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思想的发展与民族史撰述传统的发展
从我国古代民族史撰述的发展历史来看，某个时期、某些史家的民族思想对民族史撰述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司马迁之后，班固继承了《史记》编撰民族史的传统，他尽可能地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新资料，大大扩充了民族传的内容。他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撰写的《匈奴传》，更加系统地叙述了匈奴族由远古至更始末年的发展历史，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匈奴盛衰变化的轨迹以及汉、匈关系变化的历史。因此有人把《汉书》的四夷传称做是“中外关系中心型族别传记文”，不以各外族为中心，而以中外关系为中心【12】。不过，此类传记文虽以中外之间的事件为中心展开，但各族有或长或短的世系，故或多或少带有各族通史之性质。《汉书》把《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列传合为《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而将《大宛传》改为《西域传》。其实，《史记·大宛列传》的大部分内容已为《汉书·张骞李光利传》所袭用，而《汉书·西域传》则较《史记·大宛列传》增加了很多新内容，对西域地区和民族的记载数量大大超过《史记》，达到51个，可以说奠定了后来史书《西域传》的规模。此外，班固还把四夷传放在一般类传与《外戚传》之间，体例归于划一。在民族史撰述宗旨上，班固也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注重从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中总结盛衰常理的传统，可以说，《汉书》全书始终贯穿了这个思想主线。明代凌稚隆《汉书评林》评《汉书》：“匈奴全传以盛衰强弱为眼目，分三大段看。秦以前，乍盛乍衰，无论已。高祖平城以后一段，以和亲为主，其势强；武帝即位以后一段，以征伐为主，其强弱相半；至元成以后一段，则款塞臣服，衰弱不复为患矣。”近人李景星肯定了凌稚隆的看法，又引明代茅坤之说，认为班固此传踵《史记》而为之，将匈奴盛衰强弱原委，及汉家驾驭匈奴之得失曲折写出，诚属长篇佳作【13】。后来，荀悦缩略《汉书》作《汉纪》，仍然秉承了《史记》和《汉书》的思想传统，《汉纪·序》曰：“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即注重从民族史中总结政教王化和盛衰之常训。
此外，《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陈寿《三国志》都有记载民族史的专篇。范晔《后汉书》在继承、综合前史的基础上，写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的有关专篇相接【14】。其《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新创的篇章，这是因为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鲜卑是新兴起的民族，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南匈奴传》虽是接续前史，但也突出了匈奴和西域新的历史变化，《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标目下注补曰：“《前书》直言匈奴传不言南北，今称南者，明其为北生义也，以南单于向化尤深，故举其顺者以冠之。《东观记》称匈奴南单于列传，范晔因去其单于二字。”这个解释说明了《后汉书》与前史的继承关系，同时也从少数民族向化中原的意义上，揭示了《后汉书》突出南匈奴的深意。范晔把它们突出出来，一方面表现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力，另一方面，也使《后汉书》的民族史撰述具有了时代特色。由此也可看出，后代史书在民族史传目的设置上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推进了司马迁开创的民族史撰述传统。
在民族观点上，范晔比班固显得更通达，可说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传统。如《汉书·匈奴传·赞》说匈奴“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同，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天地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这就把匈奴看做天生的劣等民族，甚至等同于禽兽，不可教化了。这样的态度与司马迁的历史的、深广的民族思想是不能相比的。而《后汉书·东夷列传》序则说：
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2810页）
这段话反映了范晔对各族关系的基本看法，他不以礼乐伦理区分夷、夏，而认为四夷自具其礼俗文化，所谓四夷也只不过是名号上的不同，等等，他这种民族平等的观点是相当明确和客观的，可以说是进一步拓展了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传统。
而《后汉书》能具有这种民族观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及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有密切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关系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制度上的交流增多，使大江南北民族交融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长期的割据局面促使政治一统的愿望更加强烈。白寿彝先生称这是统一意识的传统在发生作用，他说：“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但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而且有时这种统一意识反映得很强烈……如三国、南北朝都认为自己是正统、是中国，反映了统一意识。”【15】如《宋书·索虏传》所记：宋太祖与北魏拓跋氏久战不下，因诏弘经略，作诗曰：“不睹南云阴，但见胡风起”，“誓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民族和一统的思想蓬勃发展，异常活跃。史学家们在记述民族之间的往来战争与交流的历史时，也有意识地把当时人们的民族思想和相关论辩反映在史学著作中，从他们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大发展的历史，推动着各民族史学的发展，也推动了民族史撰述传统的发展。
这个时期民族史撰述的特点是：
（一）统一意识传统与民族史撰述自觉意识的结合
在统一意识传统的影响下，接续前史撰述民族史的自觉意识也进一步加强，使司马迁在《史记》中探讨的关于大一统和民族统一的问题得到更深入的解读。如陈寿撰《三国志》，其民族传只有《乌丸鲜卑东夷传》，篇卷较少，但其评语曰：“《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就明言此传之作，是要承前代史书，反映新时代的民族发展状况。他把三国写成了一部完整统一的历史，在思想上也继承了司马迁以来要求民族统一的意识。还有史家模仿《史记》，试图以通史反映当时的民族史。据《史通·六家》载：“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这是那个时代官方修史的特殊产物，反映出一种既要求国家民族的统一，又想维护中原政权正统地位的矛盾心态。但从史学传统的发展来看，它反映了一种从内容和形式继承《史记》民族史撰述传统的自觉意识，显得更具有特殊意义。此外，史学中的民族统一倾向在一些非官方修史中也有所发展。如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梁末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更能根据时代特点，撰写各族的历史，反映出民族统一的要求和趋势。特别是后者，它的统一思想尤为突出，是在承认各族政权客观存在的前提下，突破了分国立史的作法，反映了民族趋向统一、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这种历史编纂法和史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6】。
