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记》与类传编撰的传统
《史记》设有10组类传，即《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刺客》，概括了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后来正史撰述在类传立目和撰述宗旨上多有继承，并且随时代而反映相应的社会内容，从而在类传编撰上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
各史类传一般都有序，主要是表达作者对相关事物的历史观点，是该传的指导思想。其中直接言明宗《史记》类传的，有《后汉书》、《梁书》、《北齐书》、《宋史》、《金史》、《清史稿》等，涉及类型有方伎（术）传、酷吏传、儒林传、文学传、遗逸传、忠义传等六类。略分次评述如下。
《后汉书·方术传上》序：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前书》武帝时少翁、栾大等并以方术见。少翁拜文成将军，栾大拜五利将军，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士，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矣。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弛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为大司空，又以㊣文拜孙咸为大司马，见《景丹传》。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各见本传。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内学谓图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谓桓谭、贾逵、张衡之流也。各见本传。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注：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曰：“观阴阳之术，太详而众忌，使人拘而多畏。”见《史记》也。（第2705页）
这是范晔对后汉时各种方术的总论，可见他在对待方术的态度上，和司马迁是一脉相承的。对《史记》以类相从的撰史方法，范晔更是发扬光大。赵翼对此已有说明：“至其编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外戚等传，既各以类相从矣，其他列传自应以时代之先后分别编次，乃范书又有不拘时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类相从者。此亦本之《史记》。”【18】就是说，用以类相从的方法为历史人物写传记，有以时代为序的，也有不以时代为标准的，这都本之《史记》。
《北齐书·方伎传》序：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莫善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又神农、桐君论《本草》药性，黄帝、岐伯说病候治方，皆圣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龟策》、《日者》及《扁鹊仓公传》，皆所以广其闻见，昭示后昆。齐氏作霸以来，招引英俊，但有艺能，无不毕策，今并录之以备《方伎》云。（第673页）
这是从肯定的方面记载方伎的发展，与《后汉书》立意不同，实际上是记录了当时科技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
《宋史·方技传上》序：
昔者少□氏之衰，九黎乱德，家为巫史，神人淆焉。颛顼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其患遂息。厥后三苗复弃典常，帝尧命羲、和修重、黎之职，绝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虚，地有燥湿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后世占候、测验、厌禳、萗<礻会>，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导引、黄白、房中，一切□蒿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汉以来，司马迁、刘歆又亟称焉。然而历代之君臣，一惑于其言，害于而国，凶于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鉴乎哉。然则历代方技何修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汉严君平、唐孙思邈、吕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又有《方技传》，多言<礻几>祥。今省二志，存《方技传》云。（第13495—13496页）
刘知几曾建议把《史记》中的类传变为书志。关于二者的区别，有前人所说的着眼于“政治”或“社会”的不同，另一方面书志主要是求文献之完备，而传体则是有选择地突出有关传主，以突出史家的史意。《宋史》变志为传，是表明自己的撰述宗旨不是“多言祥”，而是记载那些“近于道”者。以吕才为代表，他虽擅长阴阳术数之学，并奉唐太宗之命，整理阴阳方术之书，却乘机提出了反对宗教迷信的唯物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由此也可看出，唐宋史家对方技的认识更加全面了，不仅看到它产生的根源，还看到了对社会的益处和害处。这与当时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有密切联系，历史观上也表现出进步的趋势。
《金史·方伎传》序：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龟策》、《扁鹊仓公列传》。刘歆校中秘书，以术数、方伎载之《七略》。后世史官作《方伎传》，盖祖其意焉。或曰《素问》、《内经》言天道消长、气运赢缩，假医术，托岐黄，以传其秘奥耳。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岂易言哉，第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而为善，后世术者或以休咎导人为不善，古之为医以活人为功，后世医者或因以为利而误杀人，故为政于天下，虽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职掌而务旌别其贤否焉。金世，如武祯、武亢之信而不诬，刘完素、张元素之治疗通变，学其术者皆师尊之，不可不记云。（第2810页）
