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颖
一抔新土
越近年关，老周家的门头就格外热闹。
周登发看见妻子变难看的脸色，意料之中，还是去开了门。
进来一个同庄子的农民，又是来卖地。这些农民大都分为两类：一是家中是实在田少人多，再勤恳也余不下粮；二是家中土地充裕，自己好吃懒做。
周登发答应买下那人的一亩半的土地，拿了现钱出来，打发了农民离开。妻子见人走远，开口就骂：“又买！买了你种的完？”周登发无奈：“家里不是人多么，更何况他们也要现钱来过年，到年关了，我不买他们的地，不是把他们逼死么。”妻子瞧了周登发手上的钱袋，越发气恼：“家里的钱哪里不是一分一分卖掉粮食挣来的？外面多了那么些田，家里日子却过得紧巴，说出去都觉得好笑！”说完进了屋，狠狠甩上了门。
周登发无奈，这种争吵，每隔几天都要来一回。
冬日里入夜极冷，周登发多裹了件外衣，走在空荡荡的田埂上，还是冻得发抖，他清晰地听着牙齿碰撞的声音。
布鞋踩在冻硬了的土地上，每一步都直直的，周登发口中数着步数，呼出的白气弥散在空中。转了弯，还是在这家的地上，沿着田埂继续走，一圈走了下来，周登发略略算了下，统共是有一亩半的大小，放下了心。
周登发瞅着这片夜色下的土地，仿佛看见了第二年秋天丰收的景象，到时遍地金黄，收了粮食卖掉，家里多了一份收入，日子也可以宽裕些。黑暗中，周登发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欣慰的笑容。
第二日，家中的花圃有了松过的痕迹，小女儿弯下腰，发现新鲜的土壤中埋下了一粒粒的种子。周登发带了弟弟周登宝和大儿子来到花圃旁，说道：“这是那几家地里的土，咱们先试种，看看土质，再决定明年种什么。”周登宝笑道：“大哥这几天晚上冒了天寒出去就是为这个？”周登发点头，摸着老大的脑袋：“老大要记住，土地是咱农民的根，马虎不得啊。”
小女儿方才两三岁，听不出个所以然，只大略知道土地是个好东西，有土地，他们一家才有饭吃，才能把米借给别人，才能买得了物什。想着可以买东西，又高兴地蹦跶到别处玩了。
1950年，那些新土，那些可以帮着农民过冬，那些承载着周登发希望的新土，将他和他的家人带入了苦难的深渊。
周登发和周登宝两家总共有六十几亩地，队里来了人，只说他们家的地超过了这边人家的平均数量，多出来的部分全部要充公，另外，根据多出来的亩数算，他们一家会被划分成半地主（富农）。
妻子趴在周登发的腿上只是哭，一直哭，声音越来越小，再没有劲力大声骂喊。
半根油条
半夜里，家里突然闯进了一群庄子里的农民，周登发、妻子、周登宝和孩子们都被这群人赶到了院子里，一部分农民留在了院子里，看着周登发他们，剩下的农民浩浩荡荡冲进屋子，厨房里的碗筷有的被抱走，有的直接被摔在了地上，房间里的脸盆架倒了出来，铜盆落在地上，发出金属的嗡鸣，不一会，又被人捡起，拎在手上出了去。小女儿才4岁，只以为自己在做噩梦，恐慌地躲在母亲身后，双手抓住母亲的裤腿，仍在不停颤抖。家里预备过年的咸鱼咸肉被提了出来，几个人哄上一分便没了。两三个人正扯着一团大红毛线，整齐放在箱子里的毛线，现在杂乱纠缠，那些人更加分不开，只得狠狠地骂。小女儿认得那团毛线，是母亲预备给自己织毛衣的，她刚想哭喊，母亲就已捂住她的嘴巴，她闷闷地叫了几声，在砸抢之声中，更加不可听闻。
领头的人拿了搜出的余粮钱，走到周登发跟前，弹弹纸钞：“就这么点？”周登发配合地从地上站起，不发一言，他知道，这是要搜身。
那人从周登发的胳膊向下，一路拍打，没有任何收获，有些悻悻，看见周登发脚下的鞋子，顿时来了精神。周登发看着那人发亮的眼光，脱了鞋子，赤脚站在旁边的地上。那人倒提一只抖抖，什么都没有，一脚将另一只也踢远了。
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漫长，一大家子十几口人，蜷缩在小小的房子里。
那群人来时，小女儿往里缩了缩，见他们要带走父亲，立刻和哥哥跑了出来。周登宝挡在他们的前面，对那群人说道：“我哥哥身体已经不好，我代替他去。”周登发一把拽住周登宝，周登宝道：“老大，一根油条你我都一人一半，今日的祸我也替你分担。你只照顾好嫂嫂和侄子们。”周登发双眼闪着泪光，看看孩子们，又看看妻子，松开了抓住周登宝胳膊的手。
周登发只能看着弟弟被那群人绑着，脱了外裤，站在冷水桶里。一盆一盆的冷水从周登宝的头顶浇下，伴随着哗哗水声的是人们高兴的呼喊。水桶里的周登宝，双腿发抖，浑身哆嗦，嘴唇也是青紫。到天亮时，周登宝才被人从冷水桶里捞出来，双腿已走不了路。
中午，周登发被抓了去，戴上高高的大帽子，和庄子里其他几位地主富农一起，拖到了搭好的台子上。大队干部涨红脸，把右手举得高高的呼喊：“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万恶的地主分子周登发！”围观的人立即跟着呼喊口号，声浪阵阵，似要刺穿他的耳膜，他将头放的很低，身后的棍子更容易地敲在他头上，一下又一下，五官因疼痛而扭曲。
周登发被压制着，沿着队里划分好的路线走在村庄之间，头上的高帽尚未摘去，胸口还挂着“地主分子周登发”的大牌子。周登发不知道群众为何这么激动，吵吵嚷嚷，他也无心细听，就是这些人卖过地给自己啊，多么好笑。他喉头苦涩，咳嗽咳岔了气，脚步略一停顿，被人从后面狠狠推了一把，踉跄一大步。
一块烧饼
周登发一家，没有能够入社。
周登发会比平时起的更加早，他要去城里拉灰，回来为土地施肥。车内的灰沿着他走过的路慢慢洒下，流成身后地上的细细长线。车，他可以推得很稳，但他们家的土地被分在别人的田中间，连平稳直达的田埂都没有，拉灰的木车只能在土路上颠簸，像一个不听驯的小兽。