（二）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史撰述传统开始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也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的高度重视，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编纂的民族史因此得到发展。如北魏一朝国史修撰和私人修史都很发达，据《魏书·李彪传》记载，李彪作为北魏史臣，曾经在孝文帝、宣武帝时两次上书，恳请修撰国史，并表示要接续孔子、左丘、史迁、班固以来的修史传统。这种自觉意识无疑为民族史撰述传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动力，因而显得非常可贵。但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很多士人来自中原地区，他们在修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民族观念必然会激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命崔浩撰著《国纪》，崔是北朝汉族门阀士族第一大姓，因此崔浩在《国史》中把拓跋的祖先安在李陵的名下，这显然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因而遭到拓跋贵族的非议，甚至酿成一场灭族惨祸。魏收《魏书》把北朝统治者及其统治地区称“诸夏”和“中国”，而将其他各族称为“蛮夷戎狄”。为证明北魏、北齐之正统，而把东晋称为“僭晋”。这种情况反映出各族统治者和部分封建史家的民族偏见。但《魏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它在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部中国诸民族的重新组合方面，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17】。这些都是中国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也都是当时的政治家、史家民族史撰述自觉意识的突出体现，它们对后代史家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史撰述所产生的触动和启发是多方面的。
（三）民族关系史的自觉总结
《宋书·索虏传》“史臣曰”：
久矣，匈奴之与中国并也。自汉氏以前，绵跨年世，纷梗外区，惊震中宇。周无上算，汉收下策。魏代分离，种落迁散，数十年间，外郡无风尘之警，边城早开晚毕，胡马不敢南临。至于晋始，奸黠渐著，密迩畿封，窥候疆场，俘民略畜者，无岁月而缺焉。元康以后，风雅雕丧，五胡递袭，剪覆诸华。及涉□以铁马长驱，席卷赵、魏，负其众力，遂与上国争衡矣……而自木末以来，并有贤才狡算，妙识兵权，深通战术，属凌厉，气冠百夫，故能威服华甸，志雄群虏。至于狸伐篡伪，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2358—2359页）
《南齐书·魏虏传》“史臣曰”：
齐、虏分，江南为国历三代矣。华夏分崩，旧京幅裂……夫休否之数，诚有天机，得失之迹，各归人事。岂不由将率相临，贪功昧赏，胜败之急，不相救让？号令不明，固中国之所短也。（1000—1001页）
这里通过考察少数民族与“中国”民族盛衰关系的变化，认为胡骑兵强于中原走卒，且有妙识兵权的贤才，因此能与“中国”争衡；而“中国”之短就是号令不明，贪功昧赏，导致了“中国”败亡。这也是民族史撰述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民族关系的复杂化和进一步融合，民族史撰述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民族史记述，还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书中。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周处的《风土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谯周的《三巴记》、常宽的《蜀志》等。这些在众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总结，此不赘述。
隋唐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人们的胸襟，人们对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开阔视野和自觉意识。如唐高祖曾自信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更提出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8】的认识。这些思想在促进各民族史观的进步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隋炀帝时，裴矩撰《西域图记》一书，认为隋代是“混一诸夏”、“无隔华夷”的时代，若对少数民族历史不加记载，则“无以表威化之远也”。这是在宣扬隋朝的强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民族史撰述有自觉的要求和意识。裴矩用“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19】的方法，记载了西域44国的历史、地理、风俗等。从历代正史民族传来看，“西域传”的篇幅和分量都独占鳌头，这恐怕也是裴矩格外重视西域民族史的一个原因，在形式和方法上裴矩对正史“西域传”的也有创造性发展，可见人们对当时西域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和对民族史撰述方法的掌握程度。
唐代民族史撰述在对前代民族融合的历史成果加以接受、消化、总结和提升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前代更为系统的民族思想和更自觉的民族史撰述传统。唐代史家首先批评了前代史家因偏颇的民族观念而产生的有失公正之处。如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因南北朝史书交互诋毁，“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20】，而立志修撰《南史》、《北史》。刘知几在《史通·称谓》中说得更清楚，他说：“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是刘知几从忠实于史实的立场讨论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也反映了他平等看待华夏与夷戎的进步思想。在这种实事求是和“华夷一家”思想的指导下，唐初史家不仅承认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为“正史”的内容，还继续撰写这样的民族史，如《晋书》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就较为公允，它在史事的记述、内容繁简、类传人物的选择中，基本上是把两晋与十六国放在同等的地位上【21】。这种构思和安排，表明这段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是各民族不断斗争与融合的历史。他们并不因为有民族斗争的存在就把少数民族斥为入侵的敌人，而是把华夷视为一个整体，竭力从这种“内部”的民族矛盾中寻找国家兴亡盛衰之迹。这样的胸襟和出发点显然是大胜前代，也促使民族史撰述传统向着更为广阔的方向伸展。
