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诗歌的和谐，必须先搞清楚：诗与歌是不是同一个概念，诗与歌在本质上到底有那些区别。在格律时代，诗大抵是能吟唱的，古人留给我们的经典里，就有不少这样唱和的记载。因此，依类推，古体诗和近体诗基本都是能唱的，诗和歌血脉相连，本是一家子。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成就之高，让人高山仰止。高峰过后是低谷。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开辟新天地，走出盛唐诗的边疆，完成诗的艺术创新，应是当时的诗人们不可回避的选择，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必然趋向。
于是，词这个新品牌应运而生了。
关于词的产生，历来争论不一。今人从敦煌考古发现，推断词的产生应早于汉唐，依笔者认为，如从诗歌的角度去认识，应是有诗歌即有词。这个词，在《诗经》、《颂》章里多见于祭祀、祷告场合，含有巫卜的成份，功能也相当单一，而这个词也只是在这样特定的场合才出现。
随着时代推移，至晚唐及唐五代，这个新的诗歌式样，也即是更通俗、更大众化、更具个性化的长短句——“词”才开始流行，成为时尚文化；且与外来文化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菩萨蛮》、《念奴娇》、《沁园春》、《浣溪沙》等等，大抵诗人们是从士大夫家庭歌舞晚会中，从歌伎们妙曼舞姿中得到启发，填写的长短句，再被之管弦，于不经意中完成诗的跨越。同样，由于词受声律制约，艺术上比诗要求更严，还需要乐工的配合，艺伎的演唱，一个作品从创作到推广，是团队合作的结晶，成为当时时尚又高雅的艺术。所以词，一直以来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士大夫阶层所享有，是上层艺术。
时序进入北宋、南宋时代，尤以北宋时代，社会相对进入稳定时期，为诗词走向社会，成为大众文化的条件更加成熟。于是，诗词大量走进了街坊市井，青楼瓦肆，也吟唱在下里巴人、黄口小儿的嘴里，这些合着一定节拍的诗，在悄悄的发生着不易察觉的变化，它不仅仅只是七言四句，七言八句的律绝句，有如人们劳动的和声，生活中的叹喟！因此，就有了一二三四六五八九十字不等的长短句子，这些有着明显诗与词组组合的字码，几经剪裁，依然修短合度；曼妙唱来，风神可人，氤氲着诗的韵味。一种新的文学式样就这样诞生了。起初，它同样也并未引起官方正统的文学机构的多大重视，对于这样一个时代，它们对于前代创立的诗歌和艺术上的成就视若神圣，有若高山仰止！崇尚阳春白雪的批评家们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给它下一个结论：“词乃诗之余也”！即是说，词是诗想说没有说完又不好说的那一部份，也就是肯定了人们所要表现的生存经历和情感经历中多元的部份。但大人们十分清楚，由于生活过于滋润，不只是它们的生活只跑秋风骏马，更需要杏花春雨。国家富裕起来了啊！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啊！而市井坊间，终日箫鼓填咽，下里巴人手中也需要消费，于这种文化上的消费需求，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的。只不过是铜琶铁板，换成红牙檀板，稍逊风骚而已。
可是，对于这样一种文学式样，我们的古人总是觉得不免有些遗憾，又换过一种口气，用“诗庄词媚”一眼带过，听来仿佛是要给它定个性似的，从而也就忽略了能歌唱的诗对诗的裨补功能与相互作用。其实，放在同一个美学范畴里，诗在大众心目中延伸为“诗歌”，正是有诗庄与依着曲子填写的词媚这样的奇正偶合，才具有如此巨大的久经不衰的影响力和穿透力。
我们说诗缘情而生，言情志。诗之所以为诗，在情志之高雅，所谓温柔敦厚，皆发自内心，一个字：美。美是诗的灵魂。诗之美，在内容在形式在音节在本质之纯净。当诗发而为声讴，是为歌，其与生俱来的通俗的成份是再洽情不过的事情。这个俗又指风俗，说的是风情最真、情意最实在的老百姓，绝不是等同于庸俗。因为这个“俗”，与老百姓相通，与我们世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如一句劳动的号子或者沉吟，适口唱来，通俗易懂。大多数的时候，它夹带有一方风情、说唱的声调，媚儿的感觉更让人亲近和温暖。
由此我们仔细想想，古往今来，喜闻乐见，众口传唱的歌都是诗！更是属于那个时代，从形式上走出传统诗歌边疆的诗。这种由和着一定的节拍自由成体的长短句，为诗人们情感的抒写，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有了更广阔的可供选择的余地；这恐怕是“诗和歌”如水乳交融不可以分离的根本所在，也是诗走向又一个高峰的前提。
