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思之（律师）整理：杨东晓（本刊主笔）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才真正从根本上考虑过往二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说，让我真正对历史开始反思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在温都尔汗之后。
“九一三”
我知道林彪出事算是很早的，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那时我还在北京郊区的南口农场劳动改造。10月初，和我同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的朱平——他是我在北京市法院时的同事，来告诉我“林彪出事了”。
朱平是我们劳改农场唯一的经常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的人，他不仅外语很好，还有一项技能：会调短波。所以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消息。当时我们能够每月进城一次，10月1号他回城里，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听了。
我从1954年就开始“偷听”敌台了。那年搞内部肃反把我软禁起来，这时我得到320元稿费，我们领导找到我说“你不要拿这笔钱”。我说这不是我愿不愿拿的事，现在的问题是人家给不给。
但是人家出版社根本不理法院，还是把320元稿费给我了。我去买了一台南京电子管厂的熊猫牌五灯收音机，能够听短波的。我就开始听敌台了。
尽管自肃反以来，我此生遭受的一连串的厄运就开始了，但我一直没有想过是哪里出了问题，一直把毛泽东当做神一样对待，直到林彪在沙漠中折戟了，一个写入党章的人“温都尔汗”了，肯定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分歧，而且分歧公开化了，这使我产生了思考：他的接班人，一个刘少奇，一个林彪，怎么都公开分歧了？
“镇反”
我对1951年镇反的做法，当时就是不赞成。因为这样做不是依法办事，处决一个人起码得经过法律的审判，得给人有个说法。镇反的时候也不经审判了，一张布告几十个人命就没了；没有布告也可以杀人。尽管我对这种做法不赞成，但镇反是当时的大趋势，毕竟是个运动、是个政治运动，我也就认为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切都应该服从政治需求。1979年平反后“归队”时我不愿回法院，也与这个有关。
我亲眼见过的一次在土城执行枪决，枪决了70人。我眼见那被杀的、杀人的，都在发抖。开枪的都是新兵，他们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枪——士兵也害怕，打不准啊！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里很久都过不来。
从1951年镇反开始，到1952年“三反五反”，再到后来的历次运动，法院都很难严格地依法办事，都是服从政治。给我印象最深、刺激也最大的，是1957年反右之前，人大代表对法院镇反的做法很怀疑，于是有人大代表到法院来视察工作。法院对在此前没下过判决书的死刑，临时写了判决书，一看就是假的，怎么办？就有人出主意用醋泡。后来，法院的同事陈建国贴出了大字报：“法院醋泡判决，良心哪里去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打老虎”
镇反以后，印象较深的就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前几年为了回忆这段历史，查了一些资料，毛泽东每天都有指示，他是亲自指挥。他一定要在全国打出大老虎，包括部队里也要打出大老虎。
北京市的法院开始没有动，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机关没有成立打虎队。后来每个单位必须有老虎，哪个单位没有老虎，单位必有问题。这个时候法院也成立打虎队了。
当时法院领导还很信任我，让我做打虎队队长。可是我什么材料都没有，什么根据都没有，我怎么打呢？
当时的院长王斐然、副院长贺生高他们两位都对我很信任，他们让我做打虎队队长，我也不好拒绝。当时我的工作最忙，敌伪产的案子积压了一万件，工作忙又要打虎，怎么办？那就只能晚上打。
打虎打谁呢？既然反贪污就找财会部门吧。财会部门找谁呢？想来想去，就去找在旧社会法院工作过的财会人员。我们查了他的账，人家确实没问题，我们拿不下来他。于是就想方设法内外夹击，找他的夫人、深更半夜到他家里去闹。搞了很长时间，这个“虎”还是打不下来，人家确实没有贪污。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是法院宿舍，后来有人告诉我，听到他夫人在院子里跟人说：“张思之没有良心，他结婚的被子都是我给他缝的，被子四个角上那花生、栗子都是我从山上给他找来的。他这样欺负我们、欺负老头子，坏了良心了。”
