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经济的转型主要是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起飞阶段本身，则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问题。前一部分已经从经济转型的角度对近二十多年来中印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比较，本部分则主要从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化升级的角度比较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当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一般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阶段，即由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现代部门（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化；第二阶段则是现代部门内部产业结构的升级阶段，一般是由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不过，由于中印两国都处于经济起飞时期，所以总体上还处于第一阶段，即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阶段，但近几年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实际上也已经开始。
5.1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化模型的思考
根据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这就是可贷资金的供给、企业家的来源和主导部门的选择。经济起飞阶段可贷资金的供给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生产性投资的来源问题。按着罗斯托的观点，生产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10%以上是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这一条件对于中印两国而言，实际上在经济起飞之前都已经具备。印度从第五个五年计划（1974——1979年）以来，国内总储蓄率就已经达到20%以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尽管居民储蓄率非常低，但政府的积累率却一般都在30%以上，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居民的储蓄率也迅速提高，到90年代后达到30%以上。所以，可以说，即便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中印两国的生产性投资占国民生产收入的比率都可以达到经济起飞的基本要求。至于企业家的来源，应该说关键是一个制度环境的问题，当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时，真正的企业家自然也就出现了，所以，可以说，中印两国在经济转型本身就解决了一个企业家的来源问题。那么剩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主导部门的选择问题。而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模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也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印两国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很明显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中印两国经济的起飞关键是实现由传统的生存部门（即农业部门）为主向现代部门为主的转变。
从这样一个经济结构的转化模型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想顺利起飞，关键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现代部门扩张的速度，因为只有现代部门扩张的速度足够快，才会对劳动力的转移形成足够大的拉力。其二是农业部门本身的发展。因为这种转化中存在一个农产品短缺的时期，即第二阶段，这种短缺达到一定程度就既有可能导致粮食危机。一旦出现粮食危机，这种转化就可能在商业化点到来之前提前终止，经济发展就可能由此停滞。而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农业部门本身的发展，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如费景汉和拉尼斯所指出的，“任何试图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如果忽略了农业部门的先行或者至少是同时进行的革命，都会发现难以前行。”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旦提高之后，农业部门总的剩余劳动力就会增加。
综合罗斯托和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思考，可以看出，罗斯托经济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只能是刘易斯模型的中现代部门，主导部门的选择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选择一个适当的现代部门来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中劳动力的转移形成极大的拉力，而农业部门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为这种转移形成极大的推力。故而，中印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升级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也就是主导产业部门的选择问题和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5.2中印产业政策及主导产业部门的选择比较
主导部门的选择一般来说是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有意推动与民间自发选择两者的综合，而对于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产业政策的推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5.2.1中印两国产业政策分析
中国产业政策的调整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产业政策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8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重点是加强轻工业，实现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同时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其基本的措施是政府（主要通过国有企业）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利用乡镇企业、私营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来大力推动轻工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在1981年就决定大力发展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洗衣机、照相机、电风扇和电度表等12种日用机电产品的生产。自此之后，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轻工业）就成了中国产业政策的重点。与此同时，为了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政府也日益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在后来政策中也明显体现出来。如在十三大的报告中，就提出：“在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同时，充分重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为重点的原材料工业，以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为主轴的交通业和通信业；努力振兴机械、电子工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装备。”而在1989年的《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中，也把轻工和纺织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机械和电子工业与高技术产业并列为重点支持的产业。政府的这种强有力的推动加上80年代中期后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崛起以及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而中国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都把重点放在中国的轻工制造业，同时政府的巨大努力使基础设施状况迅速改善，所以使以轻工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在这一段时期迅速崛起。进入90年代以后，在继续大力发展轻工制造业的同时，也开始提出了信息化的要求，并逐渐重新重视重化工业的发展。如1992年电子信息的应用正式纳入国家计划，而在1994年国务院出台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则提出了要把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要求。
