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这个国家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国的24部正史记载了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而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他在民族史撰述上所做的工作，不仅开创了史学的新局面，也开阔了史家的视野，使后来史家在他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具体情况不断拓展记述内容，创造新形式。在24部正史列传中，民族史撰述可以说是最有连续性的记述，民族史撰述因而也成为具有中国史学特点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我们当前史学编撰上应该得到进一步发扬，在处理多民族问题时，历代史家所提出的思想见解及相关理论，仍然能为我们提供经验和教训。
第一节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史记》以前，先秦时期的文献，如《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及诸子等，已经记载了一些民族史事，并且对他们所认识的民族进行了初步的划分，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特点。如《礼记·王制》就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里的蛮夷戎狄的划分，是根据地域、经济、风俗、语言等来区别的。到了秦、汉时期，民族间的交往和冲突越来越频繁，民族问题逐渐成为关乎国家一统的大问题，很多学者和史家都对民族问题有所论述。作为这个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吸收了先秦及秦、汉以来人们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考察了各民族发展的历史，用创立民族史传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思想。《史记》把环绕中原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为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按地区分别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即《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这部民族史也是司马迁对三千年来民族发展历史的总结，以及对民族发展趋势的预见，司马迁丰富的民族思想就蕴涵在这个历史形式之中。他的关于民族的观点主要是在具体的叙事中表现出来，因此需要我们从中加以提炼。他提出的一些命题对后代史家的民族思想和民族史撰述有很大启发，他们循着司马迁的思路对民族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并用以指导史家的民族史撰述，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上民族史撰述的传统。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变化的、发展的夷夏观念
汉初思想家提倡独尊儒学，故常把先秦典籍所记的夷夏史事拿来断章取义，以伦理观念区分夷狄与中国【2】。对此，司马迁详细考察了历史事件的原委。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记：
（周武王）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馀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3】。穆王之后二百有馀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洛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其后二十有馀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泛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4】（2881—2882页）
司马迁考察先秦《诗》、《书》所记民族史事的来龙去脉，用史实说明谁是谁非。周穆王无故伐犬戎、周幽王废申侯之女、周襄王黜狄后，这几件事都说明是周的失德引起了戎狄与周的战争冲突，原居泾、洛之北的戎狄遂不断进于中国。司马迁在写双方关系时，很有分寸，在史事记述中透露出自己对民族问题的独立见解。值得注意的是，在写周与戎狄关系时，司马迁还穿插了其他诸侯的历史活动，尤其是秦襄公伐戎救周的事件，秦因此取得了与中原诸侯等列的地位。而在此之前，秦一直被中原视为“夷狄”，如《六国年表·序》曰：“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这个变化过程，在《史记》中是被着意记载了的。这一点在下文中还有进一步的说明。甚至周的先世也更变于西戎，“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5】这究竟是夷变于夏，还是夏变于夷，很难说清。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而是着意于夷、夏之间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而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夷夏之间互相融合，无法截然分开，因此夷、夏只是一个变化的、发展的概念。在当时，司马迁这种民族观念是很少见的。
除了对夷、夏的变化加以历史考察，司马迁还从地域观念上提出了中国与夷狄的分化与变化。如《史记·天官书》所记：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而圣人统理之。（1342页）
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1344页）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1347页）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1348页）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
（1348—1349页）
这里司马迁是通过天象的变化来说明历史上的大变动，他是把天、地、人事看做一个整体，努力寻找其中的常理，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果撇开这些天象说，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认识到的常理之中就有关于民族发展的思想。司马迁这里描述了自五帝、三代至汉兴这段历史时期中夷狄与中国的区域变化：最初“中国”被分为十二州，由圣人统理，春秋时像秦、楚、吴、越这些原属“夷狄”的小国称霸，至“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这时，“中国”与“夷狄”在区域上已发生了变化，直至秦“并中国”，相对于秦，又产生了新的“四夷”概念。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夷狄是相对于中国的地域概念，是总称，因此具体指某一民族时，还要另外指明。相对于“中国”还有“四海”，“四海”是一个地域上的、文化上的、思想意识上的总概念，是统一不变的，而在这区域之内，“中国”与“夷狄”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就是说，现在的各民族之上有一个历史区域之共同性，它涵盖了地理区域之个别性。这大概是司马迁作《五帝本纪》在文化上的感悟和主旨，在共同的文明始祖繁衍下形成的各民族，虽所处地域不同、风俗不同、强弱不同，但都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文化中。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司马迁有这样一个观念，即中原与四夷在历史上不断冲突，但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夷夏的力量对比、地域观念也是变动不居的，因而夷夏本是不可截然分开的，现在的历史就是夏、夷共同创造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发展趋势是走向统一。这就是司马迁的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观和民族观。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司马迁写下了《五帝本纪》并提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命题。
（二）黄帝是代表文明的始祖
司马迁作《五帝本纪》首创五帝世系，把它列为全书之首，首先记叙了黄帝使“万国和”的功绩和华夏民族的兴起【6】。五帝之中舜的故事比较详细，原因就是舜把“和”的精神发扬光大了。这个故事是司马迁熔铸《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淮南子·泰族训》等典籍的有关记载改写而成。故事首先写舜“笃谨”的帝王之资，后经人推荐接受帝尧的考验，最后克服了“父顽、母嚣、弟傲”这三重家庭苦难而被认可，继承了帝位。故事突出了舜的孝悌和家思想，反映了华夏先民们注重人事和谐的人文精神。在倡导这种和谐精神的同时，司马迁描绘了其他民族与华夏民族本是一家、混同发展的历史。如《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此外，“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是司马迁在描述诸侯世家子孙发展时所常用的表述，他认为民族之间的混合发展很早就开始了。如《魏世家》：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1835页）
《秦本纪》：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玄孙曰中，在西戎，保西垂。（173—175页）
《吴太伯世家》：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1445页）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1448页）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1475页）