这场运动中，我也想到过，这样做对不住人家。但那是大运动，不是他家就是别人家，反正得找出大老虎来。
揭发
我们的院长王斐然，是1948年和我一道从解放区进北京城的老领导，他人是不错的。1951年镇反之后，北京市委以副书记刘仁为主的一些领导，认为应该充实法院队伍，于是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来了他们信任的贺生高来做副院长。
贺生高是位老陕北人，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他是刘志丹那时的人，他到最后走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几颗子弹。
正副院长后来对立起来了，两派之间弄出很多矛盾。
有一次我听到王斐然在下班后给一个女子打电话，而此前又听说过他进城后与原配离异态度很坚决。我年轻时就是这个观念：共产党员就是圣洁的，一点灰尘都没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样？再加上王斐然也包庇过道德和工作作风都不良的同事，这种情况下，我就成了“贺派”了。
到了“反高饶”的时候，空气已经变得很不一般，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一出来，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加强党的团结。我开了几天会都是一语不发，我知道我要是讲话，人家肯定不爱听。到最后会议要闭幕了，常真发难说：“思之同志不发言不太合适吧。”那就讲吧，我一讲就搂不住火。
我讲王斐然曾经袒护某人不良作风和工作问题，还有对他官僚主义的不满，并且在那种场合批王斐然平时男女私情，气得他当场回了一句：“无非是‘房中术’嘛。”现在想来，我这样的批判属于低级趣味了，确实不应该。那个拉我起来讲话的人很凶恶，他说：“思之同志讲话很重要，应该让市委派人来听。这个人经历过延安整风，他有经验，他知道怎么煽风点火。”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这样神圣的党，怎么能容忍你这样的行为，你既然是领导，你就要用非常圣洁、纯洁的姿态来领导工作。所以我不能容忍他的缺点。
肃反
很快，1954年的内部肃反，降临到我头上。
1955年“肃反”大规模开始后，法院常委在党内号召全部共产党员中县团级以上停止工作，来对付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法院骨干分子都站到了我的对立面。
他们在整我时，用的手段比我们打老虎时恶劣得多了，有人给我写了一封“特务来信”，故意造成我与特务有联系的假象。我认为这是法院内部的人写了来陷害我，因此坚持让他们调查是谁写的，这很好查，但他们就是不审查这封信是谁写的。不但不审查，到了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以后，他们又拿着信来找我，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是你写的，你承认就没事了。”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写特务来信？他们这种手段真是又荒唐又很拙劣。
我也不是那么好整的，虽然几十个人为了王贺之争来斗我，但我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过。有一个具体的情节是：王斐然看到怎么整我也拿不下来，他就来找我了。他说：“问题讲清楚也就告一段落了。老这样子僵着也不是办法呀。”我说：“那我可以如实地讲，我该讲不该讲的都讲了，我已经讲清楚了。”他提示我说：“那你可以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这很明显是想让我把贺生高咬出来。我对他说：“那你要早做这么个自我批评，我不早就没意见了吗？”
更早的时候，有人批斗我，是因为我参加过远征军，他们就批我参加过“伪军”。我从来都敢公开讲，我对美国是有感情的，二战期间美国这个国家对中国提供了多大的援助，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参战，德意日不是没有得逞可能的。但是抗美援朝时，我真是认为美帝国主义是野心狼。我刚加入远征军时就接触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了，并深受其影响，但在抗美援朝时，我认为是美国政府背叛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有一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就一直没有恐惧，因为我一直置个人的生死、荣辱温饱无所谓，我太无所谓了。早一天走晚一天走，都是走；吃好一点吃差一点，只要是温饱问题能够解决，都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怎么整我，怎么给我不舒服，我都太无所谓了。知道他们是故意整人，但我并没有怀疑过他们整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对运动发展事态已经明白了，但是即使是1954年内部肃反肃到了我自己身上，我也没觉得是政策有问题，我以为是下面的人在执行中出了问题。
