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军事变革视阈下的英雄正剧
新世纪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局势，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军事变革，我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积极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不断加快发展步伐以应对新条件下的国防和军事要求，一批带有强烈现代军事意识的作品出现在电视剧荧幕上。这些作品通过表现我军现代化建设成果，反映当代军人的训练和军事活动，在传递新的军事观念和国防观念的同时，张扬了一种操场上的英雄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新军事变革和我军现代化建设为背景，塑造了一批新时代的军中精英。这些知识型军人既继承了传统军人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具有现代军事知识和军事意识造就的富有前瞻性的思维模式和开阔视野，他们身上体现出当代军人英雄主义的新内涵。当代军事剧主要描写和表现的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军营和军人生活。相对于金戈铁马、浴血沙场的壮烈豪情，和平环境中的军人因少了冲锋陷阵、杀敌报国的机会而略显沉寂，但是战争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军人价值的贬低和英雄主义的衰落，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存在于民族血脉中的民族气质，是民族魂的象征和沉淀，是个人价值与民族命运的相融。新世纪的军事剧以新的视角和艺术手法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传统英雄品质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英雄形象，重新张扬了一种操场上的英雄主义。
2001年的《突出重围》也是一次对军人形象塑造的突围。《突出重围》将军人的“楷模形象”重新定位，他们锐意进取、观念更新，对生活的态度现实而灵活，不是不求闻达，而是力争在军中有所作为。该剧提出了新形势下军人的使命与本色不仅仅在于“默默奉献”，更在于强大的战斗力，能够打赢高科技、现代化的战争。因此，该剧以连续不断的军事演习让军人恢复了“行武”的本职。该剧塑造的现代军人朱海鹏，是一个有着清醒的军事头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不甘平庸的现代军人。他的陆军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官身份，使其能更多地接触到来自世界范围内新的军事思想和信息，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因为他站在“局外”，也比直接在一线拼杀的黄新安、范英明们更理性、更冷静，这使得他对军队现状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渴望着能“突出重围”。但是，新的思想一旦想要付诸实践，必然会受到来自传统的顽强抵抗，朱海鹏不得不以冒险违规的方式引起领导的注意，以达到警世的目的。可以说，朱海鹏的身上既具有传统军人忠于祖国、英勇顽强的意志，同时又具有开拓创新以知识武装头脑的思维，是我军新一代指挥员的代表。再比如《沙场点兵》中，先后担任“野狼团”和“猛虎旅”的军事指挥员康凯，他既是富于使命意识与变革渴望的当代军人的典型代表，又堪称是一名想打仗、敢打仗、会打仗的个性鲜明的军事指挥员。在与强大的蓝军部队的实兵对抗中，他经受住了失败的打击，从演习中学习战争，既积极着手于力所能及的装备改革，又继承发扬了我军依靠人民战争克敌制胜的传统，勇敢地闯出了一条面对强敌敢打必胜的新路，推进了实战条件下我军训练改革的坚实步伐。
第二，在新的军事和国防观念阐述中，以对忧患意识和战斗精神的呼喊，重新张扬带有血性和阳刚之气的军人英雄主义。正像有位将军所说的，“军人没有和平时期，只有战争准备时期”，当代军人的使命就是保卫和平、打赢未来战争。因此，越是在和平的环境中，我们的军队和军人就越是要有一种“忧患意识”，要有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当代军事剧中不止一次地通过强化忧患意识和呼唤战斗精神来重新发掘英雄主义的时代价值。如《突出重围》中老军长方英达在该剧开头就指出：“一个兴盛民族的背后，必须站着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就是你们的使命。”结尾又告诫：“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国家，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一支没有忧患意识的军队，是注定要被消灭的。”《沙场点兵》中则用虎和狼的性格来影响和训练部队，就是要使他们具有一种敢打敢拼的英勇顽强的精神。为了强化这一点，在这部电视剧中，不但两支部队分别以富含“攻击性”的动物猛虎和野狼来命名，而且在剧中还将猛虎团团长康凯的身上加入了蒙古人的血脉，以强化该剧对于“战斗精神”、“虎狼精神”的呼唤。“如果军人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披坚执锐的高昂士气，即使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战斗效果。”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军事剧，英雄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具体表现在：这些电视剧中的英雄主义首先是在军事变革的宏大背景之下呈现的，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和平环境中对忧患意识、战斗精神的呼唤，以及通过适应未来战争和未来国防需要的军事训练和演习过程的展示，使英雄主义现实化、实战化，同时还通过艺术手段使之具象化和视听化，在富有视听冲击的表现中彰显军中充满刚性色彩的英雄主义。
