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10月——1952年，也就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该时期曾经实行了比较开放的政策，不仅在外贸政策上相对比较宽松，没有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外贸管理体制，公、私营企业都可参与外贸经营，同时重视发展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往来，而且还允许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外资企业继续存在。尽管该时期并没有真正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特别是没有主动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新建立外商独资企业，但是事实上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局面。第二个时期是1953年至1958年，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时期。这时总体上实行的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开放的政策。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开始全面地处理外国的在华企业，在通过多种形式的处理后，最终使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基本消失，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上基本上只存在贸易往来，但是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上，却出现了较为全面发展的局面，不仅贸易往来急剧扩大，而且还主动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甚至还建立了一定的合资企业。可以说，除了不允许他们来华建立独资企业外，基本上都是开放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也建立了国有外贸公司集中经营的外贸管理体制。在外贸政策上，实施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第三时期是1959——1971年，这一时期实行了封闭的对外关系政策。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良好的经济合作局面不复存在，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又长期未能好转，所以这一时期实行了明显的封闭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建立的各家合资企业，除了中波轮船公司外，基本已经消失。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基本上只存在贸易往来。而且，在国有外贸公司集中经营的外贸管理体制下，对贸易往来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第四时期是1972年——1978年，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闭关锁国的危险，于是主动地开始改善国际关系，而同时，西方国家也为了遏制苏联的需要，主动地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这种政治上的改善为经济关系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中国开始促进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从西方国家进口了多套大型工矿设备，这一时期总的来说采取了进口替代的战略。
全面的经济改革前，印度也没有真正采取全面开放的政策，对于对外经济关系进行了很大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在外商投资上，虽然印度从未禁止外商在印投资，但实行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外商只能投资印度允许私营企业经营的部门，并只允许外商与印度投资者合营，且对外商所持股份进行最高额限制。1958年规定外商可持有51.1%——73.9%的股权，1974年的《外汇管理法》又规定一般不得超过40%，只有国家计划优先发展的项目、面向出口的工业以及尖端技术领域才可持有51%——74%。在外贸政策上，印度虽然没有和中国一样实行国有外贸公司集中经营的体制，允许私营企业经营外贸。但是，为了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明显采取了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1）取消非必需品进口或者将其保持在最低限度；（2）对各种进口进行复杂限制；（3）自由进口机器设备和其他发展物品以支持重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增长；（4）对进口替代采取鼓励政策。当然，改革前，印度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限制远不及中国严格。
综合以上来看，改革前中印两国在制度层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中国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因素极少，印度虽然由于实行混合经济而存在一定的市场调节成分，但也是一种半管制的计划经济。当然，仅从经济体制的层面来说，改革前的印度明显优于中国，经济本身的活力也应该好于中国，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经济中基本上消除了封建主义的成分，而印度的土地制度改革则极不彻底，使其经济中还存在很大的封建主义因素，所以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事实上也存在一个明显不如中国的地方。
3.3起飞前两国经济水平比较
中印两国在经济转型的时间起点上，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中国虽然在1992年才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但事实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已经开始了全面的经济转型，所以其时间起点应该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而印度经济的真正转型却是在1991年拉奥政府开启全面改革之后，其时间起点自然就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如果从转型的时间起点上来比较两国的经济水平，明显存在不合理性。但是，对于两国的经济起飞的起点上来说，两国又存在基本一致性，因为引领两国经济起飞的产业——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轫的。所以，为了便于比较，这里把两国的经济起飞的时间起点都定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以这一时间点来比较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发觉，中印经济起飞时总体水平基本相当，但又各具优势。
首先，两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值基本相当，但中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值大部分高于印度，而印度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领先于中国。
从两国的经济总量来看，按市场汇率计算，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GDP明显高于印度，按人均计算也略高于印度。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则两个方面都略高于中国。
这种市场汇率计算的数据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的背离，这应该主要是汇率原因，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统制外贸政策，汇率曾长时期高估，故在比较中印两国的经济水平时，购买力平价应该说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两国的状况。当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印度经济水平高于中国也不能说印度相对于中国存在多大的优势。实际上，从产值的角度上来说，当时的中国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的产值都明显高于印度。
从对比来看，中国在工业方面与印度相比已经在起飞之时就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在重要工业产品方面已经明显超过印度。在农业产品方面，粮食产量和印度相比也有明显的优势，只是一些经济作物上有所逊色。另外，尽管印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绿色革命，但是在种子的改良以及化肥的使用方面中国明显走在印度前面，所以该时期中国的粮食单产量明显高于印度。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粮食单产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已经没有太大的劣势，谷物单产量达到每公顷3027千克，而印度仅为1324千克。
其次：印度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明显优于中国。
当时中印GDP总体相当但中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值上的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二者产业结构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忽略服务业的发展，所以服务业发展水平一直很低，所以中国的三大产业的比重一直存在工业比重畸高，服务业比重极低的情况。1980年中国三大产业的比重为：31.1：48.5：21.4。而印度的服务业却获得了较为正常的发展，三大产业的比重明显比中国要合理一些。1980年三大产业的比重为：38：26：36。相应的，两国的就业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从这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来看，中国就明显不如印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印度绝大多数的工农业产品的产值与中国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印度的工农业从业人口的人均产出却并不比中国有多大的差距，其中印度的农业人均产出当时甚至还高于中国，1980年中印两国单位农业劳动力的产出分别为：161美元和269美元，印度具有明显的优势。另外，由于印度的农业人口比例略低于中国，所以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也略高于中国。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9.39%，而1981年印度城市化率为23.7%。
最后，印度的经济开放度高于中国，但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大于印度。
由于中国改革前禁止外商投资，也禁止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再加上曾长时期受到西方国家的禁运，上世纪60年代后又与苏联关系恶化，所以改革前中国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比较少，除了上世纪50年代曾得到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以及在上世纪6、70年代曾利用过极少量商业贷款引进了一些日本和西欧的技术外，长时期曾基本上只有贸易往来。而印度虽然也没有真正对外开放，对于外商投资与对外贸易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毕竟对于各种经济交往的方式都没有采取禁止的做法，再加上印度改革前与两大阵营都具有良好的关系。所以改革前印度经济的开放度明显高于中国，与外界的经济往来明显较中国密切。印度一直吸引了一定的外商直接投资，70年代在印度的跨国企业就曾达到540多家。另外，印度还曾从美国、苏联、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获得过大量的援助。但尽管如此，由于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明显高于印度，再加上中国一直奉行鼓励出口的政策，所以，改革前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量明显高于印度。
可以看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印经济起飞之初，两国总体上在同一水平之上，差异只是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的实物生产上较印度有一定的优势，而印度的服务业发展优于中国，中国的产业结构畸形化比较严重，而印度则相对正常。另外，印度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好于中国。当然这些差异都没有给后来两国的经济起飞带来决定性的影响，真正造成后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还是改革之后的政策和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