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并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全流通，资本市场成为中国金融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充分认识金融安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相互关系，才能使国家在这方面采取适当的方针政策，防患于未然，避免正常的资产价格波动演变为狂热的价格泡沫，维持金融的稳定，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从这方面来讲，这项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节国内外文献综述
1.3.1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专门研究金融安全和资产价格关系的文献并不多，并且金融安全在国外的多数研究中也不是一种普遍的提法，或者与国内所述的涵义不完全一致。国内研究人员往往把金融安全的英文翻译为Financial Security，而在国外的研究中相同的英文涵义更多涉及的是投资者如何在存在多种风险的金融市场中通过采取适当的投资策略规避市场风险以确保投资者的投资安全，因此其内涵更倾向于微观领域。国外与金融安全内涵相类似地提法有金融稳定、金融不稳定等，这样提法与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它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国外多数类似问题的研究零散分布于金融危机或金融脆弱性问题的研究中，包括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波动，以化解金融危机或减轻金融灾难。
1）金融稳定的研究
金融稳定的概念最早是由瑞典中央银行在1997年的第一份《金融稳定报告》中提出的，并将金融稳定定义为“支付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转”，这里所指的支付体系涵盖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衍生品等市场。其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及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也相继定期发布各自的金融稳定报告。自此，基于金融稳定视角的金融体系研究开始在国外得到广泛的注意，相关的研究主要从操作层面上论述如何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包括金融稳定框架研究和金融稳定模型研究。Folkerts—Landau（1998）、Mishkin（1999）及Davis（2002）分别提出了各自的金融稳定框架，Folkerts—Landau（1998）认为可以通过对银行业的审慎监管、发挥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定作用及增加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等措施构建完善的金融稳定框架。金融稳定模型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存款保险制度及金融预警模型等，如Feixia（1999）、Freixas and Rochet（1997）、Osterberg（1999）、Kaminsky（1997）及Abiad（2003）等人的研究。
2）金融危机的研究
国外有关金融安全相关内容的研究主要见诸于金融危机或金融脆弱性理论之中。克罗凯特（Crockett）认为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困难，绝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恶化，各类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将金融危机定义为所有或绝大多数金融指标的一次急剧的、短暂的、超周期的恶化，这些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厂商的偿债能力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等。从这些阐述中可以看到，金融危机是指的一种极端恶化的金融状态，实际上表明了金融安全状态的丧失。
现代企业的规模扩张是建立在金融体系信用基础之上的，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企业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两种方式进行规模扩张，资本积聚来源于自身生产所创造的利润，资本集中则依赖于不同资本的吸收融合。从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集中是企业最主要的规模扩张方式，而金融体系则是推动资本集中并确保其有效率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过最初人们只是把金融体系看成总体经济的附属品，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一般置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框架之下，把金融危机看成经济危机发生后所引起的一种结果，是经济危机的产物。但1929年开始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因为此次危机发生的导火索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崩溃。金融体系的机制和作用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有关金融危机的研究开始不断的深入，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
（1）费雪（Irving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1933年费雪发表了《大危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文章中费雪在霍曲莱（Hawtely）和凡勃伦（Veblen）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按照费雪的通货紧缩观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源于经济主体债务结构的不合理并因此而产生的到期债务清偿的困难。在经济扩张时期，随着经济主体利润的增加，人们普遍抱有对未来经济形式的乐观情绪，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机会，不断增加借款的数量，导致负债的大量增加，经济中由于企业的扩张行为及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货币供给大量增加，价格水平也持续上升，这又进一步促进借款的增加。当经济总体无法维持持续高涨的发展时，经济主体就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清偿到期的负债，从而经济主体呈现出一种过度负债状态。为了清偿到期的债务，债务人不惜廉价出售商品和资产，这会引起整个价格水平的下跌。价格水平的下跌降低了企业资产的价值，也使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债务抵押资产缩水，甚至低于债务价值。这种情况下，银行出于自身安全性的考虑也开始紧缩信贷，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随之减少，价格水平进一步下跌，企业利润大幅减少，无法清偿银行的债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费雪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周期分析基础之上的，但与最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同，强调金融系统和实体系统的相互影响及金融体系扩展收缩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费雪强调的是商品价格的下降是形成债务——通货紧缩循环过程的关键因素，这符合当时的情形，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危机发生时商品的价格水平并不表现为下降。因此，后来的一些学者对费雪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如明斯基（Hyman Minsky）、Eichengreen等。他们进一步引入其它引起债务——通货紧缩过程的因素，如考虑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利率和汇率水平的波动、通货膨胀预期等因素。