到了中午，周登发吃不了大食堂，又不愿耽误时间，每天早上在衣服里放一块黄烧饼，那烧饼由体温捂着贴身放了一上午，竟是温的。他就站在路边上啃，也不喝水。同一个庄子的人，每看到他灰旧的衣服前襟张着，都知道他怀里揣着块烧饼，必是今日的午饭，脸上便会挂着怪笑。不知从何时开始，“周登发”和“黄烧饼”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笑话。
当弟弟周登宝告诉周登发那些“地主”“富农”也可以申请入社时，他却有些犹豫。他问弟弟：“公社里的生产不是要换成工分？”弟弟点头，他想了下：“这几年人民公社里的情况也不是太好，大家在一块，积极性都不高啊。我一样的种地，拿工分换到的东西却少了，日子不是更难过么。”弟弟指了指院子内的小侄女，说道：“哥，你不入社，孩子上学怎么办？家里到现在还没通上水电，水可以从外面井里打，电怎么办？”
周登发最后还是打了入社申请书。
日子并没有好起来，自己的小女儿逐渐长大，作为富农的子女，她成分不好。平时在家门口玩就经常被歧视，每当知道大人们都告诫自己的小孩，不要和自己的女儿这群人玩在一起的时候，周登发只能将哭泣的女儿抱入怀中安慰。周登发没有想到，自己入了社，孩子读书也只能读到小学，没有初中高中可念，更不用想分配工作。
周登发终究因为不甘心气坏了身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黑五类”被提出来重新批斗，周登发的病终是熬不过去，没等得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在1968年便撒手去了。临终之前，周登发把女儿叫到床边，看着自己的最小女儿，无力说道：“我以为可以让你母亲、兄弟们过得更好，结果终是让你们跟着我受苦，是我害了你们。我们现在是穷，但穷……是好事·……”他抬手帮女儿擦去眼泪：“我有罪啊，不能看着你出嫁了……”周登发浑浊的眼中突然流下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在枕巾上。抄家、批斗、嘲笑……这一件件事情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发生的，胸中闷闷地疼痛还是那么深刻。周登发声音哽咽：“老七，只记住，一定一定要找最穷最穷的人嫁！”
小女儿哭倒在周登发床前，再抬眼时，周登发已驾鹤西去。
历史感悟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很多犹豫。第一，便是题材，我选择了土地改革。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什么“地主”、“富农”这类名词，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出现。实则不然，中国近百年来总共有三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便是离现在最近的，也是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1950年土地改革。周登发，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所经历的，正是第三次土地改革。然而文化大革命发生在1966年，远隔了整整16年。
第二个犹豫便是人物以及视角的选择，初初将曾外祖父周登发定为主人翁，还是不放心的。毕竟周登发这个人物太小，既不是参与长征的红军，也不是共产党的地下专员，更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充其量是一个受害者，但受害比他更严重的还大有人在。然转念又想，既然是受害者，便是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中国的历史多是写帝王将相，小老百姓像是历史汪洋中的一粒细沙，渺小得无法找寻，殊不知，一粒细沙再小，也是来自于人来人往的沙滩之上。有人处，便有历史。曾外祖父一家，不过是那个时期一类人的小小缩影。这里，仅当我是用一粒沙代表了一片沙滩。
我用第三人称来写，写完自己都觉得像是写了一篇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否能够打动人，那段历史都不再冰冷。那是已成历史的人和事，他们有语言，有泪水，有无奈，有神态……我想通过活生生的人事，警醒自己，警醒他人。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喊冤平反，更不是为了批判，只是为了去揭示一段真相，还原一段历史。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其影响必然有正面，有负面。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怪罪个人，那个时代本就无人对错，只是迷茫无知罢了。但如果现在，我们仍在对待某些问题的态度上，轻易地下定义，从而将矛头指错对象，那便是悲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