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青年》、《独立评论》甚至《大公报》相比，成舍我报纸的平民色彩要重得多，这是因为他历来主张报纸要面向最普通的大众，因而注重追求报纸的读者大众化目标，以求将所办的报纸最广泛地发行于全国大众读者中。
他曾经在1932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开学典礼致词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有两点极应改革：（一）应由特殊阶级之读物，变为全民大众之读物，报纸要向民间；（二）为消除劳资对立，使报馆成为合作的集团。”可见，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熏陶的成舍我已经与传统的旧式“文人办报”有了一定的区别，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成舍我非常注重报纸对象的大众化和报纸发行的市场化。他希望借助于良好的报馆经营与运作，达成发行量上的大面积普及，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报纸阅览队伍，从而切实发挥独立办报在民众中的舆论影响。
2.约瑟夫·普利策与成舍我
如果我们把美国新闻史上的普利策与成舍我做一比较，也能看出成氏“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与这位美国新闻大王之间的许多相同之处。
普利策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极力推动面向普通大众读者的“新式报纸”的第一人。与成舍我一样，普利策也是穷人出身，自学成材，只手打拼天下，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创办了引领时代浪潮的《圣路易斯邮讯报》和《纽约世界报》。
从美国新闻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普利策是美国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大型现代化商业报纸的开拓者之一，他所创办的大型日报《纽约世界报》有着现代化的印刷厂、经营部、编辑部和多种附属的复杂机构；有着近代报纸难以企望的发行量和篇幅；其内容包罗万象，有着最广泛的大众读者适应面，同样，普利策的报纸更有着巨大的社会声誉和舆论影响力。
普里策创办的报纸如《纽约世界报》及时从舆论上反映和干预社会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新闻事业监督政府、干预生活的一种重要力量。《纽约世界报》财政完全独立，没有党派联系，依赖广告自负盈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纽约世界报》都奠定了西方现代大型报纸的雏形。更有人断言，正是普利策的新型报业理论和实践活动，最终奠定了美国当代新闻理论和实践的主流方向。
普利策宣称《纽约世界报》将努力追求最高的理想：它是读者每天的学校与每天的裁判所，它是人民的导师，也是人民利益的监护人，它是正义的武器、邪恶的克星、教育的辅助者。
普利策在1907年即将告别他眷恋的新闻事业时这样写道：我知道我的退休不会影响办报的基本原则：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决不容忍不义或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宣传，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决不失去对贫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众的福利，决不满足于仅仅发表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决不害怕同坏事作斗争——不管这些坏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干的还是贪婪的穷人干的。
概而言之，普利策是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原则相混合的杰出人物。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信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自由观念与原则；坚信现代报刊是文明社会中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动力元素，并对报刊和新闻事业的民主进步作用深信不疑，毕生追求。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确切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阅读趣味和不同阶层公众群体的特殊新闻需要，并以现实的态度和丰富实用的手段满足了这些需要。当有人谴责他那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手法时，普利策辩解说，有人情味的和危言耸听的消息是扩大销售量所必需的手段，在发行量得到扩大后，编辑们就可以吸引读者注意高质量的社论栏和新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报道，以此来制造健康的公众舆论。在这里，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普利策办报活动中的某种“二元化”价值追求与辩证统一。
虽然没有像普利策一样鼓吹为了开发大众读者市场，让普通人都能够以较低的门槛进入信息自由交流的“意见市场”，但成舍我也极力鼓动报纸大众化运动，极力寻找各种方法（如创办适合中国读者报价的“小型报纸”，注重报纸的内容、印刷与发行工作，强调为老百姓代言等等）来推动报纸的市场化、读者的大众化、报馆的企业化和印刷的机器化、发行的市场化。成舍我从来不讳言报纸赢利能力，只不过这种赢利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报纸事业，服务于国家与公众。在这一点上，成舍我做得比普利策还更本真与彻底。
最后顺便提及的是普利策对美国新闻教育事业的贡献。由于普利策本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新闻专业的系统训练，他晚年的最大愿望之一便是建立一所以新闻为专业的高等院校，以便把新闻工作提高到一个为社会所公认的专业地位，使新闻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而存在，他为此捐献了200万美元，建立了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现在，这所新闻学院已成为美国最好的新闻院校之一。成舍我一生中也创办了以“世界”为名号的三所私立新闻专科学校，台湾的世新学院更发展成为一所知名大学。两人在新闻教育方面也有着相似的理念与成果。
3.赫斯特与成舍我
如果我们再将成舍我与同为美国新闻大王的威廉·赫斯特做一个比较，将能更为凸显成舍我的办报特征。
赫斯特在报刊数目和销路总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1935年极盛时期，赫斯特曾经在美国的19个城市中发行26家日报和17家星期刊，其日报的发行量占全国报纸发行总量的13.6％，星期刊则占全国星期刊发行总量的24.2％。此外，他还控制着美国最大的金氏特写辛迪加、《美国人周刊》、国际新闻社以及13家杂志、8家广播电台和2家电影公司。人们认为这是赫斯特娴熟地运动市场竞争机制而获得的巨大成功，在美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然而，尽管赫斯特也曾在客观上把许多新的读者争取到报刊阅读圈里，尽管赫斯特有钱，尽管赫斯拥有庞大的报业舰队和出版公司，但他却并没有用手中强大的新闻媒介来对社会施加良好的影响。
20世纪初，赫斯特的报纸的确曾有过进步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是出于经济的目的还是出自对理想的追求就很难说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当赫斯特的庞大报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站稳脚后，它就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倒退现象。正是赫斯特的报纸在上世纪30年代鼓动在政界领袖、教育工作者、基督教青年会、劳工领袖和普通公民中间“搜捕赤色分子”，反对美国人民在二战前后的民主阵营外交政策，鼓吹民族孤立主义，并对德国法西斯政权表示“亲善”。正是赫斯特的报纸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为“劣政”，称“全国复兴总署”为“全国躲债总署”。当最高法院决定取消这个机构时，兴高采烈的赫斯特在他的报纸上刊登了一面美国国旗，并加上这样的标题：“为最高法院感谢上帝”——尽管以前赫斯特还曾肉麻地吹捧过罗斯福总统和新政政策。也正是赫斯特的报纸背叛了它早年曾支持的一系列进步主张，反对工会权力，反对大众对垄断托拉斯进行的法律制裁，反对中小普通公司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