在民族思想方面，唐代史家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夷夏观念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民族文化认同状况的自觉记载。
（一）夷夏观念的重新审视
《隋书·东夷传》“史臣曰”：
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通，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致于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诚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岂徒□矢之贡而已乎？……二代震而矜之，以为人莫若己，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然则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1828—1829页）
这段话有三点很突出：一曰夷狄可教化，前提是要对他们做到“达其志而通其俗”，“言忠信，行笃敬”，“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即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和习俗，通过修德使他们归化。这是总结隋亡之教训得来的认识。二曰夷狄之俗有可采者，诸夏政权不要自恃自骄，或只因贪图其物产和土地就大动干戈。三曰四夷之戒关乎存亡，这就把民族问题提到了与国家兴亡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表现了唐代史家对夷夏关系的慎重态度。在此影响下，《北史书》卷九四把这段话袭用为“论曰”，在记叙史事中还摒弃了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侮辱性称呼，对他们的历史功绩做了较高评价。《旧唐书·突厥传》提出了“理乱二道，华夷一途”，“理乱之道，取鉴将来”的认识。这是唐代史家重视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思想基础。
杜佑《通典·边防典》16卷，也可看做是当时一部翔实的民族史撰述。其中杜佑提出的“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见解，是从文明发展进程上来看待华夷关系，是历史进化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仅就这种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变化的、发展的民族思想而论列了更多的事例，使这种民族思想更有说服力了。
还有史家试图从自然条件和风俗习性上解释夷、夏之不同。如《周书·异域传上》“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禀灵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会，风流所通，九川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出焉……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成焉……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实际上这种对夷夏关系的看法，仍是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延续。但从中可以看出一种试图对夷夏关系重新审视的自觉意识，只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无法作出更合理的解释，但究竟要比那种以伦理尊卑观念分别夷夏的观念要前进一步。
刘知几在《史通·探赜》中也批评了史家中存在的贵诸夏、贱夷狄的思想，他说：“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他从史料采撰的难易上说明民族史传的繁简问题，强调了史学家“中外一概，夷夏皆均”的民族思想。这些都是唐代史家对夷夏观念的新贡献，进一步发扬了司马迁的思想传统。
（二）总结民族关系史和历史文化认同的自觉意识
唐代文物之盛莫过于贞观、开元年间，这个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唐代史家开始注意总结历史上和史学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如，《隋书·西域传》“史臣曰”：
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皆因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1859—1860页）
《隋书·北狄传》“史臣曰”：
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五帝之世，则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则猃狁焉；逮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继互为君长者也。（1883页）
前者以《史记》所记西域和匈奴的历史为基础，批评那些发动民族战争的君主和好事之臣，这也是继承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后者则总结了历代少数民族此消彼长的历史和酋豪相继为君长的民族统一进程。成书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唐书》，同样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史实，在史事评价、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上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认识。如《回纥传》“史臣曰”：“自三代以前，两汉之后，西羌、北狄，互兴部族，其名不同，为患一也。蔡邕云：‘边陲之患，为手足之疥；中国之困，为胸背之疽。’突厥为炀帝之患深矣，隋竟灭，中国之困，其理昭然。”这是针对隋唐时期主要民族矛盾总结出内外交困之时，可致灭国的认识。《吐蕃传》“史臣曰”：“怀柔之道，备预之方，儒臣多议于和亲，武将唯期于战胜，此其大较也。”《南蛮西南蛮传》“史臣曰”：“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何以验之？贞观、开元之盛，来朝者多也。”《西戎传》“史臣曰”：“有唐拓境，远极安西，弱者德以怀之，强者力以制之。”赞曰：“勿谓戎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藁街充斥。”《北狄传》“史臣曰”：“但当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这些都是在总结民族关系史时提出的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它因前有隋炀帝之戒，后有贞观、开元之盛，其议论显得颇切合实际，令人信服。这从总体上展现了唐代史家在民族史观和民族关系史总结上所达到的高度。
在历史文化认同的记载上，唐代史家也显示了同样的自觉意识。《周书·异域传上》记载高昌国“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旧唐书·吐蕃传》记金城公主使吐蕃使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朝廷不予。《晋书》“载记”在记述14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时，还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逐步实现汉化措施，有明确详细的记载。如《苻坚载记》记载秦王苻坚很重视儒学教化，重用汉人王猛，内修儒学，并在中央设立太学，加以考核，选拔奖励优异者。还在内宫设立“内司”，专门负责向宫妃传授汉族文化。这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是很突出的，此外，《姚兴载记》、《李雄载记》、《慕容□载记》等都有意识地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中原文化的心理。
