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之所以对政党组织没有兴趣，一方面是其北大的教育背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独立自主的政治评判意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很早就抱定了以新闻事业为报效家国、独立办报的职业理想。因为看够了政党报刊的偏见吹捧，不齿于作为特定政党组织的吹鼓手，所以，政治上的中立、组织上的无党派和行为上的独立就成为他创办心目中理想的“二元一体化”新闻事业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因此，任何可能妨碍他独立办报的政治行为对于成舍我来说都是不可取的。
可能在北大求学期间，成舍我就发现了新闻事业是最为适合他的一项职业了。在他看来，从事新闻工作可以保持他十分看重的自由人格，可以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知识进行事物的评判与发言，可以向他在北大时所发现的那样，通过强大独立的大众化新闻事业达成教育公众、提升民智、有益国家民族的个人志向。在成舍我看来，创办自己的报馆，自己当老板，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又能够在自己的意志范围内掌控报馆的发展方向。所以，就在成舍我因为办报而获得了很多人脉、很大声望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办报优则仕，而是努力追求自己所确立的成为中国报业新闻大王，成为一个独立评判、独立发声，具有独立社会影响的职业化报人。
所以，当1947年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复校后的编采班毕业时，校长成舍我在西郊颐和园请毕业班同学们吃饭，同学模仿记者实习采访了他们的校长：“记者问：校长在我们国家声望很高，办报馆和学校好几个，又是国民政府参政员，为什么没有参加国民党？校长答：办报馆、班学校要费很多精力，我一贯反对党派进入报馆和学校，它会影响事业和青年学习。记者问：根据你多年办报情况，你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影响，你准备建立什么党派吗？校长答：不准备建立什么党派，我办报馆和学校，目的在于育人，我办的报纸平均每份报有10人阅读，每日出版10多万份报纸就有百多万人在阅读我办的报纸，读者学习了不少东西。”这反映了成舍我献身于报业的终身志向。
五
从以上的简单讨论中我们可知，成舍我从事新闻事业以来，因为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形成了他较为独特的一种现代“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些横向性的比较工作来看一下成氏此种办报模式的独特性与必然性。
1.成舍我与新记《大公报》“三驾马车”
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驾马车”驾驭的天津新记《大公报》一直被公认为“文人办报”的一个典范。将《大公报》这三个人与成舍我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在拥有许多一致性的同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成氏独特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
在《大公报》张季鸾主持业务、尤重言论，与负责官场应酬、经费运筹的吴鼎昌，主持报社管理、人事安排的胡政之权域划分、各负其责。张季鸾少小从学于陕甘地区儒家大师，有着深厚的私塾旧学根底，虽然曾经在日本游学，但骨子里还带着浓厚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烙印，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较为传统的“士人型”知识分子，具有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诸多特征——比如积极入世、清廉自好、立德立言、重义轻利、国士精神等。所以，当蒋介石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于他时，张季鸾便感怀于心，立志对蒋有所回报，声称彼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这样，《大公报》的言论便从以前的为新闻自由与社会民主鼓与呼，渐变为报纸须服务于国家，民主自由须服务于民族统一等理念，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
不过张季鸾先生对中国报业之最大贡献恐怕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以自身成功的方式标榜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文人办报”方式，这种独立的“文人论政”新闻现象乃是《大公报》和张季鸾先生承继中国传统优秀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华和模仿西方“第四等级”、“无冕之王”之“独立报纸”的一个中国化的成果。第二，张季鸾在《大公报》出版一万期时发表了一篇社论，第一次在新闻史上正式提出了现代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比1947年美国“霍金斯委员会”发表的最后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一书正式提出“社会责任理论”早近十年。
虽然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旗帜性代表人物，但相形之下，胡政之则是《大公报》真正的经营顶梁支柱。虽然胡政之本人乃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全才型”人物（在本人有限的知晓范围里，另两位大概就是成舍我先生和俞颂华先生了），能写能编能管理，但他在《大公报》期间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报社经营管理这一块，这同他勇于任事、长于经营筹划之大才有关。在他主持《大公报》任期内，不仅任人唯才，先后网罗了范长江、徐铸成等一批俊杰之士，还在极为艰苦困挫的时局里，把各地的《大公报》都管理得很好。张季鸾的一支笔为《大公报》博得了举世声誉，使得《大公报》成为一家享誉海内外的名报，而胡政之的一本账务簿将《大公报》管理得风生水起，成为一家经营上相当成功的现代化的大报。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
成舍我呢？与张季鸾相比，他虽然也出身贫寒，但曾经正式就学于北京大学国学门（中文系），其思想观念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他服膺西方自由主义的分支无政府主义理念，与留学法国出身的吴稚晖、李石曾来往甚密，算是一个新式的知识分子。因此，成舍我在其办报过程中一直恪守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独立立场，对国民党高层多次邀请其入党、办报不予考量。与胡政之相比，成舍我不仅像胡一样是一个新闻全才式的人物，更因为来往于京（南京）、沪（上海）、平（北平）等城市经营麾下多家报馆，曾经试图建立一个相互呼应、相互接济、相互补充的中国报业托拉斯体系，具有了更为超前的报业管理视野与决心。与《大公报》张、胡这两位主政者相比较，成舍我先生的长处是兼优张季鸾之业务长才，又具胡政之先生之经营管理之特色，是一个兼备张、胡之特长的罕见人物，这就为他能够创立出成氏特色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能。