《金史》撰者对方术的认识已经涉及对社会政治的规律性总结。他首先指明史家撰《方技传》是祖《史记》而来，是史家编撰传统。然后把古人与今人加以对比，认为古人运用方术是为了引导人们做善事，今人则相反，原因是古人积公德，而今人为私利。进而提出可为楷模者应是“信而不诬”、“治疗通变”。这些不仅仅是对方术的认识，而是从中总结了社会风尚、伦理道德变迁的历史和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前面几家对方技的认识相比，《金史》撰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有着明确的史学发展意识，他是从史学传统发展的角度，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提出这样一个认识：类传是反映各个时代社会历史动向和政治伦理趋向的一面镜子，而对于那些“为政于天下”者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类传的设立可以倡导一种社会风尚并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这个认识的价值远远超过它在方技传中所记的内容，在类传编撰的史学思想上有重要的意义。
《金史·酷吏传》就是在这种思想传统指导下编纂的，而且继承并进一步阐发了司马迁关于酷吏与社会风尚的历史思想。《金史·酷吏传》序：
太史公有言，“法家严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严密，律文虽因前代而增损之，大抵多准重典。熙宗迭兴大狱，海陵翦灭宗室，钩棘傅会，告奸上变者赏以不次。于是，中外风俗一变，咸尚威虐以为事功，而谗贼作焉。流毒远迩，惨矣。金史多阙逸，据其旧录得二人焉，作《酷吏传》。（第2777页）
与《金史》注重揭示类传的社会功能不同，《清史稿》的编撰者主要从学术源流上考察了史书方技传或艺术传对《史记》的继承和发展，强调了这类传记“博”“众”的特点和“艺事”性质，由此指出了方志与类传的内在联系。这些大概与清代注重考究学术源流的风气及方志之兴盛有关。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史记》类传在学术发展上的影响。《清史稿·遗逸传二》“谈迁传”：
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于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古义。（第13865—13866页）
《梁书》为文学家立传，也是强调其社会作用：“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与司马迁传司马相如取其“讽谏之旨”同调。《梁书·文学传上》序：
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约、淹、昉、僧孺、率别以功迹论。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第685—686页）
《明史·儒林列传一》序：
粤自司马迁、班固创述《儒林》，著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后史沿其体制，士之抱遗经以相授受者，虽无他事业，率类次为篇。《宋史》判《道学》、《儒林》为二，以明伊、洛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钜，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第7221页）
《文苑》或《文学》传和《儒林传》，为后来大多数史书所立，因为它“与一代政治相表里”，“关于世道人心者甚钜”，是关乎社会政治之盛衰和世道人心之正邪的大事。它们记录并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激励历代学者建立以经史传授为事业的经世之志和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承自《史记》，而为后代史家不断发扬，使史书在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金史·忠义传一》序：
栾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则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国家有难，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军旅者死行阵，市井草野之臣发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则所欲有甚于生者焉。金代褒死节之臣，既赠官爵，仍录用其子孙。贞祐以来，其礼有加，立祠树碑，岁时致祭，可谓至矣。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乌虖，仁哉圣元之为政也。司马迁记豫让对赵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义。”至哉斯言，圣元之为政足为万世训矣。作《忠义传》。（第2633—2634页）
《清史稿·遗逸传》：
太史公《伯夷列传》，忧愤悲叹，百世下犹想见其人。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岂果自甘饿死哉？清初，代明平贼，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今为遗逸传，凡明末遗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于篇，虽寥寥数十人，皆大节凛然，足风后世者也。至黄宗羲等已见《儒林传》，魏禧等已见《文苑传》，余或分见于《孝友》及《艺术》诸传，则当比而观之，以见其全焉。（第13815—13816页）
单从立目上看，《忠义传》和《遗逸传》似乎与《史记》无关，但其意却是要遵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和《伯夷列传》。实际上，像这一类道德性类传，在立传目的和流传上都与《史记》中《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有很大不同。由于它们多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补益社会风化的作用，因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正如《金史·忠义传》所言。这样一来，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通过类传这种形式得到了强化，它通过集中同类人物即“足风后世者”，并突出某种道德规范的方法，造成一种舆论引导力量，从而对社会伦理、道德风尚产生整合或重建的功能。随着以史为鉴思想的深入，后来史家多会自觉地利用这种类传的社会功能，他们对《史记》的追踪就是这种自觉性的表现。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史记》某些类传对后来史家认识史学之社会功能是很有影响力的，并且随时代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