第三节军事剧的英雄主义叙事特征
从新世纪涌现的众多军事剧作品来看，它们在英雄主义叙事上不但显示出强化态势，而且呈现出较之以往不同的特点和表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代意识与历史精神的交融
新世纪军事剧英雄主义叙事一个显在表征就是：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代意识与历史精神的交融，这种交融一方面使得新世纪军事剧在文化内涵和精神指向上更具深厚性和穿透力，另一方面也使得现实与历史在多重观照中呈现出启人思考的艺术向度。
所谓当代意识，就是以当代的思维能力、价值判断和认知视角来看待和分析事理，以当代的艺术观念、审美追求去把握艺术创作；而所谓历史精神，则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尊重历史、承认历史和把握历史，将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归到历史大背景中去，并与社会历史的整个进程联系起来，具体全面地进行考察，客观理性地进行评价。对于艺术创作，在作品中灌注当代意识和历史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既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和背景主观臆断地以当代意识观念来曲解和重构历史，也不能沉溺在历史中，以一种僵化的姿态来理解和定位历史。
可以看到，新世纪诞生的一批军事剧，无论是史诗品质的作品如《日出东方》、《延安颂》、《长征》、《雄关漫道》、《八路军》、《新四军》等，还是革命传奇类的作品如《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等，在高扬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同时，实现了当代意识和历史精神的有机结合，从而不仅在还原历史真实、思索历史本真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且塑造出了众多既符合历史原貌又充满人性色彩的英雄人物形象，从而使得这些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精神感召力和巨大的艺术魅力。细细探究，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点：
（一）追溯客观历史的生态原貌，呈现史学之真
当代意识和历史精神的融合首先体现在作品对革命历史的深层认知和深刻理解上。创作者不再刻意回避某些历史真实，其中很多内容体现出当代史学研究的价值深度。如《长征》不再把长征当做一种革命神话来描写，而是将其还原成中国红军的一次被迫的战略转移，同时该剧还通过对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从而给红军屡次突围造成机会的呈现，使观众对长征历史有了更为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如该剧对1934年4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失利以及湘江之战的惨烈失利的真实表现，对这一时期围绕长征，党内不同军事思想、不同政治路线尖锐斗争的史实的再现。编剧王朝柱指出：“长征不单单是走过了367天，两万五千里路，同时它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舞台，方方面面的政治家，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也包括国民党方面，在这个特定的舞台上展开了较量。”这种对于长征的认知和反映，体现出当代意识和历史精神的结合，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因而显得更全面、更深刻。
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抗日战争的反映成为我国军事剧相当重要的内容，这不仅因为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无法磨灭的伤痛，更因为这段历史也彰显着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因此，有关抗战内容的电视剧涌现出来不少优秀作品，如老版《铁道游击队》、《黄土岭1939》、《赵尚志》等等。但由于历史原因，在这些作品中，对于曾经担负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史实却鲜有正面的表现，从历史的客观性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新世纪诞生的涉及抗战内容的电视剧作品则在这方面有了较大突破，这种突破正来自创作者理性的当代意识和鲜明的历史精神的融合。我们看到，无论是带有史诗品格的作品，还是充满革命传奇的作品，都在表现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艰苦抗战的同时，较为客观公正地表现了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并塑造出一批特定背景下个性鲜明的国民党将士形象。如《八路军》，就用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国民党抗战的内容，且对一些战斗的描写相当感人。
