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姐回到广州，给我寄来了那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阴郁的秋天相聚了。照片上，我父亲他们五个都穿着便装（或许正是这一点，让这张照片得以保存到现在）。面容消瘦，神色阴郁，衣衫也远不如往日讲究。一点也看不出劫后重逢的欣喜。杨曼云静静站在父亲身边，这大约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曾在我三叔家看过她一张战前的照片，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斜躺在草地上，纯净又快乐的样子。
杨曼云去世的时候，应该很年轻。她还没来得及生孩子。
九年之后，我母亲要生我的前些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杨曼云来到她床前，神色悲戚，对我母亲说，看你多好啊，有了家，又要有孩子了。然后久久无语。我母亲将这个梦对我父亲说了。父亲沉吟半天说，这个孩子生了，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云吧。于是，我的名字，就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性有了关联。这个女人跟随我父亲，在战火中流离半个南中国，最后把年轻的骨骸，埋在了西南边陲一个叫大溶江镇的陌生地方。也埋葬了父亲战乱之中最珍贵的一段恩爱。
“抗日战争胜利，医院随兵役部办理结束。我于1946年元月被调至白市驿伪第四军官总队第一大队为队员兼医务所主任，1946年3月由过去的同事唐健民介绍我进重庆北碚伪中央测量学校校医院当二等正军医（中校）。该校在1947年秋迁到苏州。”
父亲调往苏州，这个美丽的江南文化名城，从此与我有了生命联系。
父亲一生喜爱艺术，1940年，刚到广西大溶江145后方医院的时候，父亲曾和小姑父一起，组织了一个京剧社，为那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演出。父亲去黑头，姑父去小生。我们小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他们一起唱唱老戏。
父亲在另外一篇交代材料中写了，到了苏州之后，很快爱上了苏州评弹。闲暇时光，常去各个书场听书。当时我母亲在评弹艺人张月泉工作室（原文如此）工作。母亲的任务是到各个书场听书，将其他评弹艺人的好段子，好书目默记下来，回来后整理成文，供张月泉参考或使用。（母亲的这段经历，她生前也从未对我们说起过。）就这样，在书场里，他们相识相爱了。1948年春上，他们结婚了。我算了算，我应该是在苏州孕育的。
顺便说一声，查阅父亲在苏州中央陆军大地测量学校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之父吴忠性，和父亲曾是同事。一个是校医，一个是教官。只是前者在1949年后进入共产党军队，而我父亲当年婉谢了让他留在共产党军队医院的请求，乘舟东下，回到故乡。
父亲最后写到：“1948年9月调至汉口洞庭街兰陵路口伪军医署第二休养总队当二等正医务主任。1949年2月该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先搬到湖南衡阳，到衡阳后总队以下的几个组改为大队，1949年5月伪总队分数批迁重庆，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我同总队部的一部分职员和眷属是第一批乘火车到柳洲转搭汽车于7月抵达重庆。11月重庆解放前夕，该队总队长金克明逃跑了，总队部大部分同事不愿意走等待解放。重庆解放后，我们随着伪军医署所在解放军二野军事代表赵文怀领导下办理清点移交物资，并在二野卫生部学习队学习三个月，于1950年3月呈请批准返籍。蒙二野派船并发给生活等费回汉。”
这二百多字，其间又有多少风雨飘摇荡气回肠的经历？1948年9月，整整十年之后，父亲回到了三百年来先人居住的故乡武汉。带回了他的新妻，和新妻腹中的孩子。那是他动荡半生之后的第一个孩子。我曾见过一张胡氏家族在那年冬季的全家福照片，年近七旬的祖父端坐中间，父辈兄弟姐妹五个及其配偶子女依次前后左右排列。长辈们指着照片上我母亲隆起的肚子对我说，那就是你。那是自1938年那个离乱之秋十年后，全家人的第一次团聚。
那一年父亲已经35岁。父亲依然在为那些伤病员工作，但这一次的伤病员，是在中国人的自相厮杀中流血负伤的。
1949年1月8日，我在离祖父家不远的普爱医院出生。那是一家建于1864年的教会医院，也是湖北省最早的西医院。据说那一天，蒋介石在武汉黄浦路官邸召见孙科、张群、张治中，商讨最后的和谈事宜，并令外交部长吴铁城知会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未果。13天之后，老蒋黯然下野。于是，便有了父亲履历中交代的“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几乎重复了十年前那一条护送伤病员艰难西撤的路线。那是1949年2月，我刚刚满月。这次西撤历经五个月，7月到达重庆，11月底二野大军进入重庆。父亲是有机会去台的，他当时已是休养大队负责人。但是他放弃了，守护着全队设备药品还有那些伤病员等待一次历史的大更迭。父亲也是可以进入共产党的军队医院的，但是他也放弃了。正如他说的，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认为治病救人，悬壶济世，是医生的天职。他后来才知道，有一些人，哪怕是保家卫国浴血杀敌的手足同胞，也是不可以被救治的。救治他们，就等于是他们的帮凶，是人民的敌人。这些在文革中成为组织和群众对他说得最多的批判用语，后来也成为父亲对自己罪行的批判用语。
一段漫长的军旅医生生涯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战争的腥风血雨也停息了。父亲卸甲还乡。他当年拿着二野军代处发给的批文与路费乘舟东下时，大概没有预料到，其后十多年中，还有着那么漫长的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在等待着他。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父母和幼年的我。这张照片一直都在家里的：母亲穿着旗袍高跟鞋，抱着我。父亲长裤衬衣，侧后站立。父母脸上都是安宁幸福的微笑，一点也没有另一种危险与苦难逼近的感觉。倒是不到一岁的我，眼里充满疑惑和思虑，和那种年龄很不相符。
一直到我弄清了父亲那长长一段历史之后，我才发现这张照片是在重庆拍的，仔细看，父亲穿的是夏季的军便装，肩头还隐约看得见肩章扣带。这是父亲唯一一张和他军旅生活有关联的照片。他所有其他物件都毁掉了，照片，手枪，中正剑，各种可能会带来麻烦的衣物和用品，还有他及他的亲人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想，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父亲的叙述中，多次提及“请假”、“请调”、“请辞”，说明了当年国民革命军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是拥有很大的职业选择权的。当年，不论在日占区还是在大后方，作为一名年富力强的医生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样式，甚至留在沦陷的武汉，也依然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的三叔胡家庆在日寇逼近的时候，因为尚未成年，和祖父一起留在了武汉，数年后也成为一名医生，从日据时期，一直到1949年后，他是我父亲兄弟三人中生活得最富裕也最安稳的。这只能说，十四年的军旅生涯，是父亲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我们从未听到父亲对他当年的选择悔痛不已怨天尤人的原因。
父亲从中学起，读的就是教会学校，工作初期，也是教会医院。一直给他各种专业教育和提携的天主堂医院医师兼太和医院院长郑香亭先生，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曾是一名教徒，或有宗教信仰。但是从他一世的作为，对待人生命运的态度，我看到他内心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