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是以列表的形式，记述历史的有关内容。它按时间详略及内容、性质分又有世表、年表、月表、世系表、职官表、人名表、部族表等。史表作为一种史书体裁，成为史学著作体例之一而被确立下来，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把表与书、本纪、世家、列传综合为一体，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表现形式，为世所称道。其中，史表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然而，后来正史缺表情况也较严重，仅《汉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元史》有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作表难，二是读表难，三是流传不易，四是史表多受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曰：“史家之难，在于表志，而表文经纬相牵，或连或断，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刘知几考正史例至为详悉，而《史通》已有废表之论，则其他可知。”【1】其言允矣。但表之重要，在清代史家提倡尤烈，其读表、研表和作表用力之勤亦为前代史家所少见，有关史表的运用理论也层出不穷，说明史表在清代更加成熟。而此前历代史家也不断有追踪司马迁，制作史表，研究史表，逐渐形成了运用史表、研读史表的传统，并提出了很多关于史表编纂和应用的理论，对今天史书编撰仍是很有价值的。
第一节 《史记》十表及其影响与史表传统的形成
司马迁之后，班固《汉书》仍沿用表体，但是受到刘知几讥评甚多，加上魏晋南北朝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史著散佚，表的编纂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即使如此，史表在史著编纂和一些私家著述中仍有所应用，观刘知几《史通》之《表历》、《古今正史》所记，可知唐以前史表之发展：
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又据《古今正史》篇记载：东汉时，朝廷为了编纂从光武元年到安帝永初间的历史，曾“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刘珍、李尤等人死后，朝廷“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至汉桓帝元嘉元年，大军营司马崔□、议郎朱穆、议郎延笃等人又杂作《百官表》及纪、传，纂成《汉记》。自此之后，社会动荡，史臣废弃，旧文散佚。至魏文帝黄初中，《汉记》已残缺，当时史臣又著有《先贤表》。晋司马彪即在这些著述的基础上写成《续汉书》，“录世十二，编年二百”，多少吸收了前人作表的成果。
从刘知几这些记载来看，汉、晋至南北朝时期，史著作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且人们评论《史记》史表也多有肯定的言论。如东汉张衡作《应间》云：“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谍之，烂然有第。”【2】注曰“谍，谱第也。”实乃张衡赞《史记》功臣表的创作。齐梁时刘杳引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3】等等。可以说，这些评论代表了一部分史家对《史记》作表的态度，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表的制作。
刘知几对史表还是很关注的，并有一定的评价标准。他批评《史记》的表，说“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4】这里刘知几只是以《史记》记人的特点来看待表的作用，实际上，司马迁作十表的宗旨并不是记人，而是记事，目的是“综其终始”、“一观诸要”，将“盛衰大指著于篇”【5】。而刘知几并未很好地理解《史记》纪传体五体配合、表为纲领的优长，以及司马迁作表的宗旨。但在把表单独拿出来观览时，刘知几对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肯定的。他说：“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6】他认为，史表书法谨严有体，并且不受时空限制，同时弥补了编年和纪传之不足。此外，他还认为在分裂年代，如在春秋、战国“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之时及十六国时期“不附正朔，自相君长”的状况下，作表“以统其时，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可以起到“甄明”的作用【7】。这实际上指出了史表在遇头绪纷繁时纪年上的优势。总之，在他的思想观念里，史表作为一种独立史书体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独具特色的。尽管他批评史表的言论在后世屡遭责难，但他关于史表作用的一些言论多少也能启发后代史家更好地运用史表，这是应该肯定的。
由于表有这些优点，唐宋以降至近代，私修诸纪传体史有表者不断有所增加【8】：
《续后汉书》90卷，元郝经撰，凡年1卷，原书久佚，年表全佚。
《季汉书》56卷，明谢陛撰，有《兵戎始末》、《人物生殁》，卷首冠以论、答问、凡例，以明全书之宗旨。
《宋史质》100卷，明王洙撰，《宰执年表》附传略7卷。
《宋史新编》200卷，明柯维骐撰。
《山堂别集》100卷，明王世贞撰。
《尚史》70卷，清李锴撰，为改修《史记》，上起轩辕，下迄秦代，有年表4卷。《四库全书》著录，盖又多分子卷，非有增益。
《季汉书》90卷，清汤成烈撰，未见传本，为莫友芝所称，谓此书于表、志用力尤勤。
《西魏书》24卷，清谢启崐撰。
《晋略》66卷，清周济撰。
《续唐书》70卷，清陈□撰。
《十国春秋》114卷，清吴任臣撰，有《十国纪元世系表》、《藩镇表》、《百官表》各1卷。
《宋史稿》219卷，清陈黄中撰，是书未刊，稿本已佚。
《元史新编》95卷，清魏源撰。
《明史稿》310卷，清王鸿绪撰，收入《横云山人集》刊行。
《明书》，清傅维鳞撰。
《蒙兀儿史记》160卷，屠寄撰，表12卷，1934年刊成。
《新元史》257卷，柯劭□撰，表7卷，书成于1920年，有铅印、木刻两本。
《渤海国志》4卷，唐晏撰，撰于民国8年。
《渤海国志长编》20卷，金毓黻撰，表4卷，辽阳金氏千华山馆1934年版。