（2）国际货币危机理论。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的金融联系与国际间的金融活动也日益紧密和频繁，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动和大规模的国际货币投机活动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对此的研究形成了所谓货币危机的第一代模型和第二代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是在Salant和Henderson（1978）金本位下的黄金投机理论的基础上，由Krugman（1979）扩展到固定汇率体系的金融危机研究，并经Flood和Garber（1984）加以完善而形成的，它形成的背景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所发生的货币危机。Krugman（1979）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是由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固定汇率的不一致引起的，如政府的国内赤字政策，这将导致国内的信用扩张，并认为在固定汇率体系下国内信用规模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当投资者觉察到这一点时，为避免自身的损失或获取投机收益，就可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投机性攻击，进而诱发一国的货币危机。
Krugman通过一个模型来解释上述过程，但他的模型是非线性的，Flood和Garber（1984）则用线性模型简化了Krugman的模型，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的基本模型。
在保持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均衡的条件下，国内信贷的增加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同样数量的减少，最后外汇储备走向枯竭，固定汇率因无法维系而走向崩溃，形成货币危机。第一代货币危机的基本模型实际上是一个确定性的简化模型，各个利益相关人均清楚的知道政府的外汇储备标准和国内信贷的扩张速度，并能测算出货币危机可能发生的时间。针对这种缺陷，Flood和Garber把信贷增长的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扩展了前述的基本模型，模型所表述的危机的发生也具有了随机性。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对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它的假设前提条件并没有考虑政府本身的最优化选择，政府的政策是已知的，或者说是外生变量。但1992年所爆发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则对第一代模型的解释力提出挑战，因为发生危机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信贷规模过度扩张的情况，经济的基本面也没有显著地恶化。这些国家放弃双边的固定汇率不在于外汇储备的过度减少，因为它们仍有相当充足的外汇储备，并且也能够从国际上筹集大量的外汇。这些特点使原有的模型无法解释，新的研究则形成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类似，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也认为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但不同的是第一代模型认为国内信贷的过度扩张降低了中央银行汇率政策调整的能力，即这种政策的不一致在危机发生前就存在的；而第二代模型认为危机前政府的政策并没有不一致，而是当汇率体系受到投机冲击时，政府在权衡不同的政策目标后放弃固定汇率，危机随之发生，而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因此这种危机是由纯粹的投机行为引致政府政策的变化，形成自我实现性的货币危机，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当投机者预期将发生货币危机时，就会对相关经济体进行冲击，而受冲击经济体的政策变化也促成了这种预期的实现。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来自Obstfeld（1996）、Drazen（1994）、Mason（1995）和Bensaid（1997）等人的文章。
（3）金融危机的道德风险模型
金融活动中，如果政府向借贷的双方或一方提供了担保（多数情况下这种担保是隐性的），那么交易的一方即使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也可能向高风险的项目提供资金或融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因为即使失败也可能获得政府的免费保险，而收益则大多数归属于交易方。这使得整个社会的投资项目及总体风险水平大于社会的最优化水平，产生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最终可能引起银行和外汇市场的双重金融危机。
Krugman（1998）及Corsetti（1998）的研究都认为政府的隐性免费担保可能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中，过度的借贷需求并不会引发过度投资，由于资本流动的相对封闭，国内机构无法从国际市场获得所需的资金，过度需求的结果是造成国内利率的上升。在资本开放及政府免费担保的条件下，道德风险所产生的国内借贷的过度需求就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得满足，这将导致国内实体经济的过度投资，引发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当由国内机构的国际债务所带来的政府或有负债累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接近于政府的储备资产，就会引发投机攻击和国际资本的撤离。由于隐性的免费担保，政府的储备资产大量流失，导致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国家为解决国内的融资缺口，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往往会提供这种免费保险。Dooley（1997）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吸引国外私人资本流入，进而引发投机性攻击还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政府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储备资产，这样发生投机性攻击的时候政府拥有进行国际支付的条件，这也是金融危机容易在具有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的原因。第二，政府使用这些净储备为国内机构、居民的债务提供的隐蔽或公开的担保的承诺必须值得信赖。东南亚国家为确保国内投资环境的相对稳定，大多实行钉住某一主要外币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对确保固定汇率的稳定具有很强的信用承诺，也即政府更有可能为国内机构、居民借贷行为所产生的政府或有负债承担义务，而不是采用违约的手段解决危机。第三，私人投资者可以自由参与国内金融资产的买卖。在一个被严格监控的金融体系下，政府虽然也有可能提供免费担保，但这种免费担保很难被国内外的投机者所利用，因为他们无法自由参与国内金融资产交易。新兴市场化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大多是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