在这两种较为突出的民族思想影响下，晚唐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继续增多，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史，一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如李德裕的《异域归忠传》、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樊绰的《蛮书》等。这些反映了注重夷夏关系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思想特点，以及民族史撰述传统在这方面的成就。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个时期，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规模超过隋唐。这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按地区进行记述为主要形式之一，或记述一个地区的民族，或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这是《史记》以来的传统。其次，有的史书以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再及相关史事，如《辽史》、《金史》等。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对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三个王朝都有完备的修史制度，举凡史官选拔、史馆建置、史料搜集、国史及实录的修纂，都与汉族所建政权的修史规模相仿佛，由此也可见出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一脉相承。说明随着整个封建史学的发展，少数民族史也已大大发展起来，并取得了与汉民族史相应的水平和地位。这也是民族史撰述传统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就。
这个时期，自觉地撰述民族关系史的传统继续发展，如《新五代史》开篇仿《史记》自序，说明作传主旨，《四夷附录第一》曰：“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反映了要从中原和少数民族关系中总结历史经验的撰述民族史的自觉意识。
而少数民族政权编纂的民族史则注重记载自己吸收中原文化的功绩。如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指出元人常以西域之华化比于周之王化，并作《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经史、辞章、老庄、申韩、艺术之属，无不具。可见元人文化之盛，华化之深。与《元史》相比，《金史》著者的眼光更加开阔，自觉意识更强，他们把各少数民族政权综合起来加以考察，看到了各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加强的趋势以及归于一统的趋势。如《金史·外国上》说西夏国“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为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圣神有作，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金史》记夏国是以一种赞许认同的态度，而这种认同的态度来自于对共同文化的期许心理，而且这些史家对这种文化上的认同融合有明确的意识，他们认为前代史家对少数民族的记载都有偏颇之处，实际上，在这种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天下一统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其《文艺传序》曰：“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列于唐、宋之间，有非辽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有“辽族多好文学”，卷二八又有“金代文物远胜辽元”：“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代有很多汉文经典被译为女真文，如“大定四年诏以女真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22】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金代文物之盛正是金代统治者和史学家具有民族统一意识的前提条件之一，由此也可看到民族思想的发展与民族史撰述传统在民族统一进程中的潜在作用。《新五代史》还在《闽世家第八·王审知世家附延翰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
延翰字子逸，审知长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节度使。是岁，庄宗遇弑，中国多故，延翰乃取司马迁《史记》闽越王无诸传示其将吏曰：“闽，自古王国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于是军府将吏上书劝进。十月，延翰建国称王，而犹禀唐正朔。
唐节度使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找到历史的依据，利用了《史记》有关闽粤民族史的记载。它多少能从反面给我们一些启示，民族史撰述传统对民族发展又能发生作用。当少数民族有意识地、自觉地吸收这个传统时，汇入这个传统时，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思想也会不断加强，这其中，民族史撰述传统起到了在思想意识上拉近各民族民族思想差距的作用，进而对民族的发展起导向作用。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制度已处在衰老过程中，但他们对待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和政策，在官方主持下，修了很多地方志、一统志，以记载边境地区物产、风俗、经济、地理等，大多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这个时期民族思想虽有扩大之处，但基本上不出司马迁和前代史家范围。
综上，从司马迁开创民族史撰述的传统，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民族思想的内涵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并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都给民族史撰述带来了新气象。民族史撰述也反映了各种民族思想的分歧和对立。有的史家以开阔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在史书中记载各民族共同创造出的业绩，从而推动民族史撰述传统不断发展。但从民族思想和民族史撰述传统的发展来看，后代史家都未能出司马迁《史记》的范围，只有到了近现代，随着民族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入，民族史撰述传统才获得了新生，关于边疆史地、世界史和民族史的著作使民族史撰述传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民族史著作的不断涌现进一步证明：司马迁所开创的民族史的撰述是中国史学史的优良传统，民族史撰述的成就是中国史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