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记》列传的文学色彩对后世的影响
除类传外，《史记》列传在写人上所表现出的文学色彩，对后世史家的影响也很大。但后世史家真正能够在实践中做到写人生动形象的并不多，如章学诚所说：“唐宋以后，史法失传，特言乎马、班专门之业，不可复耳。”【30】与此同时，各类文人传记方兴未艾，引起史家从理论上探讨列传和传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得见解。可以清代章学诚为代表。章学诚说：“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他认为传记最初是“附经而为传”，后来“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31】他批评那些把传记囿于史体的看法，认为传记是一种与史体列传参互而行的文体，并且在后来的文集中发展、壮大起来。“史学衰，而传记多杂出，若东京以降，《先贤》、《耆旧》诸传，《拾遗》、《搜神》诸记，皆是也；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若唐、宋以还，韩柳志铭，欧、曾序述，皆是也。负史才者不得身当史任，以尽其能事，亦当搜罗闻见，核其是非，自著一书，以附传记之专家。”【32】这类文集中的文人传记，他称为“无经之传”【33】，即已不是依经而立，而成为独立的文体了。隋以后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除了著录正史外，还著录了“传记”类，也证实了他这个认识。由此可见，章学诚对史家列传与传记区分得很清楚，他还主张“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34】。其实，后来人们所说的“传记”确实包含了正史列传和各类传记。【35】这些理论启发了近人对列传和传记的理论探讨，如梁启超、朱东润、郭沫若等，对近现代传记理论的形成及创作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多年来，我们谈传记、传记文学时，对我们考察的对象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传记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因而在评论时就会出现偏差。对传记和传记文学有所区分，有助于加深我们的在理论上的认识。
从概念来看，传记就是叙述个人生平行事始末的人物传。传记，或单称“传”，在近现代传记兴盛以前一般是指历史著作中的人物传记，现在也称“史传”。现代各类辞书对传记文学的解释，也都注意到了传记文学与历史著作的关系，并从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来下定义：属于史学范围的，即史传，崇尚严谨、征信；属于文学范围的，即“传记文学”，以史实为基础而有合理的虚构与想像。这种定义实际上忽视了历史传记作为历史著作的性质，而把它与今天的传记文学作品统称为“传记文学”。我们可以说传记文学来源于早期的历史著作，并且承认两类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但不能把它们混为一类。
（一）也从文史不分谈起
在古代，人物传记即“列传”是史书中最具文采的部分，人们一般从文史不分的角度来说明早期历史传记的文学色彩。实际上单从史官有专职这一点来看，古人对文、史的理解是很清楚的，所谓“文史不分”只反映了这些学科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在文、史、哲已经各自成为独立学科的今天，它们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说这是更高程度上的“文史不分”。不管历史著作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凭借文辞来表现历史真实或文学之美，在运用文辞时它们必然遵循共同的规律。运用文辞表达思想、情感的能力越发达，人类所认识到的广度和深度就越接近客观。人们通常又将文学的审美特征总结为形象性、情感性和想像性，从运用语言写作文章的思维过程来看，这种概括可以适用于各种学科，不足以特指文学。当人们用这样的概念去阅读历史著作时，常常会发现类似于文学作品的特征，并据此把这看成是历史著作的文学性表现。所以，我们今天对历史著作文学性认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紧密相关的。
（二）怎样理解历史传记的文学性
注重文采、注重史书文辞的审美表述，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一个优良传统。不仅如此，他们在实录史实的同时通过叙事表达方式表现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这是历史传记中文学因素的体现，但不能说它就是文学，有文学色彩和文学不是一回事。我们民族的传统艺术，运用形似达到神似的表现形式比较发达，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形象思维比较发达。形似主要是表现事物表征的真实，而神似则表现事物本质的真实。历史真实在更大程度上是指本质的真实，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历史著作不可能记载所有的历史事件，也不可能为所有的人物立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动地“再现”历史人物的面貌，揭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质，就必须准确地抓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特征，选择那些能够代表某一个历史时代的人物和事件来立传。而突出特征往往是通过细节描写来表现的。历史著作的细节描写主要体现在人物传记中，如司马迁写刘邦、项羽、李斯等，都是通过细节或一些生动的故事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或心理活动。这一点在《史记》以前的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已有所表现。《史记》的人物传记，往往被后人评为“言外之旨”“传神”“添颊上三毫”，所谓“传神”乃是撰者更加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了客观事物特征，并运用高超的表述技巧把它表现出来的结果。而这一切技巧的运用都是为了更生动、真实地揭示历史发展进程，使人们更容易接受蕴含其中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智慧，即刘知几所说：“史之为务，必借于文。”
（三）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可以互相学习
从古代历史传记到现代的传记文学作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们是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及人们心理需求的变化，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虽然在很多方面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写人的技巧上二者是可以互相学习的。传记文学作品可以学习历史传记如何在严格遵守历史真实的同时，达到生动传神的。历史传记也可以从传记文学学习如何更生动地描绘历史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特征。但要注意，我们可以对历史传记进行的文学性分析，但不能把它当做传记文学。
（四）对传记文学的历史性要求