对斯大林的崇拜也这样。1953年内部肃反还没有开始，我是刑事庭的庭长助理，同时是敌逆产清管理组组长。有一件事我未曾公开讲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我觉得我受到了沉重打击。我甚至觉得自己比毛比周都沉痛得多。人类的前途没了，不得了，这怎么办呢？我命令我领导的一个小组停止了工作，开追悼会，40多人一律站着。正在这时，出身北师大、我们一起工作的苟正华闯了进来。
苟正华一进来就说：“老张有个案子要向你汇报。”我“啪”就甩他一个耳光，“你也不看什么场合，汇报什么”。我在那种极度恶劣心情下，竟然抽了他一个耳光。后来我一直向苟正华道歉，他对我很宽大，我们俩关系一直很好。我在当年对斯大林的热爱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太重大了、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去世时，我有的只是这样一个想法，人类的前途，怎么办啊？
“放卫星”
“大跃进”我们参与了，我们还在南口北京市委的农场参加了放卫星宣誓大会。
南口农场放卫星的方法是，把已经快要成熟的30亩稻子拔出来放在一亩地里，当时所谓的密植，绝对是密不透气。庄稼不透风不行啊，后来经高人指点，在这块地的四个角安装了四个鼓风机来吹，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来视察过，因为这是新生事物。
我们也不是无知的人，30亩稻子眼看就要有收成了，你拔出来合成一亩？这不是糊弄人吗？但是当时我心里还有个疑问：《人民日报》上面小孩子坐在稻子上。《人民日报》能造假吗？《人民日报》总不会骗人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想不通，也不信一亩地能产几十万斤。
南口农场当时有四个分场，总场召集四个分场开誓师大会“放卫星”，放卫星的方法很简单，一分场上去发誓，比如他们宣誓要产2000斤，二分场宣誓就要产4000斤，三分场宣誓就要产8000斤，到了四分场就是1.6万斤。当天就能长几十万斤。这很明显是在瞎吹，跟我在一起的周奎正，他说这一亩稻子长这么多，这装在麻袋里摞起来，得摞多高了呀？就为这句质疑的话，当时就按反革命来批斗他。
我们这时候就很明白这放卫星是怎么骗人的了。但我认为路线不会有问题，毛泽东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从心里觉得他说得多好啊！那些出问题的，一定是下面执行者不好。
“不驯服”
1979年8月份高考评卷，我们被封闭在北师大看卷子。那时是保密式手工作业，很辛苦，效率也不高。卷子还没看完，学校党委就来人找我，说市委通知你明天早晨9点到市委报到。我问什么事？他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保密的，但是你必须来。
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李立功宣布，市委决定要审判“五大领袖”。市委研究了分工。第一个是老佛爷聂元梓，第二个是蒯大富，好像第三个是韩爱晶，念到韩爱晶时，宣布审判员张思之。念完宣布散会，明天开始工作。
这时我只好找到法院带队的，我说对不起啊，这个任务我接受不了。当时我讲得比较温和，我20多年没办过案件，我怎么会审案子呢？他们就说：“我们是反复研究的，我们研究了材料，因为五个人中，韩爱晶最难对付。我们觉得你能对付。”我说：“对不起，我很难办。”当时我很强硬，我说谁决定的，我也不会去。
1979年“平反”后给我的前景是，你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原来你是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当时我刚恢复党籍，他们就说：“作为党员你得遵守政策吧？”我问：“哪条政策啊？”他们说：“归队呀。法院你实在不愿意回，那你得回律协。”我说我宁肯回律协。我说我是从律协出去的，我就回到律协来。
当时普遍的想法是律师比法官低一等。法官都是政治上过硬的人，有问题的人才去做律师。或者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政治上靠不住的人才做律师。很多人对我的决定很难理解。
我做出回律协的决定，是认真思考过的：经过这么多年反反复复所谓的斗争，人总要有所思考。
从这次开始，我也不那么驯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