还有很多类传虽然不明言是尊《史记》而作，但从思想和方法上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历代史学评论家对此多有发明。尤其是清代学者，他们对类传的认识不仅仅限于类传目次，而是尽量从思想的内在联系上发掘《史记》对后代史书和史家的影响。罗以智说：“《史记》有不别立名目，而他史亦为类传者，如扁鹊、仓公同传，此他史《方技传》之所祖也。如窦婴、田□同传，卫青、霍去病同传，此他史《外戚传》之所祖。”【19】洪饴孙《史目表》卷一在《扁鹊仓公》、《日者》、《龟策列传》处按曰：“此三传为诸史方术方伎之祖。”【20】吴承志认为：“《司马相如》以文辞立传，为《后汉书·文苑传》所从出”，“《淮南衡山》即《梁书》之《豫章》、《武陵》、《临贺》、《河东》四王传，《唐书》目为叛臣”。“《汲郑》即《隋书·许善心传》所称《梁史》之《诚臣传》”，“《儒林》、《酷吏》，俱以类相传”，都是“见世局所由衰”。《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止以搜括所遗”。【21】章学诚《文史通义·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称：“迁、固之书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叙于《货殖》，文君附著《相如》。”言外之意，后世史书作《列女传》，其思想亦发端于《史记》。可见，当清代史家用考镜源流的眼光探讨类传源流时，都自觉地地追溯到《史记》。说明《史记》在史书类传编纂传统形成过程中之地位已经得到公认。
在史家撰史的实践活动中，历代史家也能根据时代变化设置类传传目，并有意识地学习《史记》。李延寿著《南史》和《北史》，改变了每代各自成书的做法，而是把各代的帝纪、列传、后妃传等合于一处，循吏、儒林、文学、孝义、隐逸、恩幸等列传也各合于一处。《北史》序传记李延寿上书表曰：“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22】说明李延寿是自觉学习《史记》以类相从的编纂方法。刘知几也指出：南北史“君臣流例，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此为“《史记》之流”。但李延寿却没有接受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这样的合并固然使叙次井然，却不能把南北各代的变异显现出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全书共有列传45卷，全部为类传。很多史家认为它深得《史记》神髓，从形式上和一些类传的撰述宗旨和风格上看是这样的【23】，但在历史观念和撰述旨趣上，他与司马迁还是有差异的。后代史家学《史记》，大抵如此。值得注意的往往是那些新增类传，能够为人们研究某一时代突出的社会问题提供系统的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明史》中《阉党》、《流贼》、《土司》三传是新创名目。关于“阉党”，《四库全书总目》说：“盖貂□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则以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关于“流贼”，则曰：“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戒，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可比，故别立之。”关于“土司”，其“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明代自开国以后，农民起义连续不断；由于朱元璋等对朝臣不信任，造成宦官受到宠任，宦官权力过大成为明代政治中的一个长期的危险的毒瘤。【24】阉党乱极必然导致农民起义，这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而设立土司的方式则是明代施行的处理皇朝统治与地方少数民族辖区之间关系的特殊政策。《明史》撰者设立的新类传较全面地反映了明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特点，目的是“著乱亡之源”、“足为炯戒”，总结“控驭之道”。可见，当时史家通过类传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自觉意识已经非常突出了。
类传是后来史家通过对前朝或本朝历史的深入考察、研究、归纳而成的，它往往可以反映一定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尚，还反映出史家史学思想的变化，从中可见史学传统曲折发展的痕迹。类传在这些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时代特征的反映
优秀的史家，一般都善于抓住能代表这个时代特点的人物来写列传。如《史记》中《刺客》、《滑稽》、《游侠》等传，后史几无相沿，主要是因为这些类传所反映的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社会习俗和时代特征。后史虽有意追踪此类传记作《忠义》、《死节》传，但其思想内涵已与《史记》大相径庭。李百药《北齐书》设《恩□传》，“恩□”意为“得宠□进的小人”，而传中所叙多是出身寒门、荣登高位的人，表现出史家是站在高门贵族的立场，对这些人采取鄙视的态度。但作为史家，他们还是详细记载了寒士、庶族的兴起，反映了史家敏锐的历史眼光。同时也记录了南朝时期，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大量寒士通过各种途径走上政治舞台的政治现象。《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北齐书》等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果把南朝诸史相关的类传合观，这种趋势就更明显了。赵翼由此得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25】的规律性认识。他还从《后汉书》所设类传中，即《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总结出“东汉尚名节”【26】的认识。宋祁修《新唐书》列传，比之《旧唐书》，类传中作者根据唐代的社会状况，增补了《公主传》、《藩镇传》，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和唐代藩镇的情况。《元史》设《释老传》反映了元代宗教开放、中外文化融合的一些情况。此外，《宋史·道学传》、《清史稿·畴人传》等，都是以类传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某一时代或皇朝的历史特征。