司马迁通过吴太伯作吴的故事，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华夏周边民族在心理上倾心于德治而向往归于一统。尽管司马迁运用了很多神话传说，表达的是各民族传统意识中一直恪守并乐于接纳的思想信仰，从而从心理上泯除了各自的隔膜，生发出各民族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可以说，《史记》所记述的内容，表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流方面，阐发了一种国家民族的整体意识，司马迁有意识地加强了存在于人们潜意识中的民族统一意识并把他作为一个历史规律提炼出来，就使这种思想具有了传统的意义，并潜移于后代人们的思想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郭沫若对此曾有精辟的见解，他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7】这是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要求上来看待史书编纂的问题，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指明，司马迁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又是与汉代大一统的社会现实要求有密切联系的。
（三）大一统思想与多民族统一的问题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思想已经很普遍了，董仲舒就是汉初倡导大一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在这种大一统思潮的影响下，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大一统理论，形成了自己关于统一的思想【8】。可以说，《史记》本身就是大一统的产物，并且明确地记述了整个三千年来历史的大一统进程。这也是《史记》所开创的一个传统，以后的史书都以反映各自时代的大一统为首要目的。而在宣扬大一统思想中就包含着民族统一的思想意识。司马迁把“四夷”纳入了“中国”通史这个大范围的概念之中，首先立了四夷传，就表现了他在重视国家统一思想的延伸线上，具有在民族问题上趋向于主张统一、融合的可贵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得之于他对秦、汉历史，特别是秦代统一历史的考察。他在《六国年表》序、《秦始皇本纪》等中记述和评论了秦国“世异变，成功大”的巨大成就。在《平准书》、《货殖列传》中称颂了汉初的繁荣与统一。秦的统一给司马迁的启示和震动是很大的，促使他重新思考大一统思想与多民族国家的问题。
《六国年表》：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脩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685页）
《秦楚之际月表》：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759页）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太史公曰：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1027页）
《匈奴列传》：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2883页）
秦起于戎狄，并通过暴力统一天下。这在尊崇周公、提倡夷夏之别的时代氛围中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秦、汉统一历史的考察，司马迁看到了历史上统一的不同形式【9】：有少数民族内部部族之间的统一，如《匈奴列传》，就描述了匈奴从“莫能相一”，到利用楚汉相争的时机大大发展，逐渐统一的过程，汉初统一政权建立时，匈奴族也由冒顿统一起来了。还有就是秦兴起之初，各诸侯相继统一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司马迁所说的“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最后就是秦、汉的席卷四海，统一天下。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到秦的统一就经过了这样一个由民族统一到一统天下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虽然相当漫长，来之不易，却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就是司马迁考察秦、汉统一历史进程时得到的关于民族统一的认识。可以看到，在汉代中央集权的不断发展中，司马迁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也较前代更加深入和广阔了。此外，司马迁也看到国家的大一统为新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如《南越列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东越列传》说：“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秦把原来的蛮夷之地并入一统的版图，实行郡县志，就把以前那种松散的部族联合体变成了统一国家。汉武帝时也在西南地区置郡设吏，开西南道，使内外交流便利，对内迁的匈奴、胡、羌等降民，“皆衣食县官”。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而且巩固了政治上的统一，最终形成了一个汉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如南越“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吴“葆守封禺为臣”，西南夷“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10】，等等。
（四）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民族统一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探索了多民族统一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汉武帝时期，国家的经济逐渐强盛，中原地区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较前代更为频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对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风俗习惯和文化交流都做了生动的描述，并竭力营造了各民族互利共通的气氛。正是中原与周边地区不同的地理因素和风俗，使司马迁看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社会安定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民族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货殖列传》曰：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3255页）
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3271页）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3255—3256页）
对周边夷狄，人们一般都提倡来之以德，司马迁也不例外，但他把“德”看得更加具体了。这个“德”并不是抽象的仁义，而是指把才德之人和财富集聚在一起形成的实力。齐国称霸的历史就说明通过经济交流和文化影响，加速国家统一和同化少数民族的过程。《货殖列传》记载的很多商人都出在边地，如蜀卓氏、程郑，巴寡妇清，他们靠从事盐铁业，或畜牧业发家，富比王侯，位列封君，这足以证明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他们在国家和民族统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司马迁把各少数民族区域及其活动写在《货殖列传》中，说明他把汉族与少数民族都纳入同一个经济体系中，并且进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的关系。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力量对中原和夷狄地区发挥着同样作用，“夷狄益甚”，说明共同的经济利益把汉朝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凝聚起来，促进了华夷混合。
总之，司马迁总结三千年的历史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他通盘考察历史进程的通史眼光和秦、汉时期大一统的社会思潮，以及大一统的历史事实使他对有关民族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形成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和命题。《史记》的民族史撰述就是这些思想的历史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民族思想和民族史撰述的传统，其根本原则就是根据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的国家发展状况，总结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为国家的统一提供借鉴。这就是《史记》留给我们的历史思想上的和历史编纂上的优良传统。具体从民族史编纂的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史记》的民族史是通史，但司马迁并不是单纯记载某个民族的发展历史，而是着重记载这个民族与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皇朝之间的关系变化，注意总结盛衰变化的常理，有民族关系史的性质。形式上，都是按地区对多民族做综合表述；并且突出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区占优势的民族【11】。即突出与中原中央政权有主要矛盾冲突的民族和一个时代的主要民族矛盾。这是《史记》开创的传统，此后的史家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个传统，从而使历代的民族史撰述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