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印两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过程，可以发现，两者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如都始终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只是中国在这一政策是执行更为彻底），但差别还是非常明显。从整个过程来看，中国的产业政策相对比较符合一般国家的发展之路，即由轻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高科技产业以及由重速度到重质量。而印度则似乎忽视了一般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模式，而独辟蹊径，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传统之后，直接转向了作为高科技产业的信息技术产业。而从主导产业的选择看，由于不同的现代化之路，使两国的主导产业存在明显的区别，中国的主导产业明显是制造业，而印度的主导产业是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
5.2.2中印主导产业不同的原因
之所以中印两国选择不同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推动本国的现代化，除了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意推动之外，还有很多现实的原因。
首先，从起飞前提来看，中国制造业基础本身就好于印度，而印度服务业本身就比中国发达。
从本文的第二章中关于中印经济起飞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中，我们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尽管中印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产业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1980年中国三大产业的比重为31.1：48.5：21.4，而印度为38：26：36，中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远远高于印度，印度的服务业的比重明显高于中国。所以在经济总量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中国的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本身就高于印度，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基础本身就好于印度，反之，印度的服务业基础则明显好于中国。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更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而印度更具有发展软件业的潜力。
一般而言，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其一、有较充足的资金。由于发展制造业初期需要建立厂房、购买原料和引进技术等等，资金的不足往往会大大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其二、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或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和财力去改善基础设施。制造业生产的工业品，如果没有水力、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保证，生产和运输必将大受影响。其三、有大量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廉价劳动力。对于一般制造业来说，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虽然不一定很高，但是受过中等或者至少是初等教育是基本的要求，文盲显然不符合制造业的要求的。其四、对于制造业所生产的工业品有足够的需求。
对照中印两国的国情，很明显中国更符合发展制造业的条件，第一，中国有比印度更为充裕的发展制造业所需的资金。从国内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居民的储蓄率很快就超过了印度。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般都在30%以上，新世纪后更高达40%以上，而印度一般在24%左右。另外，中国引进的外资也远远超过印度。中国80年代末引进的外资额就超过了100亿美元，印度至今仍未突破100亿美元。所以，中国发展制造业所需的资金上基本没有受到太大的约束，而印度发展制造业在资金上明显不足。第二，从基础设施上讲，尽管起飞之初两国没有太大的差距，但由于中国政府所能调动的财力明显超过印度，再加上中国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很大的竞争，所以中国政府有更强的财力和动力去改善基础设施，故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基础设施上就明显与印度拉开了差距。第三，中国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也比印度更符合制造业发展的条件。虽然印度在高等教育上曾长期领先于中国，但中国的基础教育却明显好于印度，这一点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至于改革之后也没有太大变化，印度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成年女性的识字率仍不足40%，成年男性的识字率也不到70%，而中国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就接近了70%，成年男性更高达90%左右。另外，中国妇女的就业率远高于印度，所以，中国适合制造业发展的劳动力数量上远远多于印度。第四，中国较印度更早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为工业品找到了足够大的市场。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同时也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所以尽管中国的开始时由于国民收入过低而导致内需太小，后来也由于储蓄率过高而存在内需不旺的问题，但是由于迅速地打开了国际市场，故而适时地为制造业生产的工业品找到了足够大的市场。而印度由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比中国晚了十多年，在很多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属于后来者，和中国竞争存在明显的劣势。故而，中国明显比印度更适合发展制造业。
但另一方面，在软件业的发展上，印度的潜力则明显高于中国。其一，软件业对基础设施和资金的要求远远不如制造业，因此印度在资金和基础设施上的不足不会成为发展软件业的制约；其二，软件业需要的劳动力比制造业要少得多，但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这与印度教育状况明显是匹配的。尽管印度在基础教育上长期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的高等教育却长期领先于中国。在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之前，印度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大学生的在校人数都明显超过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每年正规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高达350多万，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而中国在1998年扩招之前，每年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都不足100万，直到扩招4年之后，2002年大学生入学人数才超过300万，达到320.5万。而且，印度的大学教育几乎全部与国际接轨，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上，几乎与欧美国家一致。另外，印度各邦都有信息技术学院，故而，贫穷的印度却拥有大批一流的信息技术人才，这一点显然强于中国。其三、印度人才的英语水平明显高于中国。由于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至今仍是印度官方语言，印度人的英语水平较中国来说明显高出一筹。而在中文软件开发之前，英语是全球软件中的通用语言。这成了印度发展信息产业较中国的一种特有资源优势，使得印度人在开发研制软件上能紧跟时代潮流，大大加快了科研开发的速度。另外，这种语言上的优势也就使印度更容易与世界各地的顾客沟通。
5.2.3中印现代部门产业发展情况及其影响比较