剧中第3集表现忻口战役时，解说词为：“忻口战场的日军凭借强大的空中优势，以中央突围的战法，对忻口北侧国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轮番进攻。国民党守军与日军在南怀化、红沟阵地反复血战、白刃肉搏，日夜不绝。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数万将士为国殉难，血洒疆场。”剧中更是对国民党从将军到士兵的英雄抗战进行了细致刻画，如剧中一处细节：国民党某部阵地，在血战到仅剩数人的情况下，旅长对几个国民党士兵说：“弟兄们，我从军二十余年，打仗从没当过孬种，更何况这回打的是小鬼子。人家八路军能打平型关，难道我们连一个小小的南怀化也守不住吗？你们给我记住，在民族面前，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众将士齐声宣誓：“与阵地同殉！誓死保卫阵地！”应该说，如此浓墨重彩地表现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史实，在新世纪之前的我国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极为少见。而这正体现出当代意识与历史精神的交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用热血和牺牲换来的，不应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的创作者通过请教历史专家以及反复考察史实，决定恢复历史的真实，在国内影视作品中头一次出现了八路军的军帽上不再只是两颗扣子，而缀上了国民革命军帽徽的形象。
（二）挖掘历史人物的丰富内在，呈现美学之美
新世纪诞生的军事剧当代意识和历史精神的结合，体现在注重挖掘特定历史中人物的内在真实，体现在对待历史人物首先是将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尊重，即便是虚构人物，也能在历史掩映中体现其作为平凡人和作为革命者的丰富人格。“不是外在于历史形象的某种刻板的政治说教，而是一种对历史的审美凝视、审美体察和审美熔铸，经过自身生命对于某一特定历史进程的体悟而被独特化、个性化，进而融会贯通于历史形象血肉里的思考或思绪的一种外化；在历史性冲突中塑造‘历史的性格’。”以此来观照《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人物形象，在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抉择中，他们每个人都呈现出“历史”冲突中的“历史性格”：如正确主张得不到拥护，眼见红军一再惨败而无力拯救的毛泽东的压抑和苦闷，周旋在复杂政治关系中既妥协又斗争的无奈和宽厚。甚至连蒋介石的形象也突破了以往流于表面的浅薄丑化与图解，多了一些政治谋略及人格化的表现，如为死难士兵亲自抬棺、对爱将薛岳的恩威并用以及面对以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为代表的地方军阀阳奉阴违、明争暗斗时发出的慨叹“是他们让我精疲力竭！”等等。
电视剧《八路军》中对朱德、彭德怀以及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的形象塑造都体现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物状态。如剧中对朱德的刻画，不但写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通过与阎锡山、卫立煌的合作抗日，写出了朱德宽厚、沉稳、大度的人格魅力。剧中有这样一处下棋论道的细节：头顶上不断飞过日军轰炸机，朱德却胸有成竹地与当地老乡下象棋，并通过大车与小卒来说明八路军抗日与老百姓的关系，体现出朱德沉稳而睿智的个性。该剧中对蒋介石的塑造也体现出深入人物内在的努力，如蒋介石在洛阳召见抗日军队指挥官时，对于抗战慷慨陈词，表明了坚定的抗日之志，赢得了包括朱德、彭德怀在内的八路军将领的赞赏，表现出他在抗战问题上不同时期的不同姿态。再如该剧对阎锡山的刻画也相当成功，对于这位生在山西、长在山西的土皇帝，该剧的创作者把握住了其在抗战中所信奉的独特“生存之道”：“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联共是为了存在，反共也是为了存在”，将一个粗中有细、虚伪善变的阎锡山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不止于外在形式而将人物放归到历史性冲突中写出人物历史性格的创作，真正体现出一种当代意识观照下的历史抒写，这种对历史的呈现是鲜活的、可感的，是人物活在其中的历史，而非没有生命的僵化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