从1999年到2005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轻工业尽管还在飞速发展，但已经不是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政府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明显转向了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1996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把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等七大产业作为重点投资的产业。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以软件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也正式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重点之一。同时，1999年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重点明显集中在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从而使重化工业化和高科技化的产业政策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在2001年发布的《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中，也再次强调，“电子信息，机械装备，汽车，石化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能源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同时还提出了要进一步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
2006年以后，中国产业政策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新型工业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已经大大提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中国也逐渐转变了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倾向，而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在90年代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就已经提出，但将其落到实处还是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之后，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和资源的约束性指标，并明确将其作为对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另外，这一规划中特别强调了提高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以及加强自主创新的问题。
印度的产业政策的较大调整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印度产业政策调整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这就是拉吉夫·甘地政府时期、拉奥政府时期、瓦杰帕伊政府时期和曼·辛格政府时期。
1984年10月，英迪拉·甘地被刺杀后，其子拉吉夫·甘地上台，在1985年提出了“七五”计划，其中工业部门的发展规划目标包括：（1）确保必需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给货源充足，价格合理，质量合格；（2）通过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升级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设备能力；（3）集中力量发展有广大国内市场的工业和有出口潜力能够在世界领先的工业；（4）引进发展潜力大的又为我们迫切所需的“朝阳”工业；（5）制定一项综合政策，以便在战略上能达到自力更生，在人力方面为熟练工和受教育者开拓就业之路。根据这一目标，拉吉夫·甘地政府改变了以往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把工业发展重点转向了以下产业：（1）消费品工业；（2）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产业；（3）电子、计算机和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朝阳产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能源产业和电子产业。能源问题一直是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印度历届政府都把其作为重点，拉吉夫·甘地政府更是将其作为重中之重，“七五”期间对能源的投资占整个计划总投资的30.6%，居各项投资之首。其投资的重点是电力工程，主要措施是加速煤炭的生产以及增加对水电和核电的投资。至于大力发展电子产业，则是拉吉夫·甘地政府产业政策上最为重要的举措。拉吉夫·甘地把发展电子、计算机和软件业为主的信息技术产业作为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主要途径，提出了“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其政府对有关电子元件、电子材料、计算机、广播设备、控制仪器、工业和专业电子等方面的制造和进出口给予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对这些产业免除垄断和限制性贸易法的限制，并允许跨国公司进入这一领域。1986年，又制定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发展和培训的政策》，鼓励计算机软件自由出口，并设立了软件发展促进局和电子与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中心，拨出专款用于开拓国际市场。
至于拉奥政府，尽管其对整个印度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但在产业政策上，主要还是拉吉夫·甘地政府政策的延续。拉奥政府重点依然是包括能源和交通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产业和软件业。不过，相比拉吉夫·甘地政府而言，拉奥政府在能源上的投资有所减少，而在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有所增加。另外，拉奥政府在消费品制造业上的投资比重较以往有所减少。但另一方面，拉奥政府更加重视计算机软件业的发展。拉奥政府学习美国硅谷的经验，决定建立软件园区，促进计算机软件业的长远发展。1991年，印度第一个计算机软件园区在班加罗尔建立，后来又在在海德拉巴、马德拉斯、孟买、普那、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地共建立了17个软件园区。政府对进入这些高科技园区的海内外企业都实行优惠政策，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放宽中小企业引进计算机技术的限制允许外商控股75%——100%，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征所得税等等。另外，拉奥政府还加强了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保护软件知识产权。
瓦杰帕伊政府在产业政策上，总的来说进一步重视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同时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瓦杰帕伊在其就职3天后向印度全国人民的电视讲话中，就提出了经济发展中的五项优先政策：10年内做到粮食生产翻番；加快包括饮用水、住房、教育、卫生等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加快包括电力、石油、公路、港口、通讯等在内的物资基础设施的发展；推行统一的国家水政策；使印度成为世界通讯技术强国。这五项优先政策中，第一项为农业，第二至四项全部为基础设施，第五项为计算机业。很明显瓦杰帕伊政府对于计算机软件业更加重视，明确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另外，瓦杰帕伊政府对于生物技术、核能利用及空间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制定了优惠政策，力争在国际上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曼·辛格政府在经济改革上相对比较谨慎，在产业政策上与以往政府不同的是，相对比较重视以往政府比较忽视的制造业。提出了要加速制造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的出口，使印度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