事实上，在成舍我的时代，一个人在具备从事报馆业务工作能力的同时，就很难再具有经营管理方面的才能了，因为这两个领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相互克制的矛盾。长于报纸编采言论的人，通常都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气质与精神，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立德立言立功为目标，崖岸自高，重视名节，自当对资本主义的追名逐利之行径相当厌恶；而长于报馆发行、广告管理的人，则必须具备资本主义企业化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才干，注重市场化竞争赢利，注重报馆企业化经营管理，注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并为了最终的赢利而向市场价值规律“投诚”。所以，两者虽不能说是“风马牛之不相及”，但却甚少有人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达成两者的融合，实现两方面的共赢。而这种融合与共赢在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中获得了辩证的统一，实现了两者的互助共赢。
成舍我的这种把言论报国、服务大众与市场赢利、企业经营这两种不同向度的目标结合起来，相互支撑，混双共赢的办报模式很有特色，值得我们细细加以分析。
有人认为《大公报》有四个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该报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自讦为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工具。”[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事实上当新记《大公报》“三驾马车”决定接手老《大公报》时，就曾相互约定以五万元开办费为顶，如果达不成预定的办报理想和效果，把五万元花完了即散伙，不料却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拾。但凭心而论，《大公报》确实没有在该报的市场化方面下过苦功，所以它只是以其社会舆情引导能力而著称，在中高层读者里有很大影响，但对一般的读者，则在内容与发行方面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
如果说《大公报》在经营管理上都没有刻意地进行读者大众化、内容通俗化、发行市场化的定位，那么，其他的许多“文人办报”或同仁报刊更是轻视报业的市场化，无法遵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无法使自己的报纸与普通民众实现大的联合，没有办法真正唤起民众心智，建设公共论坛，产生大众舆情，实施民主自由权利。
诚如有人所说，“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重义轻利，自命清高，既不了解也轻视市场力量。但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许多报人和学界认识到市场的意义，重视报纸管理和广告经营，他们不反对报纸商业化，但反对报纸庸俗化和媚俗倾想。用谷德纳的话叙述，他们是‘文化机构’（cultural apparatus）的成员，以追求社会公益为目标，不是所谓‘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代理人，孜孜争逐个人和市场利益，以至受到权利和钱财的腐化”。按照这个思路来探究，可以发现，以往的文人报刊（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前），中国的文人论政报刊还是一种高层少数精英类型的报刊。这些报刊的读者对象是统治阶层人士或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其目的是通过精英式的报刊“开化教育”来达成办报者期望的治国效果，其方式大都是私人集资或接受开明官吏的资助，其内容则较为注重“政法”方面的新闻，言论更是此类报刊的重中之重。
所以，如同早年英国的独立报纸《泰晤士报》一样，虽然中国文人论政报刊具备很大的言论引导能力，在社会生活中富有巨大影响，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蹲处社会金字塔顶层的知识分子精英报刊，而且是儒家型的知识分子精英报刊。所以，有人说《大公报》馆内“所高悬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大旨趣，代表儒家自由主义”。而张季鸾也“认为报纸言论独立来自士人知识分子的良心，不相信商业利益能够保护言论自主。所以，尽管《大公报》的经营相当成功，却仍以‘文人论政的企业’自我定位。”
“文人论政有哪些特征？其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文人论政以同仁刊物为主，因为本钱小，何况论政只是学者文人的副业，他们无法全力办报……其二，他们感染儒家‘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无党无派，个人主义的色彩浓厚，论政而不参政。”同时，办报者还声称“代民发言”，虽然注重报馆营业但却不重视报馆的赢利能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专业主义在历史上是市场经济勃兴的产物，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形成多元报道的风格，让各种利益在意见市场互相竞争制衡。而《大公报》的专业标准则立基于儒家知识分子得到的责任，对市场的作用多持疑虑”。“儒家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之师，居高临下，以提供专家学者的权威意见荣”。这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国族倾想，深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们可以说张季鸾式的独立办报、自由发声、酝酿舆情、分析时事的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格与特色，是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儒家格致（西方的）自由主义之义，多半带有文化母体的精英倾想的历史渊源分不开的。
比如有人这样评价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所创办的“文人报刊”，说胡适办的“《独立评论》下笔平和，却遭地方势力（宋哲元）的查禁，又遭文化人的攻击。大致而言，该刊影响所及，仅限于都会城市的知识分子和舆论阶级，但与广大底层群众几无关联。侃侃而谈，而不能影响不识字的农民和劳工。《新青年》和《观察》亦复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