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想表达的意思是：诗人对诗歌的修正首先是诗人自我的修正；诗人对诗歌的认识首先是自我的认识；诗人诗性的回归首先是诗人道德的回归。如果诗在人间，诗人与大家必定共饮一口井水。
——作者题记
先说诗歌的自我“修正”。
修正者，修改正确，使完美也；又曰，篡改。如我们说某个向上生长着的事物需要修正，意思大抵不外乎是它的本体失之于“正确”或者思想有“出墙”的危险了，于此，有必要对它予以修改。
把修正一词提出来，用于修正今天的诗歌，并由此上溯至近二十年来的发生发展过程，不是一件不置可否的事情，而应是必须进行的事实。修正的内容至少包括这样二个方面：其一是诗人提供给读者文本的修正；其二是诗人对自我的修正。
文本的修正，可以追索至新诗文本自引进以来我们篡改、遗漏的部份，当然这不是谁的过错——因为，相对于诗歌这个独特的文学式样，最高语言艺术，（请允许我这样言说）译的过程就是篡改原作、将精华遗失的过程。就汉诗为例，诗经以降直逼唐宋元明清，没见得那一个诗歌译本能达到原创的艺术水平，甚至同样是明白如话的白话诗，而且无论是汉古体诗还是近体诗，登峰造极的作品，一经译者之手，除了给读者通读之便外，原创风貌与它的精气神尽失，遑论意境或者其它了。试想，“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可以译得来的吗？这个认识，只要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认可。藉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想见，中国新诗这个外来文本，自“五。四”时期伊始，新诗人们在取得砸碎传统格律的镣铐胜利，以及分行折迭的形式后，还得到了什么？当然，有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新诗人们没有忘却它们是在试偿，在试偿中完成重构的梦想，并因此为我们留下不少重构的经典。但是什么原因，它们的吟唱在后来直至于今的我们而中断了？没见得有谁去拷问过？谁再去潜心研究过，作为一门艺术去探索它生存、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也许是难度太大吧，我姑且这样认为。
由汉诗译文本我们自然要联想到外国诗译文本。就我为例，书架上外国名诗人的中译本不下数十家，有一个感觉：这些本子中的优秀作品，现在通称的大师作品与我国上个世纪“五。四”时期及后来影响颇大的屈指可数的作品一样赢得国人的喜爱，这主要归功于这些诗除了形式上的大体押韵，无论是象征还是意象，通读起来语音与感觉几本切近，也不存有意识形态的差别，可以说它是真善美的语言艺术。再看这些诗人们有关诗的宏论，在扎根本民族语言这块土壤的基础上，从形式到内容，它们提及最多的仍是诗的中心（奥姆费洛斯）、音节和韵律、进入文字的情感和一个诗人的真诚等等，同样，它们也在观照现实，反映现实，并作为写作的镜子，也从未刻意去规避真理与正义这些词汇；它们甚至考虑到原创与译本，本民族读者与不同语言民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语音与感觉上的极大不同，而不是把责任推给译者和读者，所彰显的是另一种理性和自觉修正！
反观近一、十年来我们这个诗坛，不知分了多少流生了多少代，出了多少民间学院，互相吐了多少知识口水，打了多少先锋后卫仗，投放了多少新词语炸弹，还有媒体的推波助澜，结果却总是一个：诗没有人读。其实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人们为什么不读诗了，却总是不肯承认，不从实际的从本民族语言出发去解决问题，不反省自己如何去加以修正，一味狡辩，责任总是在彼不在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言诗歌和它的诗人不是没有重构的能力和希望，也不是产生不出好的诗人，没有读者，在当下它什么都不缺乏，追根究底，是为诗者们缺少为诗的真诚和自我修正的勇气。因此，汉诗要完成它的文本的重构和修正，必须先完成诗人的自我修正，去做一个完全的修正主义者。
诗人的修正，首先应从做一个诚实的人开始。修正我们自己就是修正我们除做一个诚实人以外的虚伪的部份，与我们这个现实无关联的部份。诗钟爱于每一个诚实的人。它与那些口头上说先解决吃饭问题再写诗的诗人无关；与制造各种语言喧哗口口声声“西大师”怎么怎么说的人无关；更与那种诗人面前我是“老板”，老板面前我是“诗人”的人无关。修正它，完善我们自身，有点类似于传统文化人的’修身”。譬如“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断纠正自己的过失做一个有道德的诚实人的起点，更是一个人由此肩负家庭、社会责任乃至国家民族责任的起点。如果你是诗人，从这一点上来说，相信你的发声起码说的是人话，能够取得读者的信任，进而用你的笔深入挖掘人们共有的精神矿藏。不错，有些时候人们会说，诗是最具个性化的东西，属于诗人自己，那好你就写你自己，供自己一个人欣赏，你不打扰人家，人家自然也不会打扰你。但是如果你要发出声音，而且是向这个社会发出声音就得有听众，让人理解你认识你，以至于给人有新的认知受到启发，你总不能半夜吹喇叭式的无故制造噪声，让人不能安眠吧！我想这也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当下诗界有一个很时髦的提法：诗意地栖居。乍看来简简单单五个字，好说，过后仔细一想，这不是什么“高山仰止”让人却步，简直就是泰山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也许对于一个客观上和主观上没有私心的人来说很容易做到，如我等一开言就会产生某种个人私利性质的东西，是能说到做不到的，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有关修的话题只好就此打住，扯淡了。