这类史表之作虽大多集中在清代，而史家重新重视史表实始于宋代。郑樵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9】其评价之高，引起很多史家探讨《史记》史表的兴趣。熊方首先为正史补表，作《补后汉书年表》10卷，其自序云：“臣闻昔司马迁、班固之为史皆谨于表年，从《春秋》之法大一统，以明所授，盖天子之事也。至范晔作东汉史仅毕纪传而表志未立。萧梁时刘昭补注旧志，又不及表，殆非圣人所以辩正朔、存褒贬之意，史家大法于此堕废。”【10】他回顾了自司马迁创立史表以来，表的发展状况，认为史表的价值在于“辩正朔，存褒贬”，并赋予它“史家大法”的地位，由此提倡重视史表。宋吕祖谦对《史记》评价很高，他也是第一个对《史记》十表进行总体分析、逐一考辨之人。他还撰《大事纪》通释3卷，解题12卷，模仿司马迁史表的形式，对周敬王以后的史事加以增补考订。《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是书取司马迁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后事，复采辑诸书以广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汉武帝征和三年，书法皆祖太史公。”并指出吕祖谦此举在当时的学术界开辟了一种新风气，“当时讲学之家，惟祖谦博通史传，不专言性命”。由此可见，看重史表之学，实开一种讲求严谨考据的学风。不仅如此，他也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新的《史记》研究课题。这种研究史表之风气的出现，一方面与当时正史接续《史记》启用表体有关，如欧阳修《新唐书》上继《史》、《汉》遗风，创《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等，这必然引起史家对史表的关注，而加以讨论。另一方面，也与宋代注重阐发史书大义深旨之风有关。如吕祖谦说：“《史记》十表，意义宏深，始学者多不能达。《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所以观一时之得失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也。”【11】其后，魏了翁亦曰：“司马子长网罗放失，创为纪传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无所总一以寓其经世之意也，则年表作焉。”【12】此外，林□、黄履翁等都有类似看法【13】。他们注重阐发司马迁通观时势的识见和经世致用的精神，这对人们理解《史记》表的思想价值和司马迁作史宗旨是有益的，他们的对表的看法确实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李焘所著《历代宰相年表》34卷，已颇具规模，可以说是宋代史表之风渐盛的产物。
明清以降，注补、考证、表谱等类史表蔚然成风，仅《二十五史补编》收此类著作就有153种之多。当时史表之作以补证正史史表为多，张之洞《四库简明目录》称：“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兹略列正史注补、表谱、考证之属，以观其大概。
《读〈史记〉十表》10卷。汪越撰。
《古今人表考》9卷。梁玉绳撰。《清白士集》本。
《人表考校补》1卷，《续考校补》1卷。蔡云撰。自刻本。
《后汉书补表》8卷。钱大昭撰。汗筠斋本，粤雅堂本。
《三国职官表》3卷。洪饴孙撰。道光元年李兆洛《合梁疆域志》刻本。
《南北史表》6卷。周嘉猷撰。原刻本。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未刊。
《元史氏族表》3卷。钱大昕撰。潜研堂本。别有《元史稿》100卷，未刊。
《历代史表》59卷。万斯同撰。原刻足本，初印本少末6卷。
《唐学士年表》1卷、《五代学士年表》1卷、《宋中兴学士年表》1卷，钱大昕撰，德清徐氏刻本。
当时，表的应用亦极广泛，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也涉及古史、地理、谱录等方面，略举如下：
《古史考年同异表》2卷。林春溥撰。《竹柏山房》11种本。——古史类
《太平寰宇记》193卷。宋乐史撰。江西乐氏刻本，万廷兰刻本附《一统志表》。
《漕运通志》，明世宗朝杨宏撰，全书3略，其序称：表立则经见，略辑则纬彰。
《皇朝藩部要略》16卷，《表》4卷。祁韵士撰。道光丙午家刻本。——地理类
《周公年表》1卷。牟廷相撰。福山王氏刻本。
《孔孟年表》2卷。林春溥撰。竹柏山房《十一种》本。——谱录类
《史表》1卷。洪饴孙撰。李兆洛刻本。乃合编历代史目录，实为目录表。
由此发展，史表还成为史学研究的体裁和方法，出现了一些史表专书，其中万斯同的《历代史表》、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吴廷燮的《历代方镇年表》、黄本骥缩编的《历代职官表》等，都十分有代表性，下文将做进一步评述。
总之，《史记》开创十表之后，后人在表的内容、形式和运用上又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不仅用表纪年月，典章文献类专书也大量运用表体。《史记》的诸侯年表，实际上启发和影响了后代世系表、宗室表、职官表的撰述。这一点，元初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他在说明立帝系考、封建考的缘由时已经指明二者的密切关系：“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14】说明《史记》十表对后来纪年表和讲制度沿革等专题性表作的影响很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列传、书等体例也启发了后来史书某些史表的设立，最为明显的就是《辽史》。其《游幸表》序记曰：“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太祖经营四方，有所不暇。穆宗、天祚之世，史不胜书。今援司马迁别书《封禅》例，列于表，观者固足以鉴云。作《游幸表》。”《部族表》序又记：“司马迁作《史记》，叙四裔于篇末，秦、汉以降，各有其国，彼疆此界，道里云邈。不能混一寰宇，周知种落，邻国聘贡往来，焉能历览。或口传意记，模写梗概耳。”《辽史》仿《史记》的《封禅书》和少数民族列传，作的却是表，原因是它对司马迁著史的思想和宗旨有较好的把握，前者取的是司马迁褒贬劝诫之旨，后者取其注意少数民族历史的思想。而体例是为了表达思想，故不必拘于体例，说明当时史家对撰述宗旨与体例的关系已有很深刻的理解。这样一部少数民族史书，有这种认识，也可见出司马迁史学对后来史家影响之深远。关于史表的内涵和运用理论就在这种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