总体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印经济都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现代部门产业更是非常迅速。
近二十多年来中印经济增长都非常迅速，但由于二者产业政策的不同，两国的经济发展中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印度，但是相对而言，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优势更为明显，而印度的服务业在90是年代以后，则日益体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当然这一不同很明显是由于两国主导产业的差异导致的结果，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结果使其在90年代后工业发展日益强劲，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到2002年，中国工业比重达到GDP的51%，其中制造业比重达到35%。而印度这一数据则分别只是27%和16%。当前中国已经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遍布全球，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位，囊括了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等十多个行业。但另一方面，印度的服务业比重则明显超过了中国，2002年，印度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而中国这一数据仅为34%。特别是印度的主导产业——软件业发展更为迅速。自1985年以来，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一般都在50%左右，2002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就达到了101亿美元，其产品主要是做外包业务，由出口带动，该年印度软件业的出口达76.8亿美元。如今印度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占有世界软件市场17%的份额，其中绝大多数出口欧美市场。当然近年来，由于中印产业政策都有所调整，中国日益重视包括信息软件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印度则在辛格政府上台之后日益重视制造业，所以情况较以前稍有变化，如中国软件业新世纪以来发展速度超过了印度，产值也已超过印度，只是中国软件主要面向国内，出口市场上仍与印度有明显的差距。
应该说，中印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总的来说都为两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升级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相对而言，由于中国的主导产业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业，而印度的主导产业是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的软件业，制造业的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可以说远远高于软件业，再加上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要高于印度，所以，中国现代部门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拉力明显大于印度。也就是说，中国的产业政策为起飞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5.3中印农业发展道路比较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既需要现代部门的拉力，同时也需要农业部门的推力，因为只有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才可能为现代部门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和粮食。而农业的发展一般取决于制度的改革和技术的改进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5.3.1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印农业制度改革比较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在农业制度上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革，这一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制度，在这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的核心就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承包给农民。这种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就在多个地区农村自发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开始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在80年代初逐渐获得了领导人的认可，并最终在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得以以正式文件确认。1983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达到97%以上，以后虽有一定的变化，但至今为止，这一制度都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土地经营制度。这一改革之后，尽管中国仍然强调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但在生产经营上实行的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制度。
其二是农产品市场及与此相关的农产品补贴的改革。中国农产品以前实行的是统购统销制度，不存在真正的市场，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由于粮食产量获得超常规增长，结束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建立真正的农产品市场也就开始列入改革议程。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始于1985年，在该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首先就提出，从该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也就是说，从这时起，中国农产品的收购实行了按计划价格订购和按市场价格议购的双轨制。后来这方面的改革就围绕取消双轨制，建立完全的农产品市场来进行。1992年曾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但由于1993年底粮食价格的暴涨，1994年后只好又加强了国家订购，同时对订购粮的收购价格给予价外补贴，1996年后又出现了粮价下跌和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于是政府又制定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的政策，其结果是造成了国家粮食企业的巨额亏损。如此多次反复之后，最终在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才基本上完成了这次改革，在这次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放开粮食收购市场，把通过疏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从此，真正完善的农产品市场才最终建立起来。
相比中国，印度在近二十多年农业制度改革的力度要小得多，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大改革。从80年代的拉吉夫·甘地到90年代拉奥政府前期，农业改革基本上都只是兼顾的对象，主要是保障对农业的投资。直到1994年，拉奥政府才正式宣布新农业政策决议草案，农业政策才有了一定的改革，其主要的改革是废除各邦对于农产品交换的地区限制，建立一个统一的农产品市场。相对而言，瓦杰帕伊政府在农业上的改革力度明显大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届政府。该政府于2000年公布了印度国民期待已久的国家农业政策。其中提出，在今后20年里，农业的年增长率将达到4%以上，重点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包括私营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以租地合同形式经营现代农业，加速现代农业技术的转让；允许农产品自由流通和期货贸易，为农产品提供可靠的市场；使合作农业摆脱官僚控制和政治干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