接下来，再说诗歌的认识道德。
先借用西大师昆德拉一句经典名言：“认识是小说的道德”。我也是拾人家牙慧，人家意思大抵是说，写出的小说，一是要让人懂的；二是要给人新的认识，否则，它就不配存在。由此类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认识是诗歌的道德。也可以这样一是二是去阐释，我想这应该没异议，都是文学作品，只不过文本的形式体裁不同，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归指大体趋同。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认识的问题，因为有许多的认识需要澄清：比如你手中的文本（先不说它是小说还是诗歌）读来总是视角模糊，朦胧一片，不知它美在那里？又累死人，你还又能说它有存在的理由吗？作为一个读者，有时还真不易，其遭遇与自由市场上宰一刀没有多大区别。可人家动辄还说，‘你欣赏水平低了，不懂什么是审美，得培养’？甚至引经据典：‘知道啵？事隔百年之后，彼西人梵·高的《向日葵》一锤拍了七千二百万美元’！厉害吧，就不说人家西人，咱自家的“阳春”、“白雪”，经大师们连篇累牍推介的经典，还真的数不过来。引商刻羽，世俗之人，焉知曲之弥高？反之，这“下里”、“巴人”，精英们是不屑一顾的。
二千年过去了。文学史上，类似如“腴之甚”的评语（金圣叹），没有谁给宋玉大师洗涮洗涮。用现代人的行话说，这“腴之甚”就是“包装”过份，是蒙人的“水货”。水货的东西自然价贱，商家瞧不起，老百姓痛恨。真的上当受骗了，只有骂娘，这不是人的东西！
在一个时期里，属于大众的文学作品，出过多少这样包装的水货，变花样取巧，蒙人耳目，不让人认识，更罔谈道德、社会责任和道义。当然，读者们也就只好目之为“另类”了。
诗自《诗经》以降，就有了诗人，就有了兴、观、群、怨；就有了可多识之于鸟兽鱼虫木石的认识观。夫子用一言以蔽之，曰：“无邪”。只两个字，将一个非常理性的认识范畴和美学原则，概括得干净利索；即是三代之初，先民们会盟誓师时“时竭曰丧，与汝皆亡”的呐喊，越几千年，于今我们仍可感觉得到这诗一样的语言、与火一样的激情。告诉你：天下腐败成这个样子，再不起来反抗，大家都没有活路啦。三百首唐诗，是近代中国人广泛接受、认识的大众读本。这其中，也有古今读者认识朦胧的诗，这种朦胧的感觉，虽了无定指，却又大致趋同：它的形式是美的，音节是美的，营造的意境、情感氛围更是美的。你浸淫其中，便觉心旌摇摇。朦胧的美，（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为数不多的诗歌文本）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同时，作为诗的道德伟力，也在人们的心中，霎那间得到有效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时代的诗人，唐时代的诗人，为大众认识，写出优美诗篇的新诗人们，他们是道德的，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最起码他们没有背离先人们淳朴的认识方法；，也没有背离爱他的国家，爱他的人民，爱天地万物，敬天法地又温柔敦厚的情怀；更没有背离追求真理的认知，直至九死不悔的诗歌精神。
现在，科技将物质文明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认识也不断更新。某些传统消亡了，外在具象消失了，是很自然的现象。一部诗歌史，从三言、四言起步，发展到五言，七言，又四、六、八、十成句，甚至更多；形式有唐诗宋词元曲之分。所谓佚代不同，风格各异，艺术审美的归指却始终如一。谁都得承认，时代进步了，在艺术手法上，现代人的表现更加细腻，更加逼肖。
比之于程式化的格律，新诗走出了格律的边疆。自由抒发现代人的内心感受，自发性的思维，更能完全表达对现代科技文明的认知，是新诗最伟大的功果。新诗写上一百年，也足以证明，在诗国的土地上，有着充分的生存理由和发展的土壤。尽管有人喜欢热热闹闹，不断去分流生代；有人唯新其形式是新；有人忧心忡忡意志尜潦倒；甚至还有人有意去回避：认识诗与道德这个命题。对于诗歌，还有比读者认识一首诗和它的道德更为重要的理由吗？显然没有。观点再新，词再炫人眼目；已不认彼，彼不识已，读者就不会‘埋你的单’。一心只为了去寻找一句惊天动地的语言，为下个世纪而写作去寻疯卖乖，只是一个笑的浮词。实质是一种个人道德的缺失。
在我们吸纳自由的空气，继续诗语言的吐故纳新的时候，我最想表达的是：诗人对诗歌的修正首先是诗人对自我的修正；诗人对诗歌的认识首先是诗人对自我的认识；诗人诗性的回归首先是诗人道德的回归。而后，才有我们这个时代大众的认识，诗才是大众的诗，诗人才是大众的诗人。如此，人们定然会这样指认，诗还在人间，诗人和大家同饮一口井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