近现代传记是从学习西方式的个人传记开始的，是随着“五四”新文化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崛起，随白话文的推行而兴起。代表人物有胡适、梁启超、朱东润等。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人物传记逐渐成为国人了解历史的一种主要样式，到八九十年代以来政治人物传记和名人传记的兴起，这些可以证明大众关注历史和了解历史真相的愿望。因此，传记文学在当代史还没有问世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记录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的作用，这一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些新型传记对真实性的追求。但它本质上并不是历史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历史学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传记的特点，还不断地从写作实践中总结规律。他们的传记或历史剧创作，基本上都遵循历史传记的要求，以写实传真为基本标准。即使是创作历史剧本，也首先保证自己对历史有一定研究，郭沫若是这方面的典范，他说：“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36】这些是他们以良好的史家素养为现代传记所作出的探索。由于他们既严格遵循历史传记的基本要求，又受到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他们创作的历史人物传记，有些可以说既是历史传记，又是传记文学，如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等。
（五）要关注传记与传记文学的接受问题
正史传记中描写的人物往往被后来的文学作品当做题材，塑造出广为人知的人物形象。如《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史记》中的刘邦、项羽等。这实际上是一个接受与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对人物本身的理解以及由文字表述技巧所表现出的人物的真善美等品质的领悟，往往产生同样的美感。另外，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都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基础，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到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必然很多相通之处。这种阅读效果容易使人把历史传记和传记文学混淆在一起。实际情况是在历史传记中历史人物和历史知识的普及，靠的是新兴的文学样式如历史小说、讲史话本、野史等等，一般民众的历史知识来自于这些途径，而将这些优先接受的知识视为真实的历史。考虑到这样的实际影响，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历史剧或电影应当遵守基本的历史事实，这是我们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
关于历史真实和文艺真实的问题，我比较赞同奚原的看法，当然也还有些补充。好的文学作品也能表现历史的本质真实。如人们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等。这些作家是用文学作品把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忠实而生动地描绘出来，使人们认识到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人们通常认为它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同样，能把历史的文字表述和高超的文字修养结合起来的历史传记，也可以称为艺术品。
我们今天要对传记（包括历史）与传记文学加以区分，是有意义的：首先，可以逐步廓清术语使用的混乱局面。传记、传记文学、史传文学、历史文学等等都是在探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时使用的术语。其次，历代人们对传记和传记文学都在不断进行评论，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理论和文章学理论，我们可以由此厘清历史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构架历史文学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中外历史著作和史学理论及叙事理论的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以此指导我们的创作与研究。在实践意义上，目前兴起的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历史剧和历史小说，有很多问题已经引起文史两界共同探讨，如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等，这些都期待正确的理论引导，通过对传记与传记文学的辨析可以让人们认识到问题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
注释：
【1】《史记考索》“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2】《滹南遗老集》卷十一《史记辨惑》，四部丛刊本。
【3】《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1986年版，第159页。
【4】《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读货殖列传》，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1986年版，第733页。
【5】《恬养斋文钞》卷一《史记合传论》。
【6】《史记评注》卷十。
【7】《史记札记》卷五上。
【8】《史通·二体》。
【9】《文史通义·书教下》。
【10】《文史通义·湖北通志凡例》。
【11】《文史通义·传记》。
【12】《史传通说·传记第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
【1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三章《五种专史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
【14】《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3页。
【15】《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22页。
【16】《中国史学通论·正史》，独立出版社1944年再版，第75页。
【17】以上二则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4页。
【18】《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后汉书编次订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0页。
【19】《恬养斋文钞》卷一《史记合传论》，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20】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21】《衡阳札记》卷八《列传次第》，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22】《北史·凉武昭王李□传附大师子延寿传》。
【23】参见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319页。
【24】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0页。
【25】《廿二史札记》卷八《晋书》。
【26】《廿二史札记》卷五《后汉书》。
【27】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84页。
【28】参见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4—26页。
【29】参见周一平《中国传统类传方法的发展与瞻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30】《文史通义·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
【31】《文史通义·传记》。
【32】《文史通义·黠陋》。
【33】《文史通义·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34】《文史通义·传记》。
【35】参见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9页。
【3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