百年新诗，在传统诗与词的过程中选择再次突破。只不过我们所采用和接纳的方式非本土产生，而是完全的外来移植，完整的拿过来！而且这个拿过来，历经反反复复、艰难曲折的过程，至今，争辩不休。这个争论，当然不是要重新回到传统的平仄时代；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不能对那个韵律悠扬的回声置若罔闻。事实上，我们只须稍稍回头，审视横向移植过来的译文本范本，形式上的分行折迭，长短参差句，起伏回荡的依然是优美的节奏和韵律。我们知道，劳动创造了语言，尤其是我们的汉语言，先人们因形造字，一字一义，一个个活泼鲜美，始而记事而终以表意。譬如，我们对于某种表述意犹未尽，韵味悠长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觉？又会联想到什么？定会情不自禁地说，真是诗一样的美！
诗和歌都选择了美。选择美必须具有的诸多重要属性是诗歌的标准。从我们的读写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缺陷，被人诟病，缺少诗味：这诗，没有一点歌的味道，像哲人的智喻，佛大师的禅；这首诗呢，歌的成份太多，缺少诗的庄敬和诚实，有过于轻佻；——凡此种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诗和歌缺失一种内在的和谐。我们也不遑这样说，这是新诗代，诗的不成功的一个要因。
那么，我们有必要再回到西文本的话题上来。遗憾的是，我不懂英语，但我们不缺由本土诗人译后的读本，通过译本，我们多少窥视它分行折迭的表现形式、意绪，把握大致的心跳。最切身的一个感受是听过一场懂英语言的诗人的讲座，由此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新诗的节奏，也就是诗的音乐美。这场讲座，讲到英语言的音乐美，让我震撼的是讲者沉浸其中的幸福感：“为了爱，为了爱／告诉你吧，我付出的不多也不少／整整一生”（它说的是英语）。美国诗人狄金森的一首小诗《为了爱》。这位诗神，给后世留下无数诗歌经典，自己却终身未嫁。再举百年中国优秀的译诗文本，梁宗岱先生译歌德、魏尔伦的《月光曲》，瓦雷里的《水仙辞》，还有众多的优秀文本。这些优秀文本美在那里？弗罗斯特说，“读它一百遍”。要知道，真正的好诗，是让人百读不厌的。于现实是，我们面临三个问题有待解决：一曰读不懂，二曰能读懂却找不到感觉，三曰读下去，惨不忍睹。
记得一个时期，我曾饶有兴致的参与诗的论战，给我刺激最大的莫过于被对方讽曰：欣赏水平过低，还须培养；听后，心底直骂娘；也正是这么一个过程，让我坚定自己的写作方向，开始明白，普通大众“饿死诗人”的发喊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诗到如此地步，该怎么办呢？是谁之过呢？还真不好说。所以我在这里有必要提个醒：是该讲讲诗的和谐的时候了。
有三层意思：一是诗人自己要讲和谐，二是实现诗在大众之中的“和谐”。三是诗人要自觉地去完成诗文本的和谐构建。
（一）诗人做到诗与自己的和谐，在学识在修炼。先说学识。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最精致的语言，没有扎实的学识功底，怎么行呢？前人有言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书破万卷，下笔自有神”。想想，一个诗人有如此身手，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于一己之心身，是一种如何的心怀与境界？翻开一部诗歌史，从古至今能留下姓名的诗人，有几个不是饱学之士，不是道德文章修养极高的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种吐纳天地的家国豪情，包举八方的雍容气度，气态万千的才人情调和悲悯；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在怎样一种生存环境下，诗人们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自己也为芸芸众生的寻找一个灵魂安放的地方；即便是走向穷途末路，英雄失路之悲的豪气，依然充塞天地之间，传递给我们的，仍不失它悲壮的和谐。因此，古人给诗下定“诗以达意”这个概念。就不管它是达一己之意还是达大众之意，重要的是这个意，自己是否满意，给人家是否乐意接受。譬如赠人礼物，总是自己发自内心，乐于相赠，它人受之恰当又十分的受用，所谓灵犀相通，心里融和，达到与人和谐。
（二）与大众的和谐。大凡作文，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先感动自己。“为什么我的眼里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国难当头，民族遭受外来侵略者欺凌侮辱，仁人志士生死以赴，血染大地的岁月里，诗人的吟唱是多么沉痛，多么真挚！我想，单从创作的过程上讲，诗人正是因为有这个经历，切肤般的感受，一经唱出来，才在大众的心灵产生共鸣！这个共鸣的产生，就是诗文本不可或缺的“谐”！所谓中正之声。无论它是悲壮还是欢乐，激昂还是平和，雄浑还是婉约，总是恰到好处。至于捶胸顿足；抽刀断发，终是田夫野老，市井贩夫，下里巴人之举，虽来得痛快，但作为一门艺术，一种表现形式，难不为人诟病。说得难听一点，何不骂它狗日的既直截了当，又省功省事？！
