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惨烈的血战即将开打。父亲在南京军医学校受训返汉，立即投入到防空防化演习培训中，父亲在1969年3月清队运动的隔离审查中写到：“1937年下半年，反动政府为了假抗日，在武汉成立防空司令部，并作防空防毒演习，我也参加过演习。防空演习是公开地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旅部办看护训练班，我讲了几次课。”
作为武汉保卫战的亲历者，父亲一定知道，那段日子，武汉上空发生过什么事情。但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那八个月中，血洒长天的武汉大空战。但正是父亲的这些交代，引领我去撕开了重重历史帷幕。作为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我居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发生过中国二十世纪最大规模也最壮烈的空战。没有提到那些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在敌我军力悬殊的搏杀中，一批批献出自己美好的青春，也没有提到无数的父老乡亲在大轰炸中血肉横飞家产毁尽……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就是从一场空战开始的：“1938年2月18日中午，武汉城区响起了尖锐的空袭警报声，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正向武汉飞来。驻防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代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苏制E-15、E-16战机升空迎击，在武汉上空与敌机英勇激战，击落敌机14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4架。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武汉保卫战之二——武汉上空的鹰》）
父亲在交代中写到的“金牛之役”，也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壮战歌。金牛镇，古称黄石、大冶，江夏，咸宁、鄂州五县通衢之地，是扼控武汉南大门的要冲。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止，历时约4个半月。日军前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35万余众（是时，日本全国陆军的总兵力约90万人），中国参战的部队则更达130个师，约100万人。会战时间之长、参战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八年抗战期间任何一次战役所不能比的。父亲当时所在的185师，正是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前，殿后作战的一支部队。军史上有着这最后一役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记载：“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城区只留卫戍部队一个旅（第185师第545旅）的正规军作象征性的抵抗。至10月24日，以中山舰对日空战直至沉没，宣告了武汉失守。这天，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宣布：‘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同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分别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
26日，日军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切断了粤汉铁路，但是，此时中国守军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未能得逞。
武汉保卫战开始前数月，父亲让自己的妻子杨曼云，妹妹胡淑君，二叔胡家镛的女友（我至今没能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后来的家庭变故，家族对她颇有怨艾）及妹夫洪锦麟进行了三个月的战地看护培训，进入战时的一个特殊机构——军政部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这是战时通过水路救治运送伤病员的舰船医院。武汉保卫战中大量的伤病员，都要通过长江水运到湖南。在日军掌握制空权的形势下，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我记起小时候，他们几位长辈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数次谈到在长江行船时，遭遇日寇飞机大轰炸，有一次他们前后的轮船都被炸沉，只有他们那一艘得以幸免。只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一艘国军的医疗卫生船舶。父亲在金牛之役结束之后，步行到长沙，多方打听，找到已经护送伤病员抵达长沙的妻子，妹妹，二弟女友。但得知二弟胡家镛在这危难之时，再次返回武汉去接尚还留在那里的最后一批伤兵，那时，武汉地区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第二天，适逢长沙大火，全城火光熊熊浓烟蔽空，整个长沙变为废墟。
短短数月间，父亲兄妹数人，宁静温馨的都市生活，兀然陷于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火中。那时，年岁最长的父亲25岁，二弟的女友尚未满二十。我的表姐曾听长辈说，考虑到这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会有许多的不便，父亲和大家商量了一下，给二弟胡家镛和女友匆匆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是在一个庙里办的。在父亲文革中另一份交代中，写到是在当时作为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临时驻地的长沙金刚禅院找到这几位女眷的，那么表姐说的庙，大约就是这金刚禅院了。一个战火狼烟颠沛流离中的战地婚礼，没有酒宴，没有洞房，只有漫漫长路，等待这几个年轻人继续跋涉。
父亲的履历中继续写道：“在1939年2月间派我到广西兴安大溶江镇伪军政部第一四五后方医院当一等佐军医，担任重病室与伤员室内科主治工作。同年8月被迫参加该院全体员兵集体入国民党，几个月后每人发给一个党证（解放时我将它烧掉了）。当时我对政治是模糊的，只知道搞医务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堂姐，也就是二叔胡家镛的女儿从广州来汉省亲，我问起父辈的往事，她告诉我，她那儿有一张照片，是我父亲、二叔、小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曼云，还有已经挺着个大肚子的她妈妈的合影。我问，肚子里是不是你？堂姐说，是她的哥哥，比她大三岁，在她出生前就死掉了。因为这个哥哥的早夭，她父母亲感情有了裂痕。母亲怨恨父亲，一个当医生的，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她母亲一度情绪异常，常常和二叔争吵。生下堂姐不久，她独自一人去了重庆，在舞场里和一个英国人好上了，不久和那个英国人一起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英国。这样的一次私奔，对于胡氏家族来说，是一个逆天的恶行，也是一次奇耻大辱。后来，以至数十年后，堂姐的生母多次要求回来探望女儿，都被我祖父等坚决地拒绝了。她们最后见面与和解，是在上世纪末。
战时药品紧张，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随便动用军用药品的。但是二叔的妻子一直不能原谅这一点。
这个悲剧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1940年冬天，他年轻柔弱的妻子杨曼云，在两年多的跋涉辗转辛劳困顿后，因病不治去世。这是父亲一生中，对他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其后数十年中，父亲从没有再提起过这件断肠往事。在他的交代材料中，有这么几句淡淡的文字，但我读得出他从未遗忘的伤痛：“1940年冬我爱人杨曼云因病去世，由于夫妻感情的关系，当时对工作不起劲，想离开大溶江镇，于1941年3月间请准长假离开医院，于1941年夏季到达重庆后，找到了我爱人的哥哥杨圣诚处闲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