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金融危机的国际债务理论
从国际债务危机角度研究金融危机的代表人物是瑞士经济学家苏特（Suter），他的研究是从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的。苏特将世界生产体系的国家划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性国家，中心国家在世界生产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多数是经济发达国家，边缘国家的生产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苏特把与经济周期有关的全球债务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际借贷资本扩张，中心国家大量向外投资，边缘国家外债增多；第二阶段边缘国家的外债大量累积，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并逐步丧失偿债能力；第三阶段债务国和债权国通过不断的谈判就债务安排达成妥协，但债务国由于不良的偿债记录，在国际上筹资能力减弱。对于如何产生这样的阶段过渡，苏特借鉴了梅森（Mensch）的创新理论和费农（Vernon）的全球生产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依据生产周期的萧条、复苏、繁荣和衰退四个阶段分析国际债务的形成和发展及危机的爆发。
首先，技术创新活动导致新技术的出现和新的产业部门的形成，新的生产周期开始启动。由于中心国家的创新能力最强，并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它们也拥有最大的潜在市场，这样创新活动基本出现在经济发达的中心国家。这个时期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联系并不紧密，一个原因是前次债务危机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新的部门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利润空间，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向其中，相对减少了流向海外的金融资产。第二阶段边缘国家开始融入新周期，此时新部门在中心国家仍然具有较高的利润空间，并且由于边缘国家人员、技术的缺乏，生产仍然集中在中心国家，边缘国家只是从新部门扩张所引起的原材料需求和价格的上升中获得一些利益。第三阶段中心国家的创新潜能减退，市场需求也日益饱和，成本上升，产业投资利润不断下降。生产的日益标准化弱化了边缘国家人员、技术、资本的劣势地位，相反成本上的优势不断显现出来，这也增加了边缘国家的吸引力。资本开始以直接投资和对外贷款的方式大量流向边缘国家，但由于新部门与边缘国家的其它产业部门的联系并不紧密，独立发展的基础并不坚实，在贸易和资金上仍然高度依赖中心国家，新部门产业利润下降的趋势也没有根本改变。最后一个阶段当这一周期的特有技术扩散到边缘国家以后，中心国家的创新潜能也逐渐耗尽，世界经济开始陷入停止，甚至走向萧条。边缘国家在承接这些部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外债，随着世界经济的停滞，承接的这些部门的生产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收益，这也导致了边缘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债务危机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该理论对发生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对于边缘国家的角色地位过于简化，并且把债务危机看成一种简单的重复过程，对未来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并不充分。
3）金融稳定与资产价格
在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关系方面，Bernanke和Lown研究了资产价格波动对于银行信用扩张的影响。由于信用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激励问题，导致了信用市场摩擦的存在，这也意味着资产负债表状况和现金流状况是私人部门借贷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司和家庭将他们所持有的资产作为抵押品来进行借贷，从而减轻信息和激励问题。当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时，会导致银行和借款者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从而影响到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和借款者的信用获得能力，进一步造成信用紧缩。对于银行来说，当资产价格的下跌导致大面积的贷款损失，从而使银行的权益资本遭到损失时，银行为了满足管制性资本金标准的要求，不得不出卖资产，并缩减贷款供给，这就是资本金紧缩（capital crunch）所导致的信用收缩效应。对于借款者来说，在资产价格的上升阶段，借款者的净财富增加，因而可供抵押的资产价值上升，这提高了借款者获取银行贷款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借款者的负债率，扩大了置于风险中的银行资产的比重，增加了金融体系脆弱性。而当资产价格下跌时，借款者的净财富和现金流也随之下降，可供抵押的资产价值下降，导致借款者获取信贷的能力大幅度下降。Bernanke和Lown通过分析影响信贷供给的各因素，包括能用于贷款资金的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loanable fund）等，认为权益资本的短缺是导致贷款供给缩减的最主要原因。针对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不考虑银行、回避违约问题和主要分析稳定状态的局限性，Goetz von Peter将银行和资产价格纳入到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研究了大范围的违约如何影响银行体系，认为信用、资产价格和贷款损失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金融不稳定的发生具有解释力。
1.3.2国内有关金融安全的研究综述
国内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追随西方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路径及分析框架。从金融安全的视角研究金融动荡的出现与防范以及如何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问题还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与之前墨西哥及阿根廷所发生的危机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内的经济及金融形势已经出现了恶化的趋势，金融危机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前者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虽然相关国家经常项目出现大量逆差，但经济仍处在平稳增长期，危机似乎是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因为将要走向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可能会遭遇到同样的冲击。并且这种研究不断深入，即关注于外在的不确定性冲击，也强调国内自身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对于金融运行状态问题的研究与西方主流金融危机理论的视角不同，所关注的内涵也有一些差别，因此最早的研究大多始于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这方面国内较早进行研究的是王元龙。王元龙（1998）最早将金融安全定义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也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这个定义来源于对引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的关注，即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外部冲击。随着研究的深入，王元龙（2004）重新定义金融安全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这个定义不仅涉及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而且强调内部因素的影响及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