（二）历史思想的变化
各史所设《孝义传》、《忠义传》、《死节传》等，名目不同，单从史家记载的侧重点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社会风尚和史家思想的变化。孝是对父祖长上尽孝道，兄友弟恭是为友，义则是对乡邻及更大范围人群的照顾。沈约《宋书》在类传中首创《孝义传》，标榜“孝行”、“孝廉”，这反映了魏晋统治者提倡的“以孝治天下”遗风犹存。如《孝义传》后论所说：“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新唐书》的“忠义传”、“死节传”主要表彰臣子对主上的忠义和气节，为巩固皇朝统治建立了一套伦理秩序和气节风范。《清史稿·孝义传》写了叶成忠、杨斯盛、武训三人，他们都是从贫困底层奋斗，致富后开办福利事业的一类人，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些新变化，他们的义行与传统社会有些不同，带有近代民主思想的意味，把他们放入孝义传，说明人们对孝义理解的变化，是有近代意义的。
（三）文化的传承与认同
元人编宋、辽、金三史，除《宋史》外，都是由少数民族皇朝统一修撰的前代少数民族皇朝历史，从它们的类传设立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对汉族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辽、金两朝都建立了修史机构，在翻译汉文经史方面成绩也很突出。其中《史记》、《汉书》、《新唐书》等，对他们的修史思想是有很大影响的，这在《三史凡例》中有明确的反映，它说：“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汉书》、《新唐书》。”关于列传，它强调“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比较辽、金史与前史所立之目，它们与《新唐书》的立目似乎更为接近。因为《新唐书》类传立目在正史中是门类最齐全的，它承《南史》的《贼臣传》，而立《奸臣》、《叛臣》、《逆臣》三传；仿效《后汉书·独行传》而立《卓行传》，并与《新五代史·一行传》呼应；它升《忠义传》为类传之首，与《新五代史》首叙《死节传》、《死事传》相一致。这些撰述和编次上的处理，是欧阳修宣扬“《春秋》之法”撰述思想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宋、辽、金三史的编撰思想，表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7】另外，《新唐书》修撰之时，北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故作者对唐末农民起义的攻击不遗余力，而使黄巢厕身于《逆臣传》中，单从这一点看，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与司马迁是无法相比的。可是，这种正宗史学观念在官方修史的体制下有很大影响，它们借此宣扬皇权统治的合理性，是史学与政治相互关联的一种表现，也反映出史学与多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发展的关系。
除司马迁类传编撰的影响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类传编纂传统的形成：一是官府提倡。史书官修制度为类传的撰写提供了有利条件，官方组织编写类传的目的首先是总结和继承政治经验，以维护统治和社会稳定；其次是为官吏选拔、考核、管理提供保证；三是为传播政治文化观念，移风易俗。总之，强烈的政治观念，促成历朝政府十分重视史书传记的编写。【28】《隋书·经籍志》“杂传”论述了官方修传制度，记曰：“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对于士庶人，官方也有留意。乡里组织的“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史意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这种说法是对古人之制的描述，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说明杂传的来源。《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开列的需报送史馆的事项中就有“祥瑞”、“天文祥异”、“孝义旌表”、“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等。这些材料为正史类传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二是杂传兴盛。魏晋以下，“品藻人物”，提倡“名教”，讲究“风化”，推动了各种别传的撰写。《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的有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类聚区分”的形式。说明史学与社会的接触面更广泛了。《隋书》没有对杂传分类，《旧唐书》则将“杂传记”分为10几类：褒先贤耆旧、孝友、忠节、列藩、良史、高逸、杂传、文士、仙灵、高僧、鬼神、列女等。此外，越来越多的文集中也收录各种传记，成为史家撰写列传的资料来源。
我们可以说《史记》开创的类传反映了古代史家著史“以观风俗”的愿望，因此类传相比其他类型的传显得文采不够，这主要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后来史家大都能理解类传的这一特点。直至近代，魏源重修《元史》，成《元史新编》，将类传的方法和历史分期相结合，使类传的史学方法得到新拓展。梁启超也主张用类传的方法改造二十四史。他们这些实践和主张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直至今日，类传的传统不仅沿用不衰，而且有日趋兴盛的趋势。【29】各个学科领域的传记几乎都在运用这种方法，如史家传、科学家传、文学家传、发明家等等，都反映了类传传统的强大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