（三）文本的和谐。前文讲到，一位西方诗人这样说，“先读它一百遍。”于一首诗，能吸引一个人读上一百遍的是首什么样的诗？那定是通向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圣经啊！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下来如唐诗宋词，却让中国的读书人读了上千年，至今仍是不易的经典。即是如现代人的眼光去审问这些文本，由这些文本产生的形式美、音乐美、内容美至今滋润着我们。用现代人的情感、视角去审视过去审视现在，古人和今人的气息是如此息息相通，如果套改前人的一句话说，现代人是真正的境界大，眼界宽，感知和实践的范畴真正跨入宇宙洪荒的真实境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走出唐诗宋词的边疆是理所当然的时代进程。文本上，我们通过学习西方自由体，于一百年间尝试完成新诗文本的初步构建，于进化的角度讲，即是不向西方学习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诗就是诗。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它是我们人类语言的精粹。长和短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规定，但下笔数千言，一逗三百句，把文本无限放大，把情感肆意扩张，把意象任意重迭；反之，却又形单影薄，辞不能达意，离精粹的要求自然远矣。现代人用现代语言写现代诗，不容争辩；百年新诗，我们也不必去追问对还是错？我们单只就留下的文本，能让我们愉悦地阅读，甚至于能读上一百遍的文本，不难找到我们需要的结论。曾经有人这样断言：“自由诗就是汉语言文字这个庞大的字码中，选择一定的字数内。注意，必须是一定的、最具张力的字词。只有它才能把你的情感你的‘意’，在一个适度的表达主题范围内，将其完整的表达。它不会多，也让人不会感觉少。”这个结论下得虽有些武断，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有三点可以作为我们现在写诗的观照。
第一、诗是一门艺术。是艺术必有它基本的规律，基本的准则。故一般说来，诗人的追求主要是如何去捕捉、提炼和表现天地间真、善、美的形象，为读者提供一个使心灵获得安吨的意象境界。单就一个真字，百多年前，我们湖南有一位叫陶澍的先生有一个著名的五字诗论：叫“诗印心而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书斋也取名曰：印心石屋。以示已志。“诗印心而出”。是说，诗吐出的是真心，道出的是真情，是真实的写意，绝非弄虚作假，子虚乌有。一个真字，前朝前代以至于有这样真切的规劝：诗可以数年不作，一作不可以不真；否则，须先问问这个文本是否在玩文字逰戏，是否有朦读者之嫌，是否有可能被读者咄之为另类文本！
第二、倾情母语。新诗的前途仍在于语言的技巧之中。诗是语言的艺术，是最精炼的语言。如何使它精炼，这是每一个诗人要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是不是要有点古人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的精神呢？我看这也是衡量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标准！汉语言有无穷的创造活力，可以小到一个词素，就是一个字都有丰富的内涵，这在东西方语言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季羡林先生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说到汉语中的“孝”字。“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谓之孝。而在西方语言中根本没有“孝”这个词，而对这个孝的解释是：“子女对父母的虔诚。”由此可见语言的孰优孰劣，也由此可见汉语言广阔的空间。所以说，诗的炼字炼句炼意的过程，是汉语言词汇向灵魂突入、向生命亲近的过程。而这正是诗歌所必须的。
第三、建立新诗律侣的可能。前人有言：“汉字无字不活，无字不稳，句意相生，缠绵不断”。（清诗话续集）确实是对汉语言的妙评。如前述，我们以“印心“为前提，以丰富的汉语言为基础，再把我们的写作立足在由印心而出演绎的情绪化节奏、情绪化音节和韵味上，就有了这种可能。从古文言古诗及至现代诸多绝妙文章莫不如是。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有生命力的新诗，为人民大众喜爱的新诗就是极好的例子。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借鉴点什么，如果我们抱持对诗的那一份虔诚的话。
因此，我也可以这样结束我的话题。
2009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