分馆”（分社）等等。这些创办全国性报纸的元素，我们在成舍我先生为国家所设计的抗战全国“中心报”计划中都能看到。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报人，成舍我先生以满腔的爱国激情和丰富的报业实践经验投身于抗战宣传工作之中。他不仅在自己的《世界日报》、《立报》等报纸上不遗余力地报道与宣传抗战，而且还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了抗战宣传工作必须与军事工作并重，抗战宣传工作就是铸造大量“纸弹”，就是动员全国军民团结一体、共抗顽敌的战时宣传思想，并具体设计出了可行性极大的全国性抗战“中心报”计划。这些规划措施糅合了成舍我“报纸救国”、“报纸大众化”、“国家报”等在其长期办报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氏核心报业理念，反映了他对国家与民族的深沉之爱和对日寇仇敌的切齿之恨，值